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2） 1 职业地位认同与差异调查表明（见表1-5 ），人们心目中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意见比较统一。排在前列的几中职业依次为：私营企业主（779%）、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73 8%）、党政机关公务员（733%）、专业技术人员（706%）。这说明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相对而言比较一致，集中在收入高、稳定、体面等这样一些职业类型。另在父母对子女职业期望的调查中，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点。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上述几种职业中的一员，这正好可以佐证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表1-5 社会公众认为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职业地位单位：次，％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党政机关公务员2227 73 3 办事人员与职员1042 34 3 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2243 73 8 个体工商户659 217 专业技术人员2145 70 6 企业工人 /商业服务业人员410 13 5 私营企业主2367 77 9 农林牧渔劳动者12 04 自由职业者1388 45 71职业地位认同的性别差异调查表明（见表1-6 ），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上并无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对中产阶层职业认同都集中在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高收入的职业群体。 2 职业地位认同的年龄差异调查表明（见表1-7 ），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职业地位的认同略有差别：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年龄越大认同的比例越高；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年龄层次较小的认同程度更高；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中间年龄层次的人比较认可。尽管如此，各个年龄段的人对中产阶层职业的分布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3 职业地位认同的城市差异调查表明，各城市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定比较趋同，差异很小。北京和上海两城市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广州、武汉和南京。广州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北京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教育层次认同与差异关于中产阶层的主流人群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层次，社会大众的意见最为集中的是本科以上（498%），其次是大专以上（256%），有157%的人认为没有学历的限制，只要有钱就是中产阶层。 1 教育层次认同的性别差异调查显示（见表1-10），社会大众在中产阶层教育层次的认同上没有差异，一致认为中产阶层应该具备“大学本科”的文化层次。整体上看，女性对中产阶层的学历认同要略高于男性，例如，女性选择“大专”和“高中及以下”的比例之和为 286%，而男性则为314%；女性选择“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比例之和为57 3%，而男性则为513%。 2 教育层次认同的年龄差异研究表明（见表1-11），在认同中产阶层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 “20～29岁”这一年龄段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90%。他们出生于70、80年代，正是大学扩招的受益者，这一群体中间的大学本科比例远大于社会其他年龄群体，因此他们更加认为中产阶层必须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 3 教育层次认同的城市差异调查表明（见表1-12），在认为中产阶层主流人群至少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群中，上海市民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86%，南京和北京的认同程度也超过了半数，广州市的认同比例最低，只有404%。这说明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市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要高于广州。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上海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众多青年才俊和纷纷流向北京、上海，这就使得整个城市的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快速提高。从以上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在经济、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中，人们对经济条件的认同最为模糊不清，许多人感觉这个标准很难界定。一是因为，经济指标是连续值，区分月收入5000元和4999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能说月收入5000元的就是中产阶层，而4999元就不是中产阶层。二是因为，因为各城市人们的收入标准不一样，有的甚至差别很大，比如上海、北京城市中高薪的人员比较多，以月收入5000元为标准，肯定算是偏低的，而在南京、武汉这样的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高薪的很少，一般3000元就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简单以一个数据标准很难适用于不同的城市居民。三是因为，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是以夫妻两人的总体收入来支持的，因此不能说妻子的工资收入低，就不能享受有高薪收入的丈夫而带来的生活享受，或者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如此，那么低收入的妻子算不算中产阶层呢？诸如此类困惑，让社会大众在回答问卷时，感到难以取舍，最终只好以一种笼统的感觉而来做选择。与此相反，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和教育认同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几乎没有产生太多的疑义。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身份和文化教育层次是有较为固定的印象。这说明了当前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还是“学而优则仕”，通过教育来筛选社会精英，使之从普通大众中凸显出来，向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流动。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着较为规范的社会流动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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