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1）台湾自19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substitution）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orientation ）经济形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创造了许多社会流动机会，促成社会阶级结构的明显转变。萧新煌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下的工业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与都市化（都市人口的集中化），都使台湾的社会结构出现两个新生的阶级，一是城市的劳动阶级，一是城市的中产阶层；相对地，二战后原为主要阶级的小农则持续下降为一个极为弱势的阶级。萧新煌：《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1988，第375 ～401 页。魏镛甚至认为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已日益接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化社会。魏镛：《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1985, 第38页。这些研究对台湾社会阶级及结构变迁现象有以下的发现：土地改革后对小农阶级在工业化及挤压的农业政策下，不断流入都市成为劳工阶级，这使得小农阶级逐渐没落，而都市劳工阶级则不断成长；另外，出口导向也使得都市中出现许多介于资本家与农工间的社会阶级类属，他们包括有生产工具的中小业主、没有生产工具的公/ 民营企业经理阶级、中上级公务人员、企业受雇者、自由工作创意人、专业知识阶级等，这些人被泛称“中产阶层”，是台湾数十年来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在另一方面，台湾的社会政治环境，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处于极具变动的状态 ——自力救济社会运动以及新政党的兴起，2000年国民党“总统大选”挫败更是国民党掌控威权的转型年，关于台湾政权的转型与转移已有许多解释，包括国民党政治团体的内部危机、反对运动的积极参与、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内外环境因素的交替影响。林素琴：《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论文——阶级文化与政党文化形象》, 台北，1994，第2 页。其中就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而言，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往往牵涉到前面提及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中产阶层”的兴起被认为在台湾威权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角色。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产业结构在经济成长中经常被用作评量其社会进化层次的依据之一，也是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指针之一。1951年，也就是经济计划实施前，台湾农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为3228% ，工业占2133% ，约占五分之一，19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在其经济体系中长期维持重要的地位。但到了1971年工业生活3894% ，远超过农业的 1307% ，其后工业一直呈现快速成长，至1986年达4711% 的最高峰，同期农业仅占5 55% ，而同时期服务业呈稳定状态，约在4598～4794% 之间。但1988 年服务业首次超过一半（5013% ），且持续成长。服务业呈现质变，由蓝领阶级为主的服务转变为信息服务。至1998年农业为2 73% ，工业为3493% ，而服务业为6234% 。从工业化以后，台湾经济年均成长率亦出现可观的现象。从1951～1979年年均成长率是9 1%。其中1950年代约为7 7%，1960年代为9 0%，1970年代仍达10%，但其中1974年及1975年因能源危机的影响出现低成长，分别为1 12% 、8 03% 。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仍维持8 6%。但随着工业“成长极限”的出现，自1988 年以后一直维持在5 39% ～8 23% 之间，1998年的金融风暴更降低至5 3%。台湾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力求增加“国民所得”，此一中心原则的效果亦在同时期中展现出来。1952年平均“国民所得”为263 美元，1980年为2054美元，1985年3142 美元。至1997年已达12019 美元。而且台湾的所得分配亦有缩小的现象。1950年台湾最高20% 所得阶层与最低20% 所得阶层，每户年平均所得比率为15∶1 ，到1979年降为4 34∶1 。这显示台湾在经济成长与经济公平上力求实现民间均富目标的努力。可是随着经济成就越大，此一努力似乎有限。自1981年起贫富差距再持续加大，由4 21∶1 扩增到1997年的5 41∶1 。陈瑞贵：《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性之研究》，台北：亚洲未来趋势研讨会2001年6 月9 日。 1 一个新中产阶层的壮大台湾的社会结构在二战后50年里，经历了相当快速而显著的转型，具体地说，即是其阶级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和连续性的消长，如地主阶级的消失，小农阶级的产生；小农阶级的流失，蓝领劳工阶级的崛起；都市小资产阶级（不雇用家庭以外劳动力的小店东）韧性延续和削弱；旧中产（小雇主）阶层和新中产（专业白领和管理白领）阶层的同步壮大；以及资本家的凝结和坐大。萧新煌：《变迁社会与人群变迁——讲座》，台北: 《阶级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崛起》，2003。换言之，二战后台湾社会已经呈现出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雏形，尤其是在 1980年代以后，此一变迁趋势特别明显。虽然它还在形塑当中，但明显的迹象是 “传统”阶级（如小农、小资产阶级）持续式微削弱，“现代”阶级（劳工、中产和资本家）则上扬扩大，社会流动的频率则颇为可观。陈光兴：《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想》, 台湾清大亚太: 《文化研究室城市中华人的文化生产论坛——专文》。随着新阶级的崛起，上述垂直社会流动也在1990年代逐渐降低，过去大量涌现的“多元阶级家庭”势必将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未来“单一阶级家庭”的浮现。更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家庭主义”过去所发挥淡化阶级利益矛盾的作用将逐渐消失，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亦将加大。相当可能的另一结果是，阶级差异在下一世纪初将跃升成为集结、动员利益分配和价值冲突的主要来源。因此，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的问题势必成为21世纪台湾社会的冲突点。萧新煌，同前引文,2003 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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