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就职员阶层本身来看，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基于职业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威胁。由于上海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决定政治选择的更多是个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层次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分析思考，特立独行。因此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像在产业工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 页。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1925 ～1927年职员运动虽已有了先声，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员，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被号召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觉，实在是很薄弱的，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0 、717 页。其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集中了大批的职员，如金融业、百货业等，这一变化有利于现代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职员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 月至1934年4 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 36491 次，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 ，择业问题占15% ，改业问题占15% ，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880 人中，国内外大学毕业3949人，专科学校毕业2753人，师范学校毕业2238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2845人，中学毕业 4638人，中学肄业3043人，其他1414人。谋职者以中学文化程度为多，但大学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而经职业介绍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仅及1/10。《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见《教育与职业》，民国23年第156 期，第317 ～318 页。孤岛时期，职员实际收入只抵战前的1/4 ，中级职员几乎降至低级职员水平。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1947年9 月四行二局职员实际收入不到战前的50% ，685%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5 页。而“大学教授讲师，欧美留学专家，任教于本市著名中学者，颇不乏人”，“专家名师，数校争聘，虽为形成兼课之一因，然薪给过低，一校所得，难维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于生计，乃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实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专任，确非实际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1948，第67页。生活经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这一阶层终于认识到只有联合互助，共谋社会进步，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给予上海职员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大规模的综合政治团体——1936年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但由于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救国会也只是包含许多先进职员的团体，并且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这使得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造成运动范围的狭隘。朱邦兴，同前引书，第717 ～719 页。30 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变化，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时，职业团体多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福利为首要工作，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银联）、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洋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余联谊社、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新药业同人联谊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谊会、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按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已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6 ～777 页。1937年共产党恢复与重建了上海地下党，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建立起组织系统，1937年底“银联”和“洋联”已建立中共党支部，1938年中共保险业支部成立并推动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筹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388 、390 ～391 页。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在上海确立相当优势，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业的400 多个工会，会员约30万人，在阵容上超过了国民党。各业共产党员就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7 页。据不完全统计，教师中的党员到解放前夜已约有700 多人，全市三万多大中小学教师中参加各种进步教师团体的约6000多人。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 页。虽然一般情况下职员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争还没有升级为城市暴动等与当局的武力对抗，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8 ～779 页。“在饥饿的体验中，我们理解了内战，为了永远免于饥饿，只有停止这制造普遍饥饿的内战，我们要求以真正民主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同前引书，第213 页。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求生抗争中转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阵营中，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危机和统治系统的瓦解。肇始于求生存、求发展的职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共产党反抗当局的有组织斗争中，其产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关键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体，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特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虽然它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缺乏完备的政治纲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息息相关，但其本身政治倾向的演变、发展与激进转向，却演绎出一段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同社会变迁之间复杂而生动的斗争历史。时代的变化自有其内在的轨迹，虽然老一代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消亡，但他们烙在历史中的深刻印记，却为今日的海派文化所留存和记忆，其点点滴滴早已汇入上海历史变迁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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