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3）
庞大的具有现代专业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日益增多的现代文化机构密
切相关，截至抗战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学校，几十所图书馆、博物馆、体育
馆，几十家广播电台，几十家电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机构与医院，上千家报纸杂志
社、通讯社等。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为城市的现代文化设施与日益扩大的社
会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巨大的供需市场结构使知识分子具有特殊
的优势介入社会，成为促进上海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忻平，同前引书，第137 页。
作为知识阶层，其首要特征是以知识求生存，以文化求发展，将本能的个人谋
生行为上升为一个阶层自觉的现代社会实践。同上引书，第137 页。在欧洲，只有
当庇护人制度开始衰落，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需求知识产品的更为广大的公众之时，
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
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6 页。同样，伴随着上
海社会转型和文化商业市场的发育，从传统社会中心退居边缘的知识阶层，却因现
代社会的发展促成了他们在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功绩。通过各种文化
活动包括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确
立起现代化启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独立人格。其文化自觉表现为文化主体意识的树
立，现代社会准则的维护，传播科学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会道德的实践。与“重
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相比，转型期上海知识阶层的文化活动展现出更为广阔的
社会历史内涵，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无论在内容、方式还是向度上都发生了重要变
化。不同于职员阶层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知识阶层更多的是以独立人格和自主
意识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源于近代以来知识阶层从官僚统治阶级中分离
出来，其读书取仕为业的传统角色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在于商品经济、文化市场给
他们提供了保持独立人格所必需的生存基础和职业基础，并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社会
身份。正如陈明远所指出的，“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的鲁迅，其独立人格和
自由思想，是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的。陈明
远，同前引书，第160 ～161 页。
其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阶层将文化的主体意识与社会改造、社会运
动相结合，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救亡御侮的现实相勾连，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他们与职员阶层同属中产阶层，但两者在政治态度、价值观
以及社会意识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多重复合体，既是中国
社会现代素质最高的群体，具备了西方知识分子“按自己理性行事应当成为行为的
基本准则”（康德）的理性人格，并要求将此外化为独立的社会人格来改造社会，
又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濡染，时时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规范自我。围绕这一切的社
会行为与目标取向均指向了现代化，哪怕他们既无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又无现代
法理与民主机制的保障。因此，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知识阶层走过了一条从改造
传统文化到改造整个社会之路。忻平，同前引书，第139 ～140 页。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知
识分子。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第一批党员53
人中有据可考的为44人，其中教授7 人，编辑、翻译、记者7 人，律师1 人，国民
党左派1 人，中小学教师6 人，留学生6 人（内勤工俭学4 人），大学生10人，中
学生5 人，工人只有1 人，平均年龄不到26岁。王来棣：《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几个问题》，杭州：《浙江学刊》1981年第3 期，第12页。关于工人人数，另
有2 人之说，见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第72页。虽然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改造社会之路在1927年已经幻灭，
但此后众多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实践，却依然贯穿着同样的目标指向，表现为以
群体效应发挥角色功能的理性选择行为。1930年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人签署成立
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公开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的自由宣言；胡适和新月社同人
以争取现代人权与思想言论为目标，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1930年“左联”的
成立，更是把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活动改造中国的群体效应发挥到极致，形成了政治
活动处于低潮而文化活动进入高潮的巨大反差，文化实践事实上成了知识阶层干预
和改造社会的最具优势和效能的途径。忻平，同前引书，第143 ～144 页。
其三，由上述特征所决定的是知识阶层发展的指向基本以外在的社会矛盾的更
替与演化为杠杆，其作为“社会良知”的责任感往往演化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历
史使命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后，就逐步放弃自我认同，为改造社会服务
的直接功利性将其文化传播的社会化过程流失为一种文化意识及个体价值的湮没过
程。放弃超越时代的自我追求以适应时代作为一种社会期望与社会认同，规定了知
识阶层的目标期望与行为选择，表明了以超越精神为内核的知识分子本质规定与中
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冲突，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欲实现社会整体改造而不能、欲
实现自我文化认同又不为时代所容的矛盾之中。欧阳哲生：《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
选择》，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 期，第87页；忻平，同前引书，第146
～148 页。鲁迅体察到了知识分子这种难以避免的命运，“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
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因此，“知识阶级能否存在
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
这能使能力分散。”正因如此，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
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
闹，不过他们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
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88 、189 、191 页。社会压力
之下自我体认的弱化与转化，造成其宽容态度的萎缩和猜忌多疑、易怒易恨的性格
及心态，并通过一种群体疏离化与异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使30年代的上海知识阶
层尤其是文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纷争和矛盾，削弱了知识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
发挥的群体效应与社会功能。忻平，同前引书，第145 ～146 页。
在分析上述知识阶层整体性特征的同时，还须看到知识阶层职业多元化与内在
异质性并存的特点。这种多元化与异质性的存在既由于职业上的区分，更在于政治
态度、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上的分殊。知识阶层中既有投身政治实践的社会活动家，
也有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的社会批评者，他们执着于以理性建构社会的理想，其社会
关怀精神最为显著，但同时也不乏远离政治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参加任
何政治派别，蜷缩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地或文化领域里，竭力回避政治旋涡。齐格
蒙·鲍曼将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分裂”定义为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之
区别。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 ～229 页。对当时这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做进一步
的考察，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即使是胸怀社会改造抱负的总体性知识分子，也
是一个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思想倾向大异其趣、社会身份难以划一的异质性群体，
从《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与解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不同的发展轨迹，虽然在维护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与自由的传统价值上
双方仍具有同一性，但“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
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齐格蒙·鲍曼，同前引书，第228 页。而在
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分殊的背后，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答的困惑
：前者要实现理想目标，将付出自我认同弱化与独立人格丧失的代价；后者虽保持
了人格独立和完整，却主动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抱负。这一两难境地使知识阶
层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转型时期上海知识阶层所体现出的上述特征，
事实上证明它还未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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