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2）随着上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加快，新兴职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职员就业在总体上供不应求，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颇受青睐。对新式职业的职员（女职员除外）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对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一般不难得到优厚的收入。张仲礼，同前引书，第 745 页。1921年邹韬奋自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月薪 120 元。三联书店编《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北京：三联书店， 2004，第147 页。同年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时，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72 页。随着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 元，校长最高可达100 元。中学教师月薪平均433 元，校长最高可达180 元。《上海市教育统计——民国十八年度》，第52、93页。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南京：《民国档案》2003年第1 期，第63页。复旦大学各科主任月薪100 元，一般职员40～60元。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 页。20～30年代因上海经济发展对律师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8～1930年律师报酬的公费数额（指委托人按法律规定支付律师的报酬）上海为全国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审所收公费之最高额为800 元，民事案件达到1500元。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72页。30年代，史良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办理的第一桩民事案件胜诉后得到了500 大洋。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8 页。同时，上海作为全国文化重镇和出版事业中心，20年代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依靠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的收入来保证生活。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3～64、54页。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学归来后，1927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书成为其公开职业，译稿费每千字2 元，每天译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 元。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129 ～130 页。鲁迅从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 年间，据陈明远考证，平均每月收入700 多元（约合今人民币2 万多元），属于当时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同时也是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 页。如果对中产阶层职业收入和职业地位作具体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位结构分层。直接表现为中产阶层不同行业和不同级别在收入序列上的差异以及自上而下递减的收入规律。抗战前四行二局一般职员月收入（含各项津贴）在100 元以上，中小银行中级职员在50～60元之间； 30年代上海报社主笔月薪200 ～400 元，编辑主任100 ～200 元，编辑40～100 元；新式商业系统的高级月薪100 ～200 元，普通职员20～40元或10～30元不等；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 ～747 页。相较于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异，行业内部的分层更为显著，上下层的差距有数倍甚至十几、二十几倍之多。以政府公务员为例：1928 年市长的月收入为675 元，局长、秘书长和参事同样薪水丰厚，月收入为450 元。其余45% 的雇员每月挣60～250 元，45% 的低工资者每月收入20～50元，还有极少数人每月基本工资为20元。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为1 ∶225 。《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年刊（1928年）》，第411 页。转引自〔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 ——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89页。在外资企业服务的职员收入可观，差距更为悬殊。销售部主任可月进千元，高级职员在200 ～400 元，中级职员100 元，普通职员50元，练习生10～20元，高低相差50～100 倍。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 页。文化人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按稿酬标准及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4 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 ～2 元，每月个人生活费及书刊费约20～30元，结婚成家后每月生活费需60元左右；小有名气的作家稿酬为千字 2～3元，生活费120 元；二等作家已成名，稿酬为千字3 ～5 元，生活费至少160 元，月收入有200 元左右，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一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 400 元甚至更多。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02 页。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按照职业地位和职业收入作一个初步的划分，那么新中产阶层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市政府的市长、局长、秘书长、参事，企业、公司、银行及商业系统中的厂长、总工程师、经理等高级职员，大学校长、教授，报社主笔，著名作家、律师等应属于上层，其职务或地位在同行中为最高级别，月收入至少在200 元以上，其中一些人处于向社会最上层的精英阶层过渡的位置。中层包括市政府中的科长、一等科员、二等科员，企业、公司、银行的中级职员，工程师，大学讲师，中小学校长，部分中学教师，编辑主任，小有名气的作家等等，其职务和收入都处于行业的中等地位，月收入一般在80～200 元左右。下层基本上由处于行业末端的几个级别组成：市政府中的三等科员、办事员、雇员，企业、公司及银行的普通职员，商业系统的普通店职员，小学教师，打字员，练习生，文学青年等等，月收入大约从20～80元不等，其人数构成中产阶层的多数。同处职业地位序列等级的上述群体，由于行业间收入的差异，在收入上有超出或不到各等级划分标准的情况时，应根据职业性质和职务地位作出相应的界定。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工人生活的统计调查，1928～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 元，一般为158 元；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 元，一般为125 元；此外加上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4 ～5 人的工人家庭，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同上引书，第75页。 30年代国内学者以月薪34元为低收入档次的标准，可见，中产阶层下层中的普通店职员、练习生、私小教员的收入与一般工人家庭工资收入水平相似，而且要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支出，非得有一人以上家庭成员就业不可，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7 页。因而处于较清贫的境地，其余部分则基本属于平均生活水准上下。如果仅就工资而言，中产阶层的部分下层人士并无多少经济上的优势，其区别主要在于职业本身劳动性质的差别以及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此外，由于新兴职业实行的多等级、小级差的工资制度及科层制特点，新中产阶层的下层较工人有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而逐年晋升事实的存在，使得下层中产阶层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低薪的待遇并且不失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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