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2）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促进了金融业、商业、加工业、运输业的发展，许多新兴职业的出现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已有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人群：洋行雇员、进出口商店伙计、新式学堂教员、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职员等。据1909年的不完全统计，上海至少有165 种行业，一些行政、文化、娱乐业机构还不包括在内。上海商务总会：《华商行名簿册》，1909，转引自乐正，同前引书，第80页。1895年统计，上海约50万城市总人口中商业从业人员7 5 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3页。到20 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了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合计近20万人，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22 、724 页。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6页。南京路上除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外，还有近200 家专业商店。1926年开业钱庄达87家，1919～1925年，开业银行年平均数为49家，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有340 余家。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28 ～530 页。以移民为劳动力主体的各种新式职业的发展，是20～ 30年代上海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的表现，反映出城市自身演变的内生型动力的不断增强。作为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向上海的集结，既是20世纪新型教育体制及社会分工和转型的产物，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40～50年代以后，从上海和江浙邻县地区逐渐集拢来一些旧文人，与“西儒”一起译书、办报、开学堂、立书馆，结成上海租界上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同前引书，第729 页。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约有1200人。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张仲礼，同前引书，第1025～ 1026页。1909年增加到4000人。这些新型文化人大体上的构成是：①在教会工作； ②在西人文化机构工作；③在国人自办的文化机构中工作；④靠知识独立谋生。这些人只有很少几个是上海本地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从传统文化人到新型文化人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转变、自然集结的过程。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4 期，第258 、263 ～264 页。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在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主体意识更加强烈，体现在迁移目的性上的个体主动性更强。20～30 年代迁入上海的知识分子堪称中国文化界现代性最强、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几乎为清一色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此外在本土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各类各级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外地人，大中学校生源中外地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要精确统计20～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包括学校体制内的教师群体）的人数十分困难，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1936年上海中小学教职员与新闻记者有3 万人，1946年自由职业者为53584 人，1950年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在20万上下，如果仅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计算的话，包括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人数不会少于40万～50万人，甚至更多。忻平，同前引书，第132 ～137 页。上述以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他们与传统老中产阶层的区别，在米尔斯看来，主要在于财产关系的变化。消极地说，这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 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页。而无论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他们都是上海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转型的产物，构成了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给予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以深刻的影响。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