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不足论定
      
          有幸同时读了王克文著《西安事变的神话与历史》( 《明报》1997年7 月号) 
      和毕万闻著《相忍为国,一致对外——谈张学良幽居期间与周恩来的往来密信》( 
      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两篇史事分析文章读来心绪万千,感慨无
      垠。
      
          王氏长文独具一格,以“神话”解析这一代混浊的历史纠葛,令人还想再读。
      用“神话”评价,还是王氏心存厚道。
      
          按“神话”——古人以宇宙现象,悉由神之所为,自觉不是人力所及,遂产生
      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是为“神话”。但是,不光明、荒诞、诡诈的谎言,何
      “神”之有? 正如王氏文中所说:“一方面固然隐藏了真相,一方面却又透露了另
      一种真相。”因为任凭是神话与传说,在懂得读史者的面前,都可以搜索出它的创
      造背景。仅提出几项问题为读后感,请教于历史学者。
      
          一问
      
          王氏以蒋介石日记为“神话”,不期然这“神话”的发展使蒋介石成为“是早
      想抗日而忍辱负重”,张学良成为“是急欲抗日而不顾一切”,两人都是抗日的
      “先知先觉”,而西安事变也变成了纯为抗日而发的爱国行动。王氏又说:这个神
      话编造的方向,得到张学良本人的支持。王氏根据1968年香港《明报月刊》披露之
      张氏所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分析出“张学良支持台湾版西安事变神话”,这样
      一来,“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而发动的,也从此成为定论”。按所谓《西安事变忏
      悔录摘要》第一次出现在1964年《希望》月刊第一期,距王氏所见《西安事变忏悔
      录》早了4 年,笔者以为,在张学良这篇文章披露由来、始末未清晰之前,根据该
      文作评论,是否稍嫌过早? 王氏以为从那时起,20多年来,台湾有关西安事变的
      研究或讨论始终围绕这“神话”打转。
      
          探讨“神话”之所以20多年立于不倒地位,是否应该回溯到两岸的特有环境
      ?有些学者不敢放手去接触新线索,似乎也失去提问题、探究竟的兴趣,这现象是不
      是象征两岸还存有若干禁忌? 可见,深掘刨问还不易为人接受。史学工作者是否慑
      于崇仰或基于同情,问题只好点到而已? 或囿于环境压力只得循“神话”继续编织?
      
          二问
      
          毕氏文中提到,在好多年前,毕氏在为编校《张学良文集》而搜集史料的过程
      中,发现了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两封亲笔密信和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一
      封亲笔密信。现在,张学良已定居美国夏威夷,其幽禁岁月早已结束,这三封密信
      可予以公开发表。原件应收入1992年出版的《张学良文集》中,却因张氏尚在
      台湾而致使史料藏存至今。如果是在没有政治力量的关照或左右下,那么毕氏为了
      张氏安全,迟迟不肯发表,私德令人钦佩。可是大史学家章学诚对史德之要求是: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一旦有任何意外,失去这些资料,则何以解释历史
      上的这一段纠葛? 清浊的评论,也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述往事,勖来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清代钱大昕早已说过:“且夫史非一
      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
      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同时,大陆学者杨奎松有孤证不立的困扰( 见杨著《西
      安事变新探》第367页) 。杨氏认为:只要蒋不承认,张亦不开口,周恩来的说
      法就永远只能是个无法证实的谜。
      
          当蒋、周都已过世,但张氏健在时,只要张氏开口肯定或否定,周恩来的说法
      就不成其为谜了。毕氏公开密信史料,提出讨论潜藏问题,也显示毕氏不负史家应
      具的使命感。笔者以为,现在已经不是要证实什么,而是探讨动机在哪里? 这是否
      为一个现在该走的历史研究方向?
      
          三问
      
          王氏以为:张、杨在发动西安事变时通电中,开场白虽强调抗日,但所提八项
      主张中无一项提出立即抗日,反倒以改组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
      会议等为主要诉求,可见其所关切的重点只在停止“剿共”。大陆学者杨奎松也以
      为:遍查张学良此前之各种言论与事后之回忆,均未见张曾提出过诸如改组政府之
      类激进的政治主张。何以八项政治主张过去大多均未曾提出过? 那是因为,这些主
      张多半也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团体的主张……根据王、杨两氏如此的分析,难道张氏
      自己也是在先安内、再攘外的“阴意识”下忐忑乎?
      
          王氏归纳中共当局和大陆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看法,第一点就是“中共是抗日爱
      国的”。则:
      
      
      
          ( 一) 中共是抗日爱国的。 
      
          ( 二) 张学良是急欲抗日而不顾一切的。 
      
          ( 三) 蒋介石是早想抗日而忍辱负重的。 
      
          那么这三方面岂不成了志同道合“抗日”的合作伙伴,既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
      伴,为什么周恩来说:“我们对不起汉卿( 张学良)!”宋美龄也说:“我们对不起
      汉卿( 张学良) 。”学舌者以这句话彼此唱和,却没有此中潜藏着什么的答案,希
      望史学家有以教后人,莫令后人“问古今竟如何? 无人省”。
      
          四问
      
          王氏说:“把张氏描写成一个英雄俊逸、品性高尚、忧国忧民,乃至向往马列
      主义的正面人物,没有丝毫缺陷;他发动西安事变,更完全是为了抗日和同情中共
      ——因为中共也和他一样爱国,一样抗日。张氏最后释放蒋介石,是由于蒋答应了
      他的联共抗日要求。”王氏认为:“此类八股,其实这是另一种‘神话’。”诚然,
      “神话”越说得多,就越神话了张氏,加以张氏不否认也不承认的态度,任人猜疑,
      反而使张氏身份更大为抬高。禁锢数十年之神秘浓雾越浓,则张氏离血肉真身越远。
      由于居高而难下,张氏在身遭禁锢之后,只得自筑藩篱,继续形象禁锢,倘若拥张
      人士之“神话”成了害张的囹圄,那么应如何使张氏破茧而出呢?
      
          五问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有如此一段资料,笔者
      认为值得在此介绍。
      
          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
      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
      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
      抗先队已被迫远避州,陷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员大起恐慌。同时老派投降出卖,米
      春霖、谢珂在潼关大骂,骑十师到处抢劫,沈克师引中央军到歧山、武功,鲍文樾、
      马占山亦分裂东去,一五师刘多荃部、五十七军缪澄流部联为一气向西安兴师问罪,
      扬言要消灭特务团,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而何柱国更公开说东北军
      坏话,准备卖张降蒋,于学忠又无统一东北军的能力。
      
          这情况读来真骇人听闻! 2月8日顾祝同正式进驻西安又如何? 据杨氏说:
      “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杨氏使用“分别”字
      眼,看来三位一体已趋于无形! 等到3月初:“东北军开始东调,十七路军总指挥
      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北国防政府的半独立局面理想破灭。“西北大联
      合”计划化为泡影。
      
          世间就有这么不幸的事情发生,“鲁酒薄而邯郸围”,意料不到的结果是张氏
      父子叱咤风云的东北军竟瓦解在张氏“兵谏”成功之后! 而抗日的义勇军三万余东
      北军旧部经西伯利亚退入新疆,或死于盛世才的监牢,或沦为乞丐,埋骨天山。史
      学家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六问
      
          张氏26岁为良威将军及有上将衔,他欣赏自己有寇戎的节度使身份,津津乐
      道于北京政府时期与张宗昌享有当时的太上皇地位。这都无损于他胸中豪气,但阿
      谀使这位青年将军陶然于“东北王”的荣耀,奉承使他沾沾自喜于“少帅”的尊称,
      这都难遮他的军阀心态。柏杨在序苏基著《张学良生平年表》中有这样一段批评:
      
          张学良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一个没有历史观也没有
      世界观的军人。他的所谓政治理念,不过是兴之所至的直觉行事,事实上,他只是
      一个江湖好汉,在父亲庞大的权势和财富支持下,一种地方军阀的作风而已。他最
      初崇拜三民主义,却不认识国民党,最后崇拜共产主义,却不了解共产党。这种不
      稳定的性格,最恰当的位子不应该是国家元首级的政治宝座,而应该去当山寨大王,
      他的成功是他的不幸,他的失败是他的更不幸。
      
          王克文则以为:“数十年来海内外有关西安事变的讨论( 大陆尤其如此) 最大
      的盲点,在于不肯承认张学良基本上仍是一名地方军人,他的心态与行为和民初以
      来割据一方的其他所谓‘军阀’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自保高于一切。”针对这一
      “自保”的批评,张氏与军阀似又有些距离:军阀既“自保高于一切”,而削弱他
      们政治资本是避之惟恐不及;可是,张氏1933年下野出国,1936年送蒋回
      南京,却又为何决定得轻率,走得轻松?
      
          七问
      
          近年有关张氏的论者史料纷纭,历史人物之喜、怒、哀、乐、畏惧、幻想都可
      以成为他石破天惊之举的“动机”,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有这么一段:“有一
      次,他( 指张学良) 故意不经意地去问住在他公馆中的周恩来,究竟在东北军中有
      多少中共党员。周狡黠地推开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管组织,他也弄不清哪些人是,
      哪些人不是,当然更不知数目。张学良若无其事地笑了一笑。这时他心里的话可能
      和李金洲骂阎锡山的相似:‘你们要做东北军的买卖,我张某偏不要你们做成这买
      卖……’”那么,在西安事变拘蒋之后,张学良如果有了张仪“此在吾术中而不悟”
      的觉醒,共产国际与外界同声的指责,连西安市面都已失控……这些( 觉悟、想法、
      指责、现况……) 使张氏当时的孤独、惶惑,不下于项羽垓下的四面楚歌。于是,
      甩手一走,这决定是不是也有可能?
      
          八问
      
          至于王氏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诚意值得怀疑,也许应该回到易帜时代,了解当时
      张氏心态,对其“抗日”会另有一种定评。在笔者看来:其一,北伐的国民革命战
      争也是战争,也是一场人命的大洗劫。易帜使东北取消割据,归于一统;易帜使百
      姓避免了惨烈的牺牲。其二,对日本来说,张氏做到了一个“耻臣戎”,又免却了
      多少“万里腥膻”。
      
          王也平在《日本干涉与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分析张氏在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
      案发生之后,顷刻之间,东北军政大局顿失重心,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关东军纠集
      东北心脏地带,奉军主力仍陷山海关内,致腹背受敌、空虚的东北出现前所未有的
      军事危机。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顷刻之间,又使多年被当做继承人培养起来的张
      学良孑然独立于这场突发的风云事变之中,迅速地跻身于东北军政舞台并成了举足
      轻重的头号角色。张氏前临父丧,内有新旧两派军队之争,日本一再软硬兼施阻止
      易帜。据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其中记录日本特使林权助于8月9日
      猖狂的态度,在刀光剑影的谈判之下,张氏气势磅礴,终未为威胁所屈。最后日首
      相田中承认干涉失败:“易帜为中国内政。”这中日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大事,我
      国史家的重视远不如西安事变。理由是否为国共两党在张氏西安事变兵谏一事上
      “各有所需”? 而易帜这一中、日两国令人汗淋之争,两党都无隙可乘?
      
          九问
      
          毕万闻提出“相忍为国,一致对外”,以张学良在幽居期间与周恩来的三封密
      信解析张、周之灵犀相通,有志一同。原文有:
      
          十七日这一天,张学良除了上面已提过的公开地写给杨虎城、于学忠那两封信
      之外,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带出去,交给周恩来。
      
          毕氏文中公布该信原文是:
      
          恩来兄: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
      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 闲) 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
      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此颂
      
          延安
      
          弟良二月十七日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所刊出之全文与毕氏引用张信中缺“弟目下( 闲
      )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是上接“使人更为钦佩”,下接“凡有利于国者”。
      两种资料看来不是一个来源,希望听一听史家的解释。
      
          毕氏所提之第二封密信是张氏4月19日所写。毕文中“1946年4月,莫
      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桐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张学良公开写了两封信,
      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把这
      封密信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原信没有上款( 即收信人姓名) 。毕氏又说:“他
      (指莫德惠)与周恩来一样,生前从未透露过此信。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第二封密信
      也可以公布了。”原信为: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 兄) 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 为) 最快心之
      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 助) ,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 者) 
      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
      尽一。
      
          弟良四月十九日
      
          因为该信的公布,翻检手边有关莫德惠与张氏来往的参考资料,大出意外的是
      包括张氏的年表、年谱简编、资料索引、评传等。其中莫氏访问桐梓的时间,无一
      相同,有2月( 1946年) 、约在当年2月间、1946年9月中旬、1944
      年冬张学良被押至桐梓( 并无莫氏记载) 。李敖著《张学良研究》,引《莫德惠自
      订年谱》1946年条下记:“是年夏,余曾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
      资讯何其纷纭? 而郭冠英著《张学良侧写》第262页记有周恩来指出:“张汉卿
      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因未注出处就更增迷惑。据苏基著《张学良生平年
      表》这一年( 1946年) :“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揭幕,在会期中,中共代表
      周恩来提出请政府释放张、杨的要求……”“另东北旧部周鲸文等也在政协会中,
      发动释放张学良的呼吁,但均无结果。”是不是莫氏之行与释放张氏有关?
      
          毕氏以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可以说他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
      莫德惠既是惟一“奉命”而来的访客,那么接受了什么样的任务? 传书的动机是什
      么? 密信有没有哪一方面的授意? 莫是毛遂自荐? 还是势在必行? 是莫之风头主义,
      还是政治考虑? 传书是“偷偷地交给周恩来”,那莫氏甘冒危险为的是受了感动,
      还是感恩图报? 至于周接信后之反应,以及保存此信50年不公开的原因何在? 毕
      氏必有所发现,看来这些小问题的深掘足以增加了解一些这信所以“密”的疑窦。
      
          第三封密信是周恩来写给张氏的,一说原信共16个字,一说有8个字,都是
      4字一句的“套语”,常见于信尾,也没有上下具名。这集锦似的短笺原文是: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周信必有存本或存稿,且毕氏
      “还亲自核查过此事的原始记录”,想有进一步的解析。所谓16字与8字之区别
      何在? 排列之方式如何? 因转递过程涉有张氏家人,笔者不表示意见。
      
          最后
      
          俞国基在载于《九十年代》( 1997年6月号) 的《谈成败易,论功过难》
      有一段中肯的批评:
      
          臧否政治人物是历史学家艰辛的工作,但却是当代人们家常儿戏。古人喜欢说
      “盖棺论定”,历史学者大部分都会认为“盖棺  ”不足“论定”;也许棺后十年、
      百年,经过文献资料的公开,再经过严格学术的考据、整理,才能粗略对一个重要
      的政治人物,还其本来面目。当代的人们,尤其是媒体记者,则喜欢对政治人物作
      恣意的评价,缺乏严谨负责任的态度。 
      
          南宋水心先生( 叶适) 曾说:“汉祖、唐宗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
      这一观点衡量历史人物,也许更能了解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赵一荻曾以“张学
      良是怎样一个人”为题撰文,为祝张学良九十寿辰,遍发媒体和亲友。(详见下页)
      赵一荻手书“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片断一)赵一荻手书“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
      (片断二)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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