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说话 台湾学者苏基用年表方式，把充满争议性的现代军人张学良生平材料以年代顺 序排列，不作褒贬，以“功罪论未休”对这一位时代的牺牲者表示惋惜。史料纷陈， 事实自现，仿佛张学良亲述身世。 1995年4 月，第一次剪辑苏基《阵前惊变》一文，此文是在台湾《中国时报》 连载的。因每日于夏威夷为居停主人张氏伉俪选读书报、新闻、专论是例行工作之 一，苏文锵锵有力，读来为之口燥唇干。不作摘要，竟毕全文13篇，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尾，友人又以苏著《张学良生平年表》( 台北远流出版社) 一册寄赠，连夜快 读，掩卷为之戚戚不已。 “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苏著以此为副书名，用年表方式把“一个争议 性最多的现代军人之一”( 柏杨为此书序中语) 的张学良生平史事材料以年代顺序 排列，不作褒贬。正如顾亭林所说：“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 资料丰富周全 按年表——年谱，把一个人事迹不用传记体而以编年写成，现存最早的《孔子 编年》为南宋胡舜陟父子所撰。以后年谱渐次发达，像有名的《朱子年谱》，王懋 又仿司马光去取之故作《考异》。除把朱子学说分析得条理分明，同时使后人读毕， 对当时政治、学术、文化、社会状况都能恍然。反过来说，近代学者刘节在其《中 国史学史稿》中，年谱栏下就有这样的见解：“在叙述谱主之身世，与当时之社会 政治各方的背景之关系，因此影响到谱主之行动与创作动机，不论政治家、军事家、 外交家、文学家、哲学家的真面目焕然齐露。”这样，不仅可补传、志的不足，也 可佐证缺失。年表史料既不易粉饰，也难作扭曲，所以应该是搜集客观的个人资料 库。著者采用年表方式，以增加读者追寻兴味，由读者自己去探索一件史迹的本末， 未尝不是撰者的聪明。著者对这位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素材采取： 其一——反面史料全文收录，例如：《叶楚伧请发动各界声讨张学良罪状》之 类长篇文件，因张学良氏曾深研明史，现在就以明史为例，明史之劾“皆载其全文， 不遗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 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看来本书著者 亦有文字之外的用心。 其二——对立之文件，例如，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往来电讯及不同反应资料 全并刊，“……各有一是则并存其疏，使阅者彼此参观，而是非自见”( 清·赵翼 《二十二史札记》) 。 其三——提示“史疑”之探掘方向不自珍密，例如该书第197 页：“张命故宫 博物院挑选古物一万两千箱运送南京”；2 月17日(1937 年) 经由何柱国转给周恩 来亲笔信等，后者最近就引起了新的史学探讨。著者胸襟值得钦佩。 其四——著者敢犯权威对“西安事变决不是长期的预谋”( 见《传记文学》9 卷4 期) 有不同意见，在年表中有足够重要史料罗列，以提供史事研究者认真求证。 直笔认真能婉 历来读史者“不厌”( 范晔《班固传赞》) ，甚至“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舍， 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魄荡而不自持……”( 王船山《俟解》) 。其原因固然是史书 的文字灿烂，但也是对政治强权的一种不满，总希望有一些史笔，以公正的书法作 口诛笔伐，辨嫌明微，褒善贬恶。于是有史才、史学之外史笔——书法的要求，也 就是为什么古人以“书而不法，后世何观”来自励了。清人李渔以武士之刀、文士 之笔，为杀人工具。“史笔”犀利，评判历史陈迹为惩警后人，其笔如刀，又有何 不可? 苏基在近7000字的张学良生平年表《代自序》中说：“张学良一生，从头角 峥嵘至阶下作囚，兔起鹘落，其间充满矛盾，也充满无奈。他厌恶内战，却领兵打 了十几年内战；他志切抗日，而竟抗日无功；他半生反共，却在关键时刻救了共产 党；他长期效忠蒋介石，但却阵前叛变扣蒋，最后被关了几十年……”著者只得以 “功罪论未休”来惋惜这一段“恩怨纠缠”下的牺牲者。《代自序》直笔、认真， 而能婉( 不骂人) 。 再回头看看现代两岸出版的人物传记性作品：按《明报》刊东北师大李德山的 分析：“目前大陆出版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地都难免陷于以下三种倾向：一是不顾 历史事实故意拔高或贬低传主；二是沉醉于对传主吟风弄月的低色调绯闻的渲染； 三是囿于某些正统材料而枯燥无文，难以表现出真实历史人物活态思想和血肉生活”。 香港的马家辉则批评台湾掀起“政治传记”热潮、政治人物接二连三用间接或直接 方式出自传时，马氏以“所有传记都是谎言”这句弗洛伊德的话结束短评。为什么 ?一言以蔽之——失真。所以张学良先生曾对人说：两位蒋总统都叫张氏写，他也想 把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写下来。可是又怕人家以为是丑表功，也 不愿意因为说实话，伤害了别人。张夫人赵一荻更强调，所以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 述历史访问，就是要把真实留下来，是由张先生自己说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1928 年，张学良在保定军次书条幅“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赠诗人杨云史 以为读史者“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 《十七史商榷》) 。则 “史实”就更重于“书法”了。所以苏著张学良生平年表中，柏杨先生序文首先就 提出了“史料本身会说话”。柏杨认为“只要史料是真实的，史料本身就会说话。 苏基的这本年表，就是张学良在自己说话”。这事实多么残酷，又多么可怕。柏杨 惋惜张氏“数年之间叱咤国际，最后却在政治上作出错误的决定，使他像一个泡沫， 霎时破灭。” 柏杨认为“张学良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一个没有历 史观和没有世界观的军人。”柏杨为著者文外之寓意点睛，又将张氏不幸之缘由一 语道破：“他的所谓政治理念，不过是兴之所至的直觉行事。”这与2000年12月12 日美国《世界日报》社论所写“‘刘项不读书’是中国士人对历史的沉痛感喟”， 读后同样令人心绪难宁。 新史料有待小心查证 惟年表中，张氏全家去欧洲，到1934年1 月8 日返抵上海，这一段时间资料全 属空白，令人可惜。其他如：有关莫德惠第一次去贵州桐梓有诸多的不同记载，尚 待澄清。仅以下列五书为例： 苏基《张学良生平年表》——2 月(1946 年) 东北耆宿莫德惠获准至桐梓县探 视，居留两周。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约在当年2 月，莫德惠获 准去桐梓探视了张学良。 曹俊伟《张学良年谱简编》——1946年9 月中旬莫德惠奉蒋命前来劝服。 《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等编《张学良将军资料索引》——1944年冬张学良 被押至桐梓县。( 无莫氏的记载) 李敖《张学良研究》——引莫德惠自订年谱。1946年条下记：“是年夏，余曾 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 仅只这一小小的差异，就足以使最近提出张氏一亲笔函交由莫德惠带与周恩来 的史料研究，增加了新的困扰。不过在张氏伉俪赠送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里， 就有莫氏访桐梓的照片，不难查证。 由于新史料源出如涌，即或有司马光“择可信者从之”的长才，也难免不为史 学界之新作风所困扰。仅以最显见的前人诗词来说，今人不察，轻易纳入为张学良 先生作品，来日如果以这些资料为根据，作张学良研究、分析、评论，就难免受了 误导。 “古事莫语子容，今事莫告君实”这两句古谣( 杜文澜《古谣谚》) ，是说苏 子容( 苏颂) 听人说故事，一定检出处；司马君实( 司马光) 听人说新事即便抄录， 且必记所说之人。看来本书作者“……逐一提出证据，连其中一个字汇都反覆澄清， 绝不含糊”( 柏杨语) 。这种认真求证，倒很有古人作风。 只是： “少帅”——是什么军阶? “千古功臣”相对的，谁是君主? 看似极浅显的问题，却反复找不到答案：如 果少帅只是绰号，则比较适合于传奇性著作。“功臣”一说，如果不是记述者误置， 必是周恩来使用的传统口语。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