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信之谜
      
          历史真相之错综复杂,如雾里云山,探求究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史事
      与历史人物作尖锐的揭示与深刻的剖析,都是史家呕心的贡献。如果是因环境的催
      发,或为争一日之长,而有神化的扬人之美,丑化的大张挞伐,一旦史料研究稍有
      疏漏,就难免失之于妄断,很容易陷入谄谀与蔑辱。所以我国历代史家,一向都负
      有秉笔直书的胸怀,不肯背离自己的识见,“曲学阿世”。史家纵有高识卓见,为
      求得能存千秋的史笔,还少不了的是自由与矜持,更少不了的是审慎与虚心。因为
      史料浩瀚,浏览难全;每每“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向视者不睹北方”( 《吕氏春
      秋》) 。
      
          信使莫德惠
      
          大陆研究张学良问题的权威学者——毕万闻,以研究心得发表论文提出张、周
      来往密信,以印证张学良与周恩来二人“相忍为国,一致对外”的“息息相通”。
      
          谈到张、周往来密信,毕氏指出关系人物——传递信使莫德惠,因为莫德惠去
      贵州桐梓探访了幽居中的张学良。毕氏的根据是大陆研究张学良的学者张魁堂的资
      料。毕氏说:“已故多年学者张魁堂先生曾引用张潜华先生的一篇未刊文稿;说莫
      氏经蒋特许,到天门洞后,单独与张学良谈话( 不准负责看守的刘乙光等人旁听) ,
      告诉张,说将要给他自由,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
      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
      张没有答应蒋的条件,莫氏无功而返。张潜华听谁讲的? 他讲的是真是假? 笔者( 
      毕氏自称) 无法回答。”
      
          1946年,张氏身在桐梓,虽获许看报,但地方闭塞,对时局与外界变化,仍不
      甚了了。这种情况下,张氏敢不敢主动给周恩来写“密信”,而冒失地要求已经八
      年没见面的莫德惠携带?
      
          莫氏又敢不敢带张之“密信”暗暗传送予周恩来? 张、莫二氏之会并不容易,
      双方自求透明犹恐不及,而且政治协商会在重庆召开,莫氏访张之时,蒋、周正商
      谈国共合作事宜。
      
          张氏一封问候信,也属平常,又何必非“密”不可。除非莫氏得到了蒋的任何
      指示,以莫之为人得到访张身份有宠幸感,怎能不善自周旋。而且,负责看守张学
      良的刘乙光,是不是像外界所传如此鹰隼凝目。张、莫、刘之间相处的情况究竟如
      何? 外界知者不多,不便推断。更不可忽略的是,莫德惠桐梓之行,并不是莫氏只
      身前往,而还有一位李处长陪同。
      
          贵州桐梓之会
      
          莫德惠在其自撰《双城莫德惠自订年谱》所说:“是年(1946 年) 夏,余曾赴
      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毕氏认为,莫氏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缅想’数十年前的往事,自然是‘雪泥鸿爪’大其概而已”。所以毕氏参酌若干资
      料所得,确定莫氏所说“是年(1946 年) 夏,余曾赴贵州……”之说法。毕氏以为,
      “其实,莫德惠是1946年4 月18日到达张学良的幽居地——桐梓县天门洞草湖之滨
      的,他在这里留居五宿,于23日离开。”
      
          由于莫氏能去贵州访张,当时是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再从张氏这方面看,张学
      良认为莫德惠此行是“风头主义”。果如张氏所言,则莫德惠对桐梓之行的重视,
      更不会等闲。莫氏晚年在台湾身为五院之一的考试院院长,撰述自订年谱,以他的
      地位指名向有关机构找一些过去的史料,应是轻而易举。况且,他与张学良过从来
      往不疏,下笔之前亲自找张问一问,必不会“大其概而已”。
      
          同时翻检1946年4 月26日重庆《大公报》高学逵发表的一篇《张学良的生活—
      —莫德惠由黔归来谈》,其中报道了莫在重庆仁爱堂病房中曾接见记者,谈及莫与
      阔别了八年的张学良“在那环境优美的湖畔,他们共同生活了六天”,“莫氏于20
      日下午返渝后,于前日往谒蒋主席,报告此行经过情形……”毕万闻以为莫氏系4 
      月18日到达,23日离开。如此说法与《大公报》这项报道,离开桐梓的时间,有了
      三天的出入。
      
          再根据张学良将军4 月22日追记:“莫柳忱来山探视……带来了好些信件,混
      好些东西,把我看个头晕眼花。”莫是张氏被幽禁管束以来,继宋子文、戴笠、吴
      鼎昌等人之后惟一公开探访者。“他们住了五天,20日走了,听到了东北的真消息,
      以及东北同乡们寄与我的友爱之情。”以往由蒋夫人、宋子文等所带来的,只是在
      美子女亲戚的书信,这次则是来自另一方向的亲朋,难怪使张氏读后“五中酸痛,
      真欲泪下。”“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看来张氏也有敞示胸怀的用心在焉。
      “托他们带去”,并不是只单独委托莫德惠私人密递而已。追记中,张氏称:
      
      
      
          致蒋先生蒋夫人……岳军( 张群) 、铁城( 吴) 、力子( 邵) ……若愚( 胡) 、
      庸之( 孔祥熙) 、子文( 宋) ……和家信……临行莫( 莫德惠) 嘱又致何( 何应钦
      )、陈(陈诚) 、徐( 永昌) 各一函……
      
          莫德惠当时这一建议是为张氏设想,不失是张氏父一代子一代的诚挚世交。
      “致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
      
          息息相通之事
      
          由上看来,张氏托由莫氏携回重庆的亲笔函件,其中未书上款的只此一封而已。
      毕氏指出张学良致周的密信,内容为: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 兄) 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 为) 最快心之
      事。迩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 助) ,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 者) 
      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
      尽之。
      
          弟良四月十九日
      
          毕氏称:“信中三个字脱漏了,已在()补正”( 见《相忍为国一致对外》) ,
      此信并无上款。如果就此认为这是张学良给周恩来的“相忍为国,一致对外,息息
      相通”的“密信”,似嫌薄弱。况且史家反复参考,即或得到了莫德惠来桐梓的确
      切日期,又对张氏写这封密信给周恩来的动机,写信时的心态,于“息息相通”,
      究竟增加了什么样的佐证?
      
          由于史料采用的回避和禁忌,与公开资料的匮乏,使多少历史学者,受到缚手
      缚脚研究上的桎梏。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如此要求,在某一些环境之下,看来并不容易。不过“尝一脬肉,而知一锅之味,
      一鼎之调”( 《吕氏春秋·察今》) ,学者权威性的白璧怎能有一丝微瑕,故对一
      件史事着墨,能不慎之!
      
          大陆历史学者毕万闻一直强调:1961年春天,周恩来托朱湄筠小姐( 朱五) ,
      给幽居台北的张学良捎去了一封亲笔密信。这16字的真言,经过毕氏翻来覆去的考
      证,以下面的排列顺序为正确。原文是: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①
      
          这封短笺分别使用了保重、起居、告慰、仰企等古文书信一贯的成句,也是写
      给谁都可通用的套语。因为既无前面的抬头,也没有结尾的下款,毕氏肯定这是周
      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所持的根据:
      
          是由周恩来的一位亲密部下“讲出来的”;但他是多年前“听说的”……他本
      人当时“并未参与”商讨如何传递此信……因为“他记不得”……( 同注①)
      
          不过,我国古代史家像南宋·范晔《后汉书》中,早有“传闻不如亲见”的提
      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说过“传闻与指实不同”,晋·葛洪《抱朴子》更
      有“信耳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
      
          绘  声  绘  影 
      
          毕氏虽“拜访了参与负责处理此信的周恩来的亲密部下,而且亲自核查过此事
      的原始记录”( 同注①) ,却并没有提出史料的进一步详情,想来就是“转相告诉,
      必有衍误”( 清·阮元语) ;再则,毕氏文中写:
      
          周恩来写此信的背景,“据说”周恩来是在读了1956年冬张学良奉蒋之命写的
      那篇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 周自然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因为当时并未公布
      )。
      
          由于毕氏未能候拙文《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 原载《历史月刊》1999
      年1 月号出版,参见本书《“忏悔”疑云》一节) ,所以“据说”者仍待查证。而
      所谓秘密渠道,在当时也只有两条。一是蒋介石,一就是张学良自己,因为那只是
      张致蒋之私人长函。
      
          同时笔者有两项不解。
      
          其一,张学良一向月旦人物时,推崇的是人贵有“品”、有“格”。最不齿的
      古人中,如明末的钱谦益,在满人多铎定江南时,钱谦益迎降。虽钱之文章标榜东
      南,乾隆以其“平生讲节义,两代事君王,进退皆无矩,文章那有光”,怒将其所
      著书及版全部禁毁。张氏认为是大快人心的惩处。张氏东北军大将郭松龄,是一条
      铁铮铮的汉子,一向持“宁折不弯”的做人原则;但张氏认为郭兵变失败,就应自
      杀,为什么夫妇甘受匝木狗( 刑具) 起解的酷刑,而不求速死。所以极为张氏所不
      取。仅以上述二人为例,都是与张氏正直如绳的做人德操要求有悖。周、张的密信
      来往,除了说明张氏的两面为人手法,影响了对张氏的品藻,对张将军究竟有什么
      助益? 则是历史家研讨的课题了。
      
          蒋经国为张学良点生日蜡烛其二,据毕文中说:周恩来密信是1961年春天带交
      给张学良的。但在1961年春天以前,张氏伉俪的幽居生活,并不如一般人传言与猜
      测的悲惨。反之,事务之多如蒋经国助张氏在大屯山觅到康圭屎的一块土地用来建
      造新居;张氏与赵一荻所生独子在美与陈济棠侄女完婚;每周日去蒋介石私人教堂
      做礼拜;与蒋氏三代人来往频频;蒋经国不时来访,饮酒欢聚;董显光来家为张氏
      夫妇讲道;平日游山玩水之余,吃小馆、宴客、野餐;为新居工地监督,挑选家具
      为室内装潢,购买花木为布置庭园。除了由宋子文传递在美家人亲朋信件礼物之外,
      其私人账房伊雅格更如圣诞老人,箱笼累累、金珍满箧地奔驰运送。如此的生活情
      况,聪明如周恩来,统战情报不会不清楚,岂是致送信息的时候;尽管毕氏强调
      “共产党人本来就怀念张学良将军”( 同注①) ,且“张、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
      (见毕万闻《相忍为国一致对外——谈张学良幽居期间与周恩来往来密信》,载《明
      报月刊》1997年9 月号) 。密信上无上款也无下款,比“知名不具”更见心照不宣
      的情谊;但周恩来的这封密信,仍令人有不合时宜之感。
      
          张氏伉俪这种生活之惬意有增无已,直到北投朴园住宅出售,撼动国际的定远
      斋收藏全部拍卖,搬去了夏威夷滨海定居……
      
          无日不有怀乡之感
      
          有意思的是1991年张学良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原文是:
      
          颖超大姐……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
      无日不有怀乡之感……请××转陈愚见……
      
          由张氏所写这封密函来看,一反张氏先前对钱谦益、郭松龄、杨虎城的品评准
      则,与张氏要求贞刚不二的人格操守更大相径庭。这使笔者记起一桩史事,《清史
      稿·圣祖本纪》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十月论曰:
      
          ……朕甲子(1684 年) 南巡,由江宁登舟至黄天荡,江风大作,朕独立船头射
      江豚,了不为意,迨后渡江,渐觉心动。去岁渡江则心悸矣。皆年为之也,问之宿
      将亦然。今使高年奋勇效命,何可得耶!
      
          根据上述故事,如果说张氏只是因年纪关系而“人老无刚”,倒不免为之欷!
      
          可是,“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 ”( 唐·张继语) 张氏办理移民,确接受
      过渠道下的协助;子、侄在大陆,财富、生意、荣誉、官职能得之利益权已得到。
      在檀岛悄然建墓园,为儿孙购住宅,身后事一一妥为安排,那么今后对“芳饵”夫
      复何求? 张将军吝于还乡,却曾积极希望去纽约为蒋夫人祝寿,张氏一贯坚持中国
      统一,此一立场使两岸祝嘏活动异常激动,推推搡搡中较劲比1999年尤烈。可是这
      次百岁寿宴,席上张氏竟一语未发。难道“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 ”( 《韩非子·
      扬权》)
      
          注:①  毕万闻《再谈张学良与周恩来往来密信——兼答张学良口述历史小组
      成员张之宇女士》,载《明报月刊》1999年12月号。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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