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疑云 1964年7 月1 日，台北书肆出现了一本《希望》杂志，在该月刊由朱啸秋署名 所写的“编者的话”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由集稿到刊物出版，差不多花了四个月以 上的时间…… 我们先是希望四月半出版，以后是五月初，要赶五四前夕出…… 几个月下来的原因，无非是“万般起头难”，像这样巨型的刊物，单是内容的 安排，分量的分配，就费了我们同仁们一番苦心，主要的，我们都希望读者能以最 低的代价，看到最高水准、最切合需要的刊物，尤其在“大刊如林”的目前，更是 一本新刊物所必要做到的…… 《希望》杂志封面上述各点确是可信的“编者的话”，以创刊号拥有202 页的 篇幅，应该是属于“巨型”月刊无疑。文中并强调：“我们对本刊所发表的图和文， 不准备作细节的推介，今后也是如此……”可是接下来就对该期的一篇“特载”《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做了差不多两百字的介绍。由这段介绍可见，张氏 这篇手稿显然不仅在创刊号这期，也在这本刊物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张学良的得意之作 张氏自己认为是得意之作的这篇西安事变回忆记述，根据司马桑敦所著《张学 良评传》中记载是：“既然标明为摘要，当然并非全文，但纵非全文，西安事变主 角的第一手文章，毕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台北《民族晚报》就基于这种看法， 把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摘要剪下来又在报上分段转载起来。岂知转载到第二 天，便奉有关当局的命令停载了；而且刚刚创刊的《希望》月刊，也因为发表了这 篇忏悔录，受令停刊，并把业已发行在外的杂志扫数收回。” 又见《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于《传记文学》第56卷第6 期(1990 年 6月)刊出，中有： 编者按……本刊根据读者建议重刊此文……本文以张学良署名，题目为“西安 事变忏悔录摘要”。张原发表于1964年7 月1 日台北《希望》杂志创刊号，出版后 立即为报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专电，因张学良幽禁二十八年来首次有文章公 开发表，而且所发表者又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敏感问题。《希望》杂志因此被查禁、 被没收，每本黑市由台币十元涨至一百元，仍无法购到。 以1964年当时的一般生活水准来衡量，这本杂志在搜求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见。 追究此文之来源，传闻中有司马桑敦( 留日学生王光逊之笔名) 在《张学良评 传》（写于1973—1974年，载于1989年7 月《传记文学》）中说： 张学良本人先看到了《民族晚报》，于是知道稿子的来路是《希望》月刊，他 在读到《希望》月刊以后，便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提出抗议，原因是，张学 良在写这篇忏悔录时，似曾有过条件，即：非经他同意不能擅自公开。张群即刻联 络到蒋经国，由蒋经国下令把《希望》月刊扫数收回，同时也就断送了《希望》月 刊创刊时的一片“希望”。 这距离张氏在1956年11月，蒋介石经刘乙光嘱张氏记述西安事变经过，已过了 7年7个月之久。郭冠英《张学良侧写》中，记述刘乙光之子刘伯涵口述： 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19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 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转知我父亲请他写的，那时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 自述撰写缘由 从1956年11月20日得到蒋介石指示，到12月5 日竣笔，张氏奉嘱撰写，以16天 的速度完稿复命。最近出现的一本小册复印本，有人拿出求证其中一二。文中可见 张氏诚惶诚恐，却又带几分宠顾下难掩的兴奋( 这不应该现在就出现的资料，何以 流落在外，不关本文主题，故略) 。西安事变一文，即属“张以‘长函’方式覆之” (见《传记文学》第56 卷第6 期) ，则原文一定有起首、抬头、偏写等之程式，尊 卑称谓更不可或缺。《摘要》中则上述各书信式套语及缘起，已自原文中删除。那 是：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 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 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 恼) ，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 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 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介。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 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 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 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 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 援) 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 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 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 不能追源其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张学良手稿片断三、 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 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 人吐录( 露) ，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 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 祸首则为我心。自 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 问题，坦白的( 地) 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 地) 追述事实…… 张学良记事手稿 自此以下全文所有“钧座”之尊称均改为“蒋公”矣。 忏悔录“公开”的疑云 此长函式的西安事变回忆，几经改写，与刘乙光之子刘伯涵口述稍有出入。刘 伯涵说：“第一次上面看了有点意见，又退回来，改写了一次，共两次。”事实是 迭次嘱加新题材，而题目也屡经更改，由“杂忆随感漫录”到“西安事变忏悔录” ……但这都是1957年、1958年的旧事。蒋经国准备予以公布也是在1957年的8 月。 同时，在1958年4 月刘乙光与高级军事将领餐叙时，张氏此西安事变长文，曾 被谈论并受到在场者的赞誉。张氏且为此消息沾沾自喜，可见军界高层已“公开” 传阅。而且蒋氏父子均曾鼓励张氏撰写其他回忆记事。 张氏一天宴罢回寓，其外籍老友兼经纪人伊雅格，以《民族晚报》刊出《西安 事变忏悔录摘要》一事(7月7 日) ，建议张氏应致一函与蒋夫人。《希望》月刊一 期而终，是否确由张氏之抗议——非经张氏同意不能擅自公开之理由，而遭到停刊。 市井传闻：最高当局大怒之下，禁刊、收回，造成《希望》月刊黑市一册难求。 再试翻出《希望》月刊创刊号，单凭其封面设计在现在人看起来，不大稀奇， 在1964年时代却有面目一新、气息大异于传统之感。当时读者、主管当局，是否喜 爱? 是否接受? 如果《希望》月刊因张氏之抗议，招致收回的处分，这说法是不是 可以满意地解答了史学工作者的怀疑? 司马桑敦认为张氏执笔撰文之前“似曾有过条件，即非经他( 指张氏) 同意不 能擅自公开”。既以长函方式写的这一段回忆，是怎么样、同谁提出了如上的条件? 如果1958年该文之“公开”传布获得称赞，张氏颇为自得，则1964年的填膺之 怒抗议“公开”之传闻，就值得史家再探究竟了。 自来“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知指实”。历史上，举出真正事实 者，每每惹祸上身，就是因为统治者与历史人物，都惧怕引人非议，那么今后史学 家怎么能够在逆境中保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弃为史的原则? 史学工作者又应以什么 立场自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