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痒，固然只是彼此双方进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曾、左此次交恶，却又实实在在损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这个第三者的无辜受 害，又更加破坏了曾、左的公谊和私情。这个倒霉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简述李元度在湘军中的经历，以及和曾国藩 的关系。咸丰四年初夏，曾国藩兵败靖港，愤而自杀数次，皆未遂。其时，在他身 边“宛转护持，入 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者，就是来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 军在九江水域大败，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而死”，被罗泽南、刘蓉劝止 。 李元度于此时投笔从戎，“特立一军”，“护卫水师，保全根本” 。六年二月， 周凤山军在江西樟树镇被太平军击溃，曾国藩部下再无得力陆军，全赖李元度率领 平江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则，在兵败靖港、困守江西这段最 为痛苦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人，就是李元度。咸 丰七年，曾国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单饷乏、主客不和 的巨大压力，乃趁丁父 忧的机会，撒手回湘。抵湘后，写信给在江西继续战斗的李元度，诉说对他的感谢 和愧疚。所以感谢者，谓李元度三年间始终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临行匆匆， 来不及用保举的方式对李元度进行回报 。最后说，对于李元度的高情厚谊，“鄙 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为弥补这份歉疚，山居无职的曾国藩提出 与李家“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并勉励李元度（时已回乡省亲） “努力作人；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无法酬以官爵的时候，结为秦晋之 好，庶几稍能安慰比曾国藩小了十岁的李元度。 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十月，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曾国藩弟国华 战死于安徽三河镇，“痛愤之馀”，曾国藩急召在家奉养母亲的李元度，叮嘱他 “千万速来” 。李元度不负期望，闻命即行，其时，李母“病殊未愈，将成半身 不遂之症” 矣。李元度这次来营，曾国藩并未委任军事，而让他充任文案。因为， 李元度虽在最困难的时候亲临战阵，为湘军稳住了阵脚，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 军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无俗尘”的好笔墨，任“参谋”“可得一当”， 并不适合“专以治兵” 。咸丰五、六年间的李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 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 读者可观大概： “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 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 “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 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五年 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 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抚 （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 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 报战功。 “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 笑，君子弗为也”（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 。李元度 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 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 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贱衔”。 “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 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 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 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 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 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 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 治军不遵守湘军“家法”，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家法”， 其本质在于三“宜”：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 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 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 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 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 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 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 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 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 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 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 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 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 皆一气所贯通”。 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 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 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 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 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 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 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 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 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 好感，“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 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 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 无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爱”，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 级的“畏”，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危险之际”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畏而从之， 则无其事也”。“畏而从之”，是军事制度的“恒态”；“爱而从之”，则是超越 制度的“变态”。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变态”为“恒态”，乱 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曾国藩还批评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语意甚微妙。湘军的基 本建制单元，本就以乡谊维系。早在创建水军时，曾国藩就叮嘱负责征兵的人： “水手皆须湘乡的，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曾国荃的“吉” 字营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仅用屋门口周围十馀里之人” 。然则，李元度“但 取平江之人”，也未见得大谬不然，曾国藩为何要批评他呢？原来，李元度“甄录” 的平江老乡，大多用来充任中上层军官，而不是普通勇丁，这就破坏了营- 哨- 什 -勇逐级挑选下属的湘军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仅仅是地域歧视了。 因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从军，曾国藩就没让他带兵，而是让他做了记室、 参军。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 ，恰能胜任文案工作，倘若顺着这条职业 道路走下去，虽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鸿章那样的功勋，但如李瀚章、盛宣怀那样， 幕优则官，混个一、二品大员还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职场生 涯终未能如此完满。 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定计：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围。清军果然中计。江南大营 旋被攻溃，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 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 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 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 不看好他，胡林翼给罗遵殿写信说： “（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 ； 此谓李军中并无人才，难以改变局面。 又给罗遵殿的儿子忠祜写信： “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 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 但是，时穷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军别无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国藩只能将此 次援浙当作一次赌博，如龚自珍所谓“看伊家国运如何”也 。不过，二人毕竟是 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胜败安危的关注，自当区别于其 他将领。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 “廼者浙警初闻，鄙人日夜诅其大乱，俾阁下闻变遽起，以赴武林之难；既又 日夜祝其大克，俾阁下无所事事，而当俯就陋邦，完我常与。兹幸皇天后土鉴此微 诚：诅有益也，祝亦有灵” ； 军人必须闻命“遽起”，书生从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国藩“日夜诅其 大乱”，以激励李元度的斗志和杀气；但是，千里赴援，兵凶战危，亦师亦友的曾 国藩固又希望他能“无所事事”，全身而退。“诅有益也”，其益处在于此种情境 最能磨砺人才，或可借此机会帮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将的转型，就像以罗泽南、 李续宾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一样。“祝亦有灵”，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护，他并请 精通《易经》的幕友陈学镕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尽办法对自己和李元度进行心 理暗示（“灵”），其行可敬，其心可悯。 不过，倡议邀请湘军赴援的罗遵殿还来不及看到湘军的旗帜，就因城破而捐躯， 李元度也因此稍缓其行，“诅”“祝”之“益”否“灵”否，暂时无法印证。而太 平军在解除南京之围后，一面在苏、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进军，试图 再度占据武汉，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驻扎在皖南的湘军，尤其是深处万山之中 的祁门大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务也就由援助浙江转变为防守皖 南，保卫大营，俨然成为湘军大营的“门户”。 胡林翼说，李元度虽不能战，但未尝不能守 ；曾国藩亦作如是想，故将皖南 “四府一州” 全行托付给李元度，并安排张运兰、左宗棠、鲍超三军“左右夹辅”， 避免他因汛地过广、头绪过多而“东瞻西顾、拖泥带水” 。当日形势，固然不利 于湘军，但是，李元度倘能严守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 自可圆满完成曾国藩交待的战略任务。让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济；不做马谡， 则似能不辱使命，这大概就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可惜，“今亮”的称号早经左宗 棠注册，这一次，曾国藩注定享受不到谈笑却敌的快乐。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