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琐的郭巡抚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
      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
      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
      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 
      
          “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
      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
      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
      “扞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
      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
      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
      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
      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
      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
      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馀党,多在福建境
      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
      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
      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
      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
      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
      善”  。 
      
          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
      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 
      ; 
      
          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
      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
      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
      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
      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
      “以兹小故,寖成大郄”。
      
          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
      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
      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
      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  ;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
      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
      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
      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
      (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狓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
      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
      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
      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
      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  ;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
      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
      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
      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
      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
      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
      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
      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
      “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
      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
      ;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
      “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  。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
      “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
      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
      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
      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
      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线  。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
      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
      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馀;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
      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
      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
      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 
      
          “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
      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
      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
      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
      深所不解”  ;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
      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
      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
      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
      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
      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
      浙、闽之馀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
      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
      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
      
          “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
      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
      参奏,以一事权”;
      
          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
      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
      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
      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
      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
      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
      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宜其不
      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
      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
      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
      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  。当此之时,总
      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
      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并未做到
      “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
      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
      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
      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
      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
      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
      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
      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
      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
      本职  ,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
      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
      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
      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
      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
      郭嵩焘。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
      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
      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
      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
      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
      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
      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
      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
      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
      ;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
      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
      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
      问皖、赣”  ;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
      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
      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
      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
      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
      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
      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
      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
      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
      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
      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
      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
      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
      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  ;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
      棠“骄怯有馀,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
      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气,要求率军
      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
      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
      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
      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
      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 。 
      
          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
      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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