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1)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 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 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 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 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 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 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 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 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 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 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 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 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 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 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 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 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 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 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 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 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 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 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８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 一边的人却只有５００块人民币之时，这１６０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 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１９６２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２１４４人；１９７８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 ７４５６人……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７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平 均每年５０００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 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 只有２８０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 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 口的增长每年超过１０％。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１００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２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 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四是近１０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１９８３年，有１５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 了１９８７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５９．８４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５５．６ 万人）。 １９８９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１００万； １９９０年，深圳总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３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４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３００万； １９９９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４００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３００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 一惊：总人口已达到７００．８４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１２１．４８万，暂住人 口达到５７９．３６万人。 而今天，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 而暂住人口则超过７００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个 人中，有３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 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 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６．３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 １９９３年，外来人口为３１７４９人；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