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芬的孤独
      
          头顶无数光环的徐亚芬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荣誉、鲜花造成的“成
      名累”,而是来自万里模式在教育界的不可类比的独特性。
      
          确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
      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降低了办学成本。
      
          接受市场经济的评价机制。既有政府部门认可,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
      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据说每个新加盟万里的教师,都要进行转轨教育,这对于
      习惯于在国立学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嬗变”和转化。
      
          把握市场经济供求规律。万里创办各类学校都选择了最佳时期,就是得益于对
      市场的准确把握,每一次决策都依托严格的市场调研、市场预测,预测社会的需求,
      预测家长对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万里工作的老师都希望学校严格管理,消除学校
      的“短板效应”。大家将万里当成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万里人深深懂得一条真
      理:如果学校因1%的教师工作懈怠而导致学校声誉低下,就可能导致99% 的职工利
      益受损。
      
          同时,万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从制度上保证
      所有办学经费100%用于教育。作为集团一把手的董事长没有财务签字权,做到了有
      权的不管钱、有签字权的总裁受制约,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所有办学所形成的固定资产都登记为国有资产,这是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所带来
      的必然结果。办学的固定资产成为国有资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成就感、安全感、归
      属感,使学校能够健康发展。
      
          倡导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民办学校的灵活用人机
      制有机结合,有别于一般的私立学校视教师为“打工仔”的偏颇。倡导教职工心态
      的“绿色”氛围,万里强调多研究“物”(事物的客观规律),少研究“人”(人
      际关系),使学校无线无派,包容性大。
      
          在民办教育界,鲜有人认同万里模式是属于民办教育。理由很简单,万里享受
      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它的发展也得益于国有资源的融入。
      
          北京教科院王文源副研究员则反驳道:“我认为万里是一种很成功的、很值得
      推广的模式。但是现在民办教育界对此存在着争议,认为万里不是真民办,不能代
      表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恰恰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们总认为只有完全是自己发展起
      来,不要政府一点参与才是真正的民办。其实真正的民办还是应该根据机构的设立
      主体或办学者是非公/ 非政府来确定。万里的投资主体肯定不是公,虽然政府给了
      它一块资源让它去开发、利用。浙江省政府对它十分支持,一是给它学校,让它用
      民营机制去开发;二是在全国民办教育中它是惟一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的教育
      机构。所以它享受了体制内的优势,成功了,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恰恰应该走这
      条路。”
      
          他认为,由于政府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选择、有目的地让有效的资源投入到
      有发展前景的学校中去,这符合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财政状况,也符合中国
      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
      
          8 年后,当我站在万里国际学校气势恢弘的现代化校舍前,看着绿草坪上孩子
      们雀跃的身影,设施先进的教学楼、试验楼和艺术馆,想起万里裂变型的产业发展
      之路、颇具轰动的成长效应,不禁暗自纳闷:是什么支撑着徐亚芬作出了当初的承
      诺?她后悔过吗?
      
          现在的万里是一个拥有数以亿计的财团,但万里人始终信守着当初的承诺:这
      几亿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是一群搞党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拨
      款的情况下,以教养学,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来办学。这是一群无私的真正致
      力于教育事业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作出如是评价。
      
          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为产权归属的政策制约深深困扰时,“万里模式”也在业
      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万里的出现和徐亚芬个人的人格魅力、思想风格息
      息相关。从办学者的思想境界来说无疑是可钦佩的,但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来说,这
      种“杂交稻”难以大面积推广。毕竟,教育不是创办者几个人的短期行为,它需要
      几代人的传承接替,发展过程难免曲折兴衰,现有产权不明晰,很可能构成将来的
      法律纠纷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当我就此向徐亚芬提出疑问时,她的态度却很坚决:“即便是民办教育立法,
      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产权归个人。产权归属的私有化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投身教育
      者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奉献精神。”
      
          对于办学资产必须严格作为国有资产,徐亚芬表现出近乎固执的态度。她认为,
      首先,家长在付学生的集资时,含有捐款成分,所以办学资产应该为国有资产;其
      二,因为办学效果具有滞后性,如果学校经营不善导致倒闭,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收
      拾这个烂摊子,所以不能形成办学兴旺时由董事会收费,出现问题时由政府承担的
      局面。
      
          “因为办学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政府对学校不收税,而且有些企业家兴办的学
      校,政府都予以减免该企业税款,如果办学资产归个人所有,或以盈利分红,那么
      政府就应收取相当税金(国外就分营利学校和非营利学校,营利学校政府规定要收
      取税金)。因此,万里尽管没有国家投入但办学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都应该成为国
      有资产。”她再三强调道。
      
          徐亚芬坦言,在各种场合的民办学校会议上,她的观点常常使其成为“异类”。
      但她笃信,只要民办教育的相关政策到位,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品”,
      “万里模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的。
      
          《促进法》的出台终于给了云遮雾罩的产权问题一个清晰的说法:民办学校存
      续期间,产权归投资者所有;停办之后,产权归属国家。其实,万里独特的“民办
      归公”模式在民办教育界不乏同行者,远在江西的蓝天学院在于果的遗嘱里早已成
      为国家财产,这种个人精神支撑下的产权模式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没有倡导、效
      仿的必要,但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精神、情操永远保持一份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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