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宫少鹏（2）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1993年1 月20日，经过长达8 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 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 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 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院任教。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 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基总理先后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中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 “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 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 “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 名大使中，有 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 ；如果排除411 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 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 ，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 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 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 存在的必然。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 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 ·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 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 “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期。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 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说一般的吵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我随便去管吗？我看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管。如果我去管，我的太太会怀疑我有外心，我的邻居夫妻争吵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会认为我想当第三者。宫少鹏认为，对于这些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邻居、人家的朋友、人家的亲戚，他们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联盟，我们中国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联盟的态度还要强硬，否则我们就是喧宾夺主，我们就成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了，人家要怀疑我们要称霸阿拉伯世界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联盟，也可以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和阿拉伯联盟的态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我们不能超越阿拉伯联盟的态度，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喧宾夺主。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前，法国、俄罗斯、德国提出了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议案，中国支持了前者却又不加入到他们的集团里去。是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态呢？宫少鹏从中东的行动模式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这些西方国家常常是在中东发生问题的时候，聚在一块做出某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 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 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的共同提案当中去。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认知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各大国对中东国家利益的看法，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各国对中东政策的行为模式。 2003年8 月27日，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历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这是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负责起国家大政方针以后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很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中国民众对这个热点事件极为关注，而对朝核问题及会谈的意义和细节并不了解。在六方会谈的第3 天，宫少鹏应邀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又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公共外交。有网友问，中国一开始只主张美朝双边对话，现在又主张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宫少鹏从“费尧之桥”的典故开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所说的“麻烦之水”，要跨过这个水就要搭一座桥，这就叫“费尧之桥”。中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间搭“费尧之桥”，以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麻烦之水”。中国第一次搭这个桥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桥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决了美国在韩国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使得朝鲜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1993年，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再一次请求中国搭桥，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和朝鲜达成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这一次，由于布什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原来搭好的桥梁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中国继续搭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像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也受到牵扯，所以中国决定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的变化是根据目前朝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下来的。有网友对美国只派级别不高的詹姆斯·凯利来会谈很不理解。宫少鹏耐心地解释说，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级别和这一次会谈的级别是相当的，而不应当简单把他说成一个下级干部。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正式派他的副国务卿呢？美国的副国务卿有两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职务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另一位就是博尔登，负责亚太事务的，他这次没有来，原因是朝鲜批评他对朝鲜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宫少鹏在与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搭“费尧之桥”是浪费中国人的心血，还不如让美国佬陷入全球所有的冲突中去。还有人认为，朝鲜持有核武，是对美国实行对我国的战略合围的一个震慑或牵制，中国政策不应该反对。这两种观点在对国际关系缺乏了解的民众中有相当的支持率。但宫少鹏坚决反对这两种观点。在他看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会使中国同样陷入到冲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现在任何非核国家持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局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赞成任何按照核不扩散条约规定为非核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原因。宫少鹏频繁的公共外交实践增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国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激发了国人对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参与意识，使得中国外交策略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层官员称他是“外交学术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学院讲课时，也对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