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有余的艰难拍摄(2)
      
          早在建国初期,长影厂的著名导演郭维,就提出来有益于电影艺术创作和发展
      的“导演中心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则为此受到了残酷批判,而在
      “文革”运动中,更是被重点提及,当成“资产阶级的谬论”,再次受到批判。所
      以,创作人员在思想上都很谨小慎微,生怕在政治上一不留神,而犯下自己根本不
      知晓的所谓错误。拍摄上的所有事情,都会全部拿到摄制组每天要开的大会上来研
      究讨论,最后集体做出决定,甚至连一个镜头的调度和拍摄,导演也不敢定下来。
      可是,在讨论会上,由于当时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恐怖气氛,大家同样也是谁也不
      敢谈具体意见,到人人都得要求发言、逃避不掉的时候,只得说上一两句似是而非
      的大原则的空话、套话,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见,由于没有具体地落实,又得在
      第二天有新的进展,所以,这样的会议,有时常常一开,就到午夜一、两三点钟,
      甚至开一个通宵,直到大家实在熬不住,便只有推到第二天再仔细研究,次日晚上
      又如法炮制,这种开会的苦差事,真是叫人叫苦不迭,苦不堪言。
      
      
      
          1972年10月到1973年3 月,“国务院文化组”曾在北京召开了“拍摄革命样板
      戏影片座谈会”,根据“样板戏会议座谈会简报”第14期的文字记载: “《沙家浜
      》导演武兆堤在会上检查了他在拍摄样板戏过程中的‘三怕三保险’思想,一怕再
      搞成‘三军统帅’,认为宁肯窝囊点,遇事少表态保险。因此,拍摄初期,开大尾
      巴会,只民主不集中; 二怕样板戏开拍走了样,破坏样板戏,认为依葫芦画瓢,照
      搬保险,没有通盘构思,不敢想点子创新; 三怕说‘不突出政治’,认为‘抓政治保
      险’,不敢在导演业务上下工夫。”所以,这部影片拍的是完全按照已经定型的样
      板戏,无论从唱腔、布景,还是舞台调度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动,拍出来的影片与原
      舞台戏没有任何的差别。江青定下来的一条原则,就是“还原舞台,高于舞台”,
      还要求拍出来的影片,一定要“不走样”。这部影片是完全达到了江青的要求。
      “国务院文化组”审查通过影片之后,江青看过影片也很高兴,突然心血来潮,表
      示要在第二天去接见剧组的主要演员。得到江青的重要指示后,在京负责送审的厂
      长苏云和“样板团”团长慌忙打长途电话通知厂里,让赶紧买火车票,送有关人员
      到北京。随后,江青又突发异想,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专程去接演员,可当时
      接到通知的演员们,已经连夜坐火车离开长春了,厂里只得派小汽车连忙星夜兼程
      去追火车,终于在四平车站追到了火车,来不及多解释,又把演员们都拉下车厢,
      让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演员们,又坐上小汽车拉回到厂里,第二天清晨,再坐空
      军派来的专用飞机,直接飞到北京,这一费劲瞎折腾,让当时在运动不断时常担惊
      受怕的演员们大惑不解,最终才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中共“九大”以后,江青已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政治局中分管文
      艺工作,样板戏是她的“京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她以“文艺旗手”居功自傲
      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将“样板戏”搬上银幕,既是江青扩大个人政治影响的重要
      步骤之一,也是江青想把自己多年来对艺术的实践和积累,通过一种具体化的艺术
      领悟和再创造,了却和实现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达到其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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