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潘绥铭，１９９５： ２－３１），“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绝对是一个新词。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掌政 权之始，便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夫一妻制在这个国家早已深入 国民之骨髓。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 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 会的转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 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正如潘绥铭教授指出的，中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社会在２０世纪 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潘绥铭，１９９５：５４６－５５２），西方当年 有的，中国现在也都有了。但是，中国的性革命是潜在的，地下的，远未表现出西 方性革命运动中的轰轰烈烈。同样，多性伙伴行为者也是隐秘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生只有一个性伙伴（配偶）是很正常的，多出 一个（情人或其他）便颇奢侈了。１９８９年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的一项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除配偶外另与一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４· ４％，农村为４·５％；与二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为０·８％，农村为１·１ ％，与三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城市和农村都为０·３％，而达到四人或四人以上的， 在城市中只有０·４％，农村只有０·３％。即使到了八十年末，中国人城市８８· １％，农村９３·７％的人，也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刘达临，１９９５：２ ０９－２１０） 在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十年之后，潘绥铭主持的于1999年8 月到2000年8 月进行 的针对全国20－64岁总人口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多性伙伴行为者出现了 增多的趋势。确实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女性为５·１％，平均有过人数为２·５， 男性为２１·２％，平均有过人数为４·２％。潘绥铭等人据此总结说：“婚外性 行为在中国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 度持续发展的话，那么每１０年就会增加２０％还多的发生可能性。”（潘绥铭， ２００４：２７０） 对“目前配偶”之外的“其他性伙伴”的统计显示，超过１０人的，占总人口 的０·７％，其中多伙伴人数最多的一个人为８０人。但是，从没有过别的性伙伴 的，仍然高达８３％。（潘绥铭等，２００４：２６０） 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多性伙伴行为者日益增多，但是，仍然是 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讲，如果告诉他们某个人曾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上 百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都会惊异地张大嘴巴。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转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与社会转型 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违规的，是受社会干预与处罚的，当事人要 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而后者则不再成为社会干预的对象，当事人甚至会以此 为荣，其行为处于半公开状态。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 正是此研究所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个人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便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对于这一群体的考察，无疑最有助于认识性自由人士与社会 控制之间的博弈过程。 今年４０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的社 会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充斥的仍是单一的保守主义性价值观，包括对性价值的贬损， 对性与生殖紧密相连的推崇，等等。（潘绥铭，２００２a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被这种价值观有效地控制了，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成为多 性伙伴行为者，他们又是受到哪些不同的机制的影响呢？ 中国当下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性革命发生与发展机制 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控制与私人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可能。而性革命的 先驱者和实践者――多性伙伴行为者――则可成为这一研究的起点。他们是如何超 越社会控制的，社会控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性问题， 可以成为观察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一个视角。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