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封信——我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

河南艾滋病已无空白点吴晨光《新闻周刊》2001年第21期艾滋、艾滋、艾滋。高耀洁的家, 如同一个“防艾”展览馆。角落里, 堆满了她自编自印的艾滋病宣传单, 上面的标题很敏感, 什么“避孕套能阻止艾滋病病毒吗? ”什么“游泳能传染艾滋病吗? ”书柜中, 陈列着她编写的《性病、艾滋病预防》等书籍, 她说这书已经送出了几千册。墙上, 是她走入河南艾滋重灾区——比如新蔡县和上蔡县, 与艾滋病孤儿的合影。她满脸的皱纹与孩子们稚嫩而忧郁的面孔, 勾勒出一幅让人心痛的画面。而 “但愿人皆健, 何妨我独贫”这幅挂在她家客厅正中的对联, 则是高耀洁目前生活的最真实写照。一缕微弱的晨光打在高耀洁的脸上。听说记者来采访, 她清早5 点就起床了。她说她有很多话要找人倾诉。这位75岁的河南老太, 致力艾滋病民间防治宣传已有5 年。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编发“防艾”材料数十万份, 为此个人出资10多万元。而她与她的老伴, 却生活在冬天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楼里。家中桌椅家具上的漆已然脱落, 只能从斑驳的痕迹中, 辨别出当年的红色。为表彰她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 世界卫生大会将2001年度“乔纳森· 曼恩健康奖”授予高耀洁。“健康奖”每年评选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一个名额。 5月29 日——6 月1 日, 这次颁奖大会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4 月8 日, 高耀洁通过网络获悉这一喜讯。当天,122个祝贺电话打进了她清贫的家。 “谁说我不想去领奖? ” 新闻周刊: 获悉得奖之后, 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高耀洁: 我只有一种预感, 可能去不了美国领奖。新闻周刊: 为什么? 高耀洁: 上面的阻力大。我的领导, 上到河南卫生厅, 下到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一直不赞成我对河南艾滋病的防治和宣传。新闻周刊: 领奖真的遇到了很大阻力？高耀洁: 对。5 月8 日上午, 河南中医学院一位党委副书记找到我, 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高老师, 我看这个奖还是不要去领了。小布什上台以后, 中美关系一直不稳定, 加上前几天的撞机事件, 局势更紧张。而且, 世界卫生组织的反华倾向比较严重, 我们怕您被他们利用了。”听到这话, 我很恼火, 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和中美关系有什么必然联系? 但我知道, 这种事情我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就说: “既然领导这么决定，那不去就不去了。” 第二天, 我到省妇联去领稿费——稿费是我用于补贴艾滋病投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 告诉我: “去与不去, 不是个人的事情, 你必须和省里打招呼。” 几天之后, 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对此表了态: “我们共产党最讲人权。我认为: 高教授去领奖, 利大于弊。” 新闻周刊: 事情出现了转机? 高耀洁：根本没有。虽然省领导支持我出国领奖, 可办手续的时候, 又受到了单位的阻挠。出国证明需要一个我的档案所在地——第一附属医院的公章, 但到了 5月15 日, 这个章还没盖下来。 5 月16日晚, 河南中医学院统战部部长和我们医院院长一起来到我家。他们催促我表态: “高老师, 您就说您不想去领奖。”我说: “这个态我不能表! 谁说我不愿意去领奖?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你们不想给河南丢面子。如果我一去领奖, 全世界就都会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很严重了, 某些人会为此担责任, 他们平坦的仕途就会受到阻碍。” 他们一再劝说, 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 那我就不去；但让我自己说不去, 绝对不行。” 新闻周刊: 如果这次领奖之路没有成行的话, 会有什么损失? 高耀洁: 如果能去, 可以获得国外的一些资金支持, 钱对于河南的艾滋病病人来说太重要了。新闻周刊: 那您估计您还能出国吗? 高耀洁: 现在不好说。他们告诉我再等几天。但我最后的期限是5 月24日晚。因为美国驻华使馆通知我:5月25日上午10点必须到使馆科技处领签证。如果我赶不上5 月24日由郑州到北京的火车, 这件事也就不成了。阻力! 阻力! 阻力! 新闻周刊: 真没想到, 去领一次奖都那么不容易, 那您在5 年的工作中受到的阻力恐怕难以想像。高耀洁: 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 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 几年来10多万付出去了, 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 可就算这样, 一些领导却说我是瞎折腾, 我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多了。 1999年, 我被评为国家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但不知什么原因 ,我没能去北京领奖,内部消息告诉我, 是怕我到北京见了中央领导谈河南的艾滋病情况。而单位也没有落实我的奖励措施。 1999年12月1 日中午, 郑州电视台请我现场做了“防艾常识”讲座。当天下午 ,某位领导一共找了我四次。她说得很好听:“这是为了爱护你, 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 指河南省卫生厅) 里说了, 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而在当时, 我兜里有张纸条, 上面有12个艾滋病病人的姓名和地址。 2000年8 月, 《新闻周刊》到我这里采访, 并对河南的艾滋病状况进行了调查。报道反响很大。某领导看到周刊后怒道: “高耀洁擅自向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 影响河南形象! 以后不准她再接受记者采访。”11月15日, 这位领导再次警告我: “今后不能再见任何记者, 不能再谈艾滋病。” 2000年11月19日, 河南卫生厅一位处长到我家来办事, 进门就跟我说: “你见了卫生厅的人, 千万不要说我来过。”我和他谈起艾滋病的严重性, 他连连摇手: “不敢说, 不敢说……” 还有人告诉我: “你家的电话已经被监控了”; 我的一些朋友不敢再同我接触 ,因为领导“特别关照”了他们…… 新闻周刊: 刚才听您所说的压力, 大多来自官方。为什么他们会对您如此反感? 高耀洁: 因为怕我的宣传断了他们的升官之路。这在我和性病游医斗争时已经有了征兆。1998年, 我揭开了河南街头性病游医的老底之后, 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就受到了时任省长的马忠臣的严厉批评。相比之下, 艾滋病的危害肯定要比性病游医厉害得多, 会死很多人的! 所以一旦真实情况传播出去, 有关人员还能不负责任吗? 不过现在, 有些人又开始拉拢我。他们可能意识到, 我跟新闻媒体接触的比较多, 强行压制造成的坏影响更大。他们对我说, 你可以搞宣传, 搞调查, 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 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就在今年5 月中旬, 一位领导还来过我家, 请我去泰国考察。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有考察的钱, 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新闻周刊: 除了来自官方的阻力之外, 您在工作中还遇到什么困难? 高耀洁: 社会对艾滋病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 这病是“脏病”。所以, 在我募集“防艾”资金的时候非常困难。我是妇科大夫, 现在还给一些人出诊。治好了人家的病, 他们会来感谢我。一次, 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我家，说：“高大夫，冬天来了, 我送您一件皮衣吧! ”我说: “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 ”他当场拒绝, 以后也再不提这事儿。从今年三月到现在, 我一共才募集了2000 元钱, 杯水车薪呀! 其实, 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 大都不是因为性乱, 而是卖血。不久前, 我获取了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夫妻一方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 另一方两三年后抽血化验, 艾滋病病毒抗体仍然为阴性, 且人员健康状况良好。由此说明, 在我接触的艾滋病病人中, 性传播的方式还是很少见的。如果这个研究结果确实成立，能为不少艾滋病病人正名。河南地界：艾滋病没有空白点新闻周刊: 与过去相比,2001 年河南艾滋病整体情况有何变化? 高耀洁:2000 年和2001年, 应该是河南艾滋病的高发时期。因为由于输血传播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 病毒潜伏期是5 年左右, 而河南地下采血盛行于1995～1996 年。今年3 月至4 月, 我到魏氏县水坡乡水黄村调查, 当地人告诉我, 从去年中秋到今年3 月, 一个村因艾滋病死了47人。今年3 月15日至4 月7 日, 仅仅23天, 又死了3 人, 平均每周一个。艾滋病病人死了, 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新坟, 还有他们的孩子。有些人家父母双亡, 一批艾滋病孤儿无依无靠, 惨不忍睹。新闻周刊：目前河南艾滋病高发区是哪里? 高耀洁: 上蔡县是很著名的, 大约有上千篇报道, 但新蔡县更严重。除此之外 ,还有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漯河、许昌、平顶山……包括黄河以北的鹤壁。总之, 河南地界, 恐怕已经没有艾滋病空白点了。我说这些，绝不是信口雌黄。我这里有各个地方的艾滋病病人的来信，一共3000 多封，我接到的咨询电话则是信的10倍。新闻周刊: 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有多少? 高耀洁: 不好估计。但仅在上蔡一个县就不下10000 人。这是县里自己承认的。新闻周刊: 目前河南的卖血现象是否得到了控制? 高耀洁：有很大程度的控制，但没有完全杜绝。不久我去杞县调查, 一位姓徐的男子就是被抽血活活抽死的,3天抽了18000cc 。他的儿子今年才两岁, 我拿着徐的照片问孩子: 这是谁? “叔叔、伯伯, ”孩子就是认不出爸爸。当孩子的母亲在一边痛哭时, 那里的血头却说: “现在抓得紧了, 要不然我还干。” 何时不再孤军奋战新闻周刊: 去年《新闻周刊》对您进行专访时, 曾以《高耀洁: 与艾滋病孤军奋战》为题发表文章, 来形容您“防艾”的势单力薄。近一年过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 高耀洁: 很遗憾, 基本上没有。目前, 与我志向相同并有所联系的人, 只有湖北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但我们距离太远，很难互相支持。另外, 还有一些人想和我合作, 但目的不纯。有人想通过我骗钱, 说咱们联合推销药物吧, 这药可以根治艾滋病; 还有人想捞名誉, 建议一起搞个什么办公室, 专门接待记者来访, 进行宣传。这让我怎么接受? 新闻周刊: 但您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想没想过借助集体的力量? 高耀洁: 我个人尚且受到这么大的阻力, 怎么搞团体? 如果真成立了什么协会 ,一定有人会以“反党”的名义给我扣帽子。说不定,还会引来牢狱之灾。我都70多岁的人了, 再也经不住折腾了。我目前的状况很不好, 小女儿因为受我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已经和丈夫远走加拿大。她生我的气，至今没有和我联系。我的大女儿现在病得很重, 可我根本抽不出时间去照顾她, 只能把她托付给她姨。现在, 我的老伴也有病。新闻周刊: 既然如此, 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去面对这项事业? 高耀洁: 你看到墙上的对联了没有——但愿人皆健, 何妨我独贫。尽管目前我经济上, 在精神都很困顿, 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 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尽管在语气中流露着坚强与倔强, 但说这番话的时候, 高耀洁还是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她没来得及拭去眼泪, 电话铃再次响起。电话来自一个病人家属。这位家属是河南省某权力机构的一位官员, 高耀洁委托他打听自己出国领奖的事情能否成行。来电的语气很沉重: “高老师, ‘上面’ 可能不让您去了”。未能领奖将成为高耀洁的遗憾。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何况, 今年她已经75岁了。但这位坚强的老太太只叹了一口气, 擦干眼泪, 就去整理她的资料了。她说: “我要把这些资料印出12万份, 发给那些为艾滋病所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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