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牢骚(4)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 悲壮画面一一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 色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 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 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 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 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红色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彼此对立 的政治势力都想要争取与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 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也就理所当然。 一九二二年以后“独拜弥天马克思”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 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 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 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 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 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 有着各自的 方向与目标--- 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显得多么的迂 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 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 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 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巨著《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 的西南联大任过教。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逃离 战难的神色惊惶的旅客们，当天晚上也许会在甲板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用餐时遇见 一位衣衫不整、脸色肃穆的矮胖的中年男子。这也是柳整个抗战期间的标准表情。 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在九龙、香港、桂林、重庆等后方 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具体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 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 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是他当年对朱鸳雏 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 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相反，这势必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 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一个仿佛火焰与炸弹般的柳亚子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 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也是郭沫若何以慷慨赠之以“今屈原”这一冠名的出典。而 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 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 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 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中共主席毛 泽东突然应邀前往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 而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 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柳来说，这 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诗篇《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 泛流传。正如柳在和词跋文中“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 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 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 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柳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蒋介石，因 此，在所和词中说上几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 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北京，当这个被旧友林庚白称作 “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爱老头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 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 也许，作为编剧的柳亚子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 演毛泽东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