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桥(1)
      
          多年以来,板桥郑燮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现在他生前手订的那部全集里,
      也凸现在他那些以竹兰梅自喻的线条夸张的书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
      间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艺术作派,更使他在两个世纪以后的那些崇扬与阶级斗争的文
      学史编撰者眼里获得了广泛的青睐。而且,作为一名出身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的
      小县作家,又身处经学大师、天才诗人辈出的雍乾王朝,要在当时宛如现在的彩票
      市场、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哄哄的文坛展露头角,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
      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势。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剧名角似的能同
      时以清官、狎客、画廊老板、风月闲人等多种面目出现,并始终在它的中间隐匿自
      己真实的暧昧的面庞。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初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太
      平盛世,郑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谓关心民瘼的诗词,诸如《
      孤儿行》《逃荒行》之类。而事后,他瘦小、佝偻的身影可能立刻就会出现在扬州
      盐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腻的床上。他的成功在于他发出的这些声音虽然矫情而突
      兀,且不无政治功利,但在当时的文学大合唱中却因过于刺耳从而显得不同凡响,
      并穿越书页与时光最终抵达我们的耳边。由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向有化繁为简、化难
      为易的恶习,于是他被目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躺在文学史上接受后人的
      敬仰。只要我们的批评家将作家分门归类的惰性思维有一天不改变,这种敬仰看来
      还得继续沿袭下去。
      
          在那个由南方士子统治文坛的时代,郑生于江苏兴化的事实显然从一开始就带
      有某种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简单,五十岁以前一直以苦读与卖画打发日子,
      其间除去过两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于他的家乡扬州一带。既无名
      师传授,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才气与天赋,因此终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
      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重视与推举,倒也不能说是怎么委曲了他。
      如果我们有兴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样靠自学成才,
      疏狂放诞,后来终于混出几分名堂来的文艺青年。四十四岁中进士应该可以说是他
      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得益于他对时文和制艺(考试大纲)的钻研,以及通宵达
      旦、下死功夫复习的本领。这种本领即使今天我们在贫困地区发狠考大学的农村穷
      孩子身上仍然不难见到。这以后他在山东的范县与潍县做了大约十二年的县太爷,
      然后又回到扬州卖画,并于十年后在那里去世。他的简历中至少有两处地方因语焉
      不详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赐进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实授山东范
      县知县,中间当了六年多的空头进士,甚至连个混饭的都中闲职也没有,这在清代
      的职官制度上并不多见。二是有关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记载年谱里可以详细到十二
      月十二日这一天,但于死因却过于珍吝笔墨以至未留下半点记载。
      
          与他的同时代作家相比,郑显然是一个复杂、矫饰、颇有城府,并且因爱说大
      话、言行相悖,因而总让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长期以来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声誉,
      不仅因为他的才华,还在于有关他作为一个时代叛逆者形象的种种轶事传闻。从现
      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热衷于自我标榜道德情操的同时,身影
      却在扬州世俗的灯红酒绿间醉生梦死。而这个一到知县任上就将怜才爱士挂在嘴边
      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时遇有读书人有事上谒,居然会作出“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
      或捽头黔面驱之出”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关于他六
      十一岁那年的被罢官,竟然也可以有“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
      清代学者像传》)与“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
      斥”(《墨林今话》)两种内容与性质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于他平日好骂名流而
      又附庸名流,抨击权贵而又阿谀权贵诸种事实,更在不可枚举之例。这样我们面前
      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
      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
      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难以释怀的
      困惑与尴尬: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
      
          兴化是清代属高邮州管辖的一个颇具几分水乡情调的小县。公元一六九三年,
      当心高气傲的郑板桥出生在城东鹦鹉桥与杏花楼一带的汪头时,父亲郑之本的现实
      身份只是当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师,家徒四壁不说,甚至常常无米可炊。郑三岁时母
      亲汪氏的病故对这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郑发迹后对早年的回忆侧重于叹穷叫苦
      而少具体描述,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年代他们一家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仅从诗中偶露
      鳞爪的一些零言片语,依稀得知童年的郑由一个名叫费乳娘的邻居女人带大,并在
      父亲的私塾里完成了最初的学业。教他学习填词的老师是县里的一名老秀才陆种言
      先生。还有两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爱吃黄桥烧饼。在他三十岁父亲逝世前后,
      甚至他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教师。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自己当初的苜蓿生活,
      曾有“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
      少父兄嫌懒惰,功名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这样深沉的
      感叹。
      
      
      
          三十岁以后郑板桥到了扬州——出于愤怒和贫困生活的两重压迫,其情景完全
      相当于今天中国内地自觉怀才不遇的大学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纪前期的扬州由于
      盛产妓女(“瘦马”)、盐商、寺庙与风月,加上又是权势熏天的两淮转运使(中
      央政府管理江南盐政的最高行政机构)衙门的所在地,其繁华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
      能想象。一大批落拓不羁、风流自命的才子、诗人、画家、骨董贩子、风水鉴赏师
      什么的于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集在那里不亦乐乎地打秋风、吃白食、索赠请
      托,鬻画卖字。根据《扬州画苑录》的作者汪鋆后来统计,当时扬州城里光画家就
      有五百余人,他们中的皎皎者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黄慎等,加上稍后也
      欣然加入这一行的郑板桥、李方膺与罗两峰。由于作品风格以及生平事迹的某种相
      似性,“扬州八怪”云云也就成了后人对这些商品经济中游刃有余的风云人物的一
      个特殊称谓。很多论者习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在我看来显然过于
      天真。要知道当时的需方市场主要由权宦、贪官、暴富的盐商、附庸风雅的巨贾豪
      绅形成,艺术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只是一种体面的装饰。就象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
      机敏人物喜欢胸佩一枚据云出自郑手笔的“难得糊涂”的徽章招摇过市一样,当年
      把持扬州政纲的这些恶俗势力的代表也极需高雅的书画来点缀他们糜烂、穷奢极侈
      的生活。他们的首选对象无疑就是象征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兰一类的风雅之作,
      而且构图愈怪、线条愈奇则出价越高。在商品经济中,市场需求总是代表一切。这
      就是为什么“八怪”中除当过宫庭画师的李复堂(鱓)会画几笔仕女,罗聘、黄慎
      偶尔也画些鬼神外,其余几乎大都以铁棒磨成针的功夫在所谓“岁寒三友”身上耗
      尽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颇似浙南、广东沿海地区那些几十家开在一起,生产同一
      产品的家庭作坊。确实,同行间的竞争也是促进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得到最大发挥的
      一个良性动力。
      
          尽管青年郑板桥一向神往前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豪迈风采,但事
      实上他当初去扬州时腰间揣的只是两个又冷又硬的黄桥烧饼,而且四顾茫然,唯一
      的投靠对象是一个在一所破庙里当和尚的族父。我怀疑他当初于书画一道不过稍会
      涂抹几笔而已,至少在他现存的题识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仅仅出于父
      殁子亡、生计无依的现实悲剧,其次是风闻淮上巨贾出手豪绰,对落魄才子动辄以
      大把银子相赠,加上自己崇敬的同乡艺术家李复堂听说在那里也混得不错。这种种
      理由已足够让一个绝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并且在旅途中对未来充满奇妙的想象。
      但扬州很快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淘金者尝到了理想破灭的苦涩。金钱在任何时代都是
      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条件是交换。让势利、精明的扬州盐商对一个既无名气又无作
      品的小县秀才青眼另加,怎么说也不现实。郑的机灵与练达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
      作用,这得益于多年来底层生活的磨练。他当即赶往北京找到早几年已在那里充当
      皇帝私人画师的李鱓,并以同乡和崇拜者的身份终于弄到几份李的荐书。重回扬州
      难免让郑产生今非昔比、躇踌自得的感觉,他下榻于城中金农住过的天宁寺里,并
      很快与汪勤斋、黄瘿瓢等著名画家交上了朋友。虽说当时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觉
      预测到书画一行在这座新兴商业城市里的广阔前景,但由于一时还拿不出手,只好
      一边苦读制艺为会试作准备,一边坚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词干谒豪门与
      公卿。数年以后,当意外的成功从天而降,整个扬州都将为自己当初对这个容貌丑
      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轻视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法儿,竟使得一个程姓徽
      商慷慨出手,一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赠。相比于他晚年名气最大时一幅扇面或斗方的
      润资也仅须碎银五钱,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应该不难想象。正是这笔
      可观的馈赠使郑的人生迅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开始移居镇江焦山别峰庵中
      静心复习应考,并于次年侥幸中了进士。同时,他带有编年体式的自编全集里的内
      容,也相映成趣地从昔日的嗟贫叹穷,讽时讥世,逐渐转入对风月以及声色犬马的
      关注与描述。扬州对郑板桥一生的名山事业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催生剂和加速器的作
      用。即使我们略去程羽宸的一千两银子不计,他的艺术和知名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
      力于那里清丽的山水与文化的力量。这就使得他后来在山东潍县任上对淮扬商贾不
      遗余力的抨击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后来被从全集中偷偷删去的《与江宾
      谷、江禹九书》中,他突然以道德捍卫者的标准形象出现,感慨“凡米盐舩(左舟
      右公舩,即船字异体)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
      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
      不可复述矣!”在此前寄堂弟郑墨的一通家书中,自觉已成为政界人物的郑同样愤
      激于“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这样在他看来简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
      文坛状况。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数年以后,突然被罢官的郑荷笔彷徨,走
      投无路之际,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成为那里听气候于商人,写字作画,
      满街名士中的光荣的一员。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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