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这无疑是我们解剖黄晚年生活的关
      键。虽然这方面的大致轮廓并非无迹可寻,但要将这些散落在他诗集以及旁人著作
      中的零言片语拼凑成完整的生活图象则依然困难重重。首先记事人的身份、背景、
      目的与传主的亲疏关系,看问题的角度等无不影响着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况某些
      长者大人在回忆与黄生前的交往时有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
      在此我只要举出翁方纲为黄诗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人系乾嘉诗坛
      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诗派之一的“肌理诗”的理论创导者,常州文人的精神
      领袖。自黄入都后就一直以同乡与前辈的身份笼络着他。又是请看收藏又是以先祖
      画像索题。还共同发起组织都门诗社,几乎三天两头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然而正是
      这个伪善的老头,在黄死后不仅胡说什么“每来吾斋,拜文节(宋代诗人黄庭坚,
      据云为黄先祖)像,辄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
      饥寒驱迫……其精气已长往矣”,甚至还单凭个人好恶将黄的两千首遗诗删得只剩
      下五百首。以至连一向不与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过去,出来打抱不平,批评翁“删
      除风月少精神”。《清诗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认为“幸而仲则诗后来有
      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
      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黄仲则诗中有一种类似海底珊瑚与昆仑灵芝那样的东西——瑰丽与清俊。令人
      惊叹的想象力加上对事物细致精辟的本质把握,以及体贴入微的语言,使得他写诗
      神奇得犹如魔术师从盖有黑布的暗箱里掏东西,又仿佛一手握管一手同时拿着显微
      镜。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与当时风靡文坛的性灵主义诗歌同出一辙,但同样的生
      活场景、意象、山水与情感细节,在他笔下往往别是一番面目与滋味,这就是天才
      的力量。他写七言古诗犹如大禹治水,写七律好象庖丁解牛,或者孔令辉打乒乓球。
      尤其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颠峰的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那几年,功力上差不多达到
      了打通全身经脉的武学大师那种摘叶成剑,无招为有招的境界。我们几乎完全可以
      假设,如果不是随后突然作出的贸然入都的决定,在支撑清诗辉煌与高度的由吴梅
      村、龚自珍与他所组成的那个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的三角型支柱,由于他的高出一
      头,以至这个比喻可能有因此无法成立的危险。
      
          京师的七年公务员生活是一块珍异宝石在世俗的熔炉中变成石头的精采文本。
      我们将再次看到一颗理想的头颅如何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低垂——疲倦而沮丧——最
      后干脆完全停止了转动。在此之先它甚至已将他的才华提前送上了艺术的断头台。
      在这座连皇帝也会写诗的传闻中的开明城市,尽管黄的诗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
      现实处境却一直未如向往中那样有所改变。首先他一年年满怀希望参加的顺天乡试
      依然保持着与在江南时同样的失败纪录。虽然他的老师身为掌握录取大权的同考官,
      但以朱笥河一向的严正刻板,想寄希望于在录取名单上弄什么手脚显然过于乐观。
      其次是效法李白以诗词名动公卿的路子,那也只能证明他对清代严格的人才制度缺
      乏起码的了解。再说他那恃才傲物、喜怒无常的名士派头也让很多人受不了。因此,
      整整七年中,这个清代历史上的杰出诗人除了上班以外,大多时间消磨于各种无聊
      的名人聚宴和社会应酬,以陪衬人或风雅摆设的身份,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受到了
      热情欢迎和酒食款待。而一旦他们认为不需要他时,也许他就得知趣地主动离开。
      贫病潦倒和性情古怪逐渐成为他天才以外的第二特征。当他在某侍郎的生日盛宴上
      捧场,当他在某相国的藏品前趋奉谀美,当他面对某尚书的涂鸦之作作违心之论。
      我的内心之所以满怀忧伤与怜悯之情,或许是因为在我看来他那时的形象已不像是
      神姿英发的李白,倒更接近于“剩酒与残炙,到处潜苦辛”的落魄长安期间的杜甫。
      虽然对于这种难堪的现状,包括洪稚存、杨芳灿等在内的好友曾一再提醒过他:时
      代不同了,“千金辟士置幕府,此风古有今则微。”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死,
      黄似乎仍然深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不肯回头。
      
          作为黄晚年最激动人心和充满想象力的事件,陕西巡抚毕秋帆客观上确实扮演
      了某种“火焰守护者”和“希望工程主持人”的角色。然而让人感慨且油然而生敬
      意的是,这同样归功于他命定中的贵人——生平知己洪稚存的大力吹嘘。当时他们
      的一个共同朋友孙星衍在毕那里混得不错,来信要在京等候秋试的洪前去帮忙。毕
      的豪爽与一向体恤寒士的作风立刻给洪留下了深刻印象。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
      是在一次宴饮进入到高潮时不失时机向毕详细介绍了黄的窘状并私下里约同孙合力
      举荐。对于乾隆年代的中国文坛,毕是天下公认的最慷慨最伟大的财神爷。如果我
      们抛开戴在他头上的那些巡抚总督之类的官衔不论,此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巨贪兼
      慈善家。多年来受他资助与施舍的落魄知识分子那真是多如过江之鲫。由于本身是
      知名文人的缘故,他当然也听说过诗坛巨星黄景仁的名头。尤其是在洪为他背诵了
      黄《都门秋思》里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后,毕当场神为
      之往,“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话矣!”(陆继辂
      《春芹录》)
      
      
      
          于是就有了黄一七八一年秋天突然的陕西之行。此前他出于避债与养病的双重
      目的寄居京西法源寺。虽然详细情况少见记载,但从洪《法源寺访黄二病因同看花
      》中的“今年花盛病亦盛,转恐病久花难寻”这两句来看,恐怕已有几分潇湘馆药
      炉病榻间无力回天的林妹妹的样子。在这种背景下,毕轻财怜士的古风确实如同一
      支强心针令他的生命顿时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位几年来被京中大佬们的空头赞美与
      虚情假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清朝的李白,这回大约感觉自己可真是遇上韩荆州或贺
      知章了。加上此前不久他正科级的武英殿校书官可援例升为副处级主簿这件事也令
      他精神为之一振。从现今保存在《两当轩集》内的那些纪行诗来看,他当初的扶病
      千里访毕有一种易水西风式的悲壮,物质上的目的则可能是唯恐夜长梦多,好事易
      黄,先把那答应下来的五百两银子拿到手再说。何况对这笔钱的用途他私下里也早
      已有了明确安排:加捐县丞外放。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将一个文化部的副处闲
      职弄成实实在在的地方上的副县长。尽管对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背后隐藏的动机多
      年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但想象我们的诗人会如晚清谴责小说里的那些猾吏那样将
      这纯粹看成一种生意,打算通过穷奢极欲地收刮地皮,以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仍然是
      相当荒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推测是他可能已打算离开北京,到南方
      的某个温暖地带,担任一名收入丰裕、生活稳定的地方官员。这不仅有利于他的病
      体,或许还能让他自觉负疚过多的家人也跟着沾上些实惠。京师的北风与飞雪,以
      及比风雪更冷的人情看来已经令他感到寒入骨髓,而他当时最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
      尽早离开它们。
      
          对西安的匆匆拜访很象是黄一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而且途中也
      出乎意料地顺利——甚至没有发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
      的。他不仅如约拿回银票并受到巡抚大人异乎寻常的款待,同时与洪、孙等故友的
      重逢也让他感慨万千,分外动情。虽然到后不久从京师方面传来恩师朱筠去世的消
      息令三人感到震惊与伤感,并一同在附近有名的兴善寺中设奠大哭了一场。但总的
      说来黄对这次旅行的感觉相当良好。唯一的不愉快看来就是离开前与洪有关那笔银
      子用途的激烈争吵。洪主张以了结债务为当务之急,余下的用作赡养家小和生活药
      资之需,黄却坚持自己的打算不肯改变。从洪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性文字来看,那次
      两人虽未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已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谁
      也没有想到,这关河冷落、朔风凄紧的咸阳古道上的挥手一别,竟然已是他们生前
      所能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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