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2)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
      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
      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
      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
      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
      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
      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这一批文
      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
      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
      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
      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
      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
      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
      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
      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
      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
      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
      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
      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
      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
      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
      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
      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頫与吴梅村们也没有比这些村夫野
      老走得更远。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
      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
      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
      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
      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
      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
      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
      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
      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
      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
      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
      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
      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
      》、《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
      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
      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
      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
      :“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
      “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
      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
      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
      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
      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
      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
      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
      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
      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
      上,袁枚类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
      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
      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
      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
      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
      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
      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
      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
      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
      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
      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
      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
      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
      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
      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
      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
      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
      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
      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
      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
      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
      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
      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
      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
      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
      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
      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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