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入的党
      
          庞渭溪,男,59岁郑州市黄河路第三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2000年4月12日
      
          我们是第二批援藏教师。我记得很清楚,1976年7月24号从郑州出发,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到了拉萨。当时全国派了8个队,河南是其中之一。我们队45
      个人来自全省各地,郑州总共去了4个人。当时我三十五六岁,在优胜路小学教数
      学。咱支援的对象是山南地区,紧挨着印度。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到了甘肃柳源后,
      剩下的路都是坐汽车,向南路过昆仑山,五道梁,唐古拉山,到拉萨。
      
          这一路相当艰苦,昆仑山在我们眼里它就不算山,太低了,虽然是七八月份,
      五道梁那儿却是大雪封山。最可怕的是过唐古拉山,汽车是在冰山上走,冰厚10
      0多米,车走了5天都不见人烟。由于高原反应,我们45个人一顿饭连3斤粮票
      买的食物都吃不了。记得下了唐古拉山,汽车开到运输站停下后,将近一个小时没
      人能下车,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那是极度缺氧造成的。人一
      下车都挂吊针,吸葡萄糖,输氧气。
      
          在西藏一说海拔就知道舒服到啥程度,藏北海拔6000多米,拉萨海拔37
      00米,咱郑州海拔才80米。到了拉萨,那真是山珍海味供着吃,就是让我们补
      养身体,要不没法儿工作。在拉萨虽然舒服多了,但仍有缺氧反应。啥感觉?就跟
      喝醉酒差不多,头重脚轻,不能负重,连盆水你都端不了,腿软得让你自己往那儿
      蹲。
      
          休整了十来天后,我们队到了山南地区,距拉萨有一千七八百里。我们先到了
      地区所在地泽当。那儿有个地区师范学校和一所中学。我被分到师范学校,在那儿
      工作了半年,培训了一个会计班。我教学员算账,做账,汉话他们听不懂,上课都
      得带翻译。我还带着学员到下面大队实习,教他们如何年终决算、分红什么的,也
      教他们怎么计工,怎么算账。半年后我们的任务变了,要下到各个县,两人一组。
      我和开封的宋松林一组,1977年3月8号那天到曲松县去的。这个县离泽当1
      45华里。咋记得这么清?因为在这儿发生了一件我印象最深的事,你听我慢慢给
      你讲啊。
      
          那儿很多地方没有班车,没有长途汽车,只有县里才能通汽车。那儿都是大山,
      往哪儿去都是骑马,要么就是步行。那时候有邮车送报纸,从泽当往各县送是一星
      期去一趟,我们看报纸都是半月二十天以前的消息。那天我俩是坐邮车去曲松县的。
      到了县城,其实就是个大院儿,各个部门都在这一个大院里,法院,公安局,教育
      局……都是一间房。一个局长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局。全县9500人,都分散
      在山里,县城就那么孤零零一个大院子。到那儿以后我俩又分开了,他留在县院儿
      里的一个小学,我到离县城10里山沟沟里惟一的一所中学——曲松中学工作。那
      个中学有4个班,都是短训班,叫什么会计训练班,文化训练班之类的。学生小的
      五六岁,大的20多岁,都在一个班上课。怎么会有五六岁的学生?那儿跟内地不
      同,能数几个数就小学毕业了。全校12个藏族教师,只我一个汉族。我在一年半
      时间里,把全县的教师培训了一遍。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当时来参加培训的教师
      最高水平的连小数加法都不会,更不会式子题。我教会了他们加法、减法和乘法,
      除法没教。
      
          在这儿我得自己做饭,来时匆忙,把煤油炉丢在了泽当,我不能老借别人的使,
      就坐邮车回去取。谁知一到泽当,就被我们书记(援藏教师队的)不问青红皂白一
      顿狠训。我脾气也犟,一声没吭,第二天一早,背上煤油炉和两个油饼就上路了。
      西藏天亮得晚,就是六七月份也10点天才亮,晚上11点天才黑。这一路啊,我
      一辈子难忘。4点多出发,走了5个小时天都没亮,一个人前看看后看看,走这一
      路一个人都没见。缺氧,走10来里腿都发软,一蹲就起不来,145里呀,我走
      到晚上9点多才走到。到了县院儿,教育局长的老婆给我做饭吃,又问我情况,第
      二天全县的广播都广播我的事儿,说我是步行从地区到县里的第二人。第一人是这
      个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步行去工作。后来我们书记听说了这事儿,好给我作检讨。
      我说不要紧,只要你理解就行,我到这儿来是工作来的,不是为了享受。这件事在
      全县影响相当大。
      
          再有件事就是入党。我在离开西藏前8天宣的誓,这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时候周日我都回县院儿,利用这时间到县里帮忙。我教邮局怎么算邮费,教粮店
      如何称东西,教商店怎么算账,总之,凡是涉及到算账的我都教他们,县里没有哪
      个部门我没去过的,都帮过他们的忙。来西藏前我就有个指导思想,到这儿就是来
      支援人家的。一无所求,尽自己的能力吧,没其他想法。来后我写过入党申请书,
      但从没想着在这儿解决。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文革”期间发展党员工作停止),
      发展党员相当慎重。可是到最后县里问我:你写的申请书在哪儿?我说有。我是1
      978年7月12号离开的山南地区,从7月1号到8号这些天,县委一天两三个
      党小组会来研究我的组织问题,7月8号支部大会通过。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当地的
      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我第一个月的党费是在西藏交的。
      
          援藏两年最大的收益是回内地工作再没有困难。没有比在那儿工作更难的了。
      
          我书架上这十几本封面破损,纸已发黄的领袖著作就是曾伴我在西藏生活过的
      “旧友”。回来后虽搬了几次家,但一直留着,每次看到它们,便会想起在西藏的
      那些难忘的日子。                       
      
          (记录: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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