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 乞力马扎罗 非洲最高峰 海拔5895米 南纬 3 度东经 37度05分 1998年1 月7 日7 时40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知道豹子为什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这是他们在非洲一直问自己的问题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 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 1998年1 月5 日晨7 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 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路上,他们都把这次非洲之行称为“浪漫之旅”。 的确,比起珠穆朗玛峰,比起麦金利,比起文森峰,这座山自然环境好,攀登难度 低,王勇峰总挂在嘴边的就是“ too easy (太容易了)”。然而,谁 能想到,就是在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在顶峰,他们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 出发前,每个人都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大家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么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 像接头暗号一样 1997年11月30日,北京飘起了第一场雪。怀柔水库的岸边很快就白色一片了。 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就在这个有雪的岸边,是个半岛,一直伸进怀柔水库。 早上9 点30分,李致新、王勇峰带着三个记者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步行25公 里,绕行怀柔水库一周。王勇峰说,能不能上乞力马扎罗就看今天大家走的怎么样。 三个记者里只有我没有进过山,张伟和潘燕生跟随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过西藏 境内的穷母冈日(海拔7048米),算是有见识的了。 我们带了5 瓶矿泉水、5 个鸭梨,统统装进了王勇峰的小背包。他俩看起来特 别兴奋,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大喊:啊!乞力马扎罗的雪。 沿着大堤,大家边走边聊。那个时刻,突然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 :他们像秤离不开砣,砣离不开秤。李致新不停说着逗乐的话,王勇峰认真地笑着, 配合着李致新的笑话。 王勇峰是一个仔细的人,检查我们的衣服,鞋子,嘱咐我们把拉链拉开,感觉 到冷了赶紧拉上去。我们三个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乖乖地站在那儿,让他检查。 怎么穿衣服是我们学习登山的第一课。 出了登山队训练基地没有多远,看见路边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陷在沟里了。李致 新大声问:“要帮忙吗?”那人摆了摆手,盯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这是干什 么去呀?”我一下愣了,该怎么回答?王勇峰说:“走走。”继续前行,我还在想, 真的,我们这是干什么去?该怎么回答? 一个多月以后,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攀登路上,太阳猛烈地晒着我的皮 肤,仿佛有哧哧的烤焦的声音传出时,我突然又被这个问题定在了路上:我们这是 要去哪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自己。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走。如同 此刻,绕着水库,从起点到起点。 按计划,我们要走4 个小时。因为有雪,走路变得诗意起来。走过一片浅滩的 时候,李致新指着水面大叫:“快,拍一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 摄像机。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 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 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 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 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 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 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没有人作过解释。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 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 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 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 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 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 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 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 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 公里。 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 在北京准备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正赶上肯尼亚大选, 局势动荡,使馆发来电报:请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到肯尼亚。这十几个字把整个计划 改变了。那天,在李致新的办公室,我们趴在地图上开始找:还能怎么去? 当时,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路线有两条,北京——巴黎——达累斯萨拉姆 ;北京——阿姆斯特丹——达累斯萨拉姆,因为回来要去法国采访登山学校,我们 选择了在巴黎转机,巴黎飞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还要在瑞士转一次机。预算又超额 了,往返要19236 元,而飞内罗毕是16000 元。 似乎注定这个旅程要有挫折,12月26日早上,原来准备踏踏实实提前三个小时 到机场的时候,10点钟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法航罢工,如果要坚持当天走, 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机场。简直是仓皇出逃的架势,六个人从三个方向集合到 了首都机场。 手忙脚乱赶到机场,行李又超重了90公斤。为大家送行的陈尚仁老先生忙得一 头大汗。他在登山协会办公室工作,登山队的每次迎来送往都是他忙活,而攀登七 大洲最高峰他也是每站必送。这一次的手忙脚乱让老陈忘了拍照。 四年后,说起这事时,老先生说,每次他俩走都要拍张照片,那时候,不敢说 原因,其实是担心他们回不来,留个纪念,从乞力马扎罗开始,山越来越容易了, 不拍就不拍了。老先生笑着说出当年的小心眼时,眼睛里满是泪花。 中午12点,CA933 起飞了,飞了一会儿,大家才定下神。也忽然茫然了,前 方实在渺茫,第一站是巴黎,之后是瑞士,再以后是达累斯萨拉姆,再以后是乞力 马扎罗。无比遥远的起点。 坐在飞机上,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要开始这个体验了?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作为笔者的我,也加入了登山的行列。需要说明的是, 我去非洲很是侥幸。 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的记者张伟是我爱人,1996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他们 一认识就成了朋友,他很欣赏这两个人,也喜欢登山这个圈子,就把我拉了进来。 1997年底,有了这次采访任务,他希望我也能参与这次采访,没想到,李致新特痛 快就答应了,只要自己出钱,没有问题。和报社一讲,报社领导说,给你时间;钱, 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找爹妈借了几万块钱。当时想,这样很轻松, 就当是旅游吧。 当然,后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初衷了,山上经历的一切让 我恢复了记者的冲动,下山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写完了一 篇通讯,当天传回了报社。 趴在非洲青草上写那篇通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就这样被山征服了,从 此,没有离开过一步,接下去的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和我爱人 一样,是一个体育记者。 到今天,巴黎于我的记忆也还是灰色的,因为那漫长的等待。 巴黎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我们住在城市的北边,一个新区,叫拉迪方斯,也叫 新凯旋门。现在,北京正在建的CBD常常和这个地方做比较,它也是巴黎的一个 商务区,但比起北京的中心商务区显得冷清了一些。站在新凯旋门下,可以望见老 凯旋门。 空旷的街道和连绵的雨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的活 动是去附近的超市买食品回来做饭。虽然凡尔赛宫去了,卢浮宫也去了,但大家总 是高兴不起来。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提起。也没有谁能说出什么,谁也说 不清那个起点会是什么样子。李致新、王勇峰不知道,我们这些连雪山也没见过的 人更是连该想点儿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有在圣心教堂那一天,六个人找到了一点快乐。在圣心教堂和艾菲尔铁塔之 间有一个小广场,每天傍晚,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溜旱冰,他们从一个30度左右的坡 上滑行而下,沿途设置路障,一路蛇行穿越,我们停在了路边做起了观众。他们一 遍遍冲下来,跑上去,冲下来,跑上去。塑料路障不断被撞飞,围观的小孩子们极 其崇拜地为他们捡回来,重新放好位置。王勇峰很快加入了这个服务队,像那些孩 子一样,守着路障,不停感叹:真棒呀!他崇拜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在广场上, 我们消磨了不少的时间,那会儿像是忘了身在异乡了,飞驰而下的年轻人让我们忘 了很多事,忘了我们遥遥无期的起点,忘了我们在忍受等待之苦,忘了我们不可知 的未来。 尽管巴黎的等待之苦刻骨铭心,但比起一年之后在印尼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 峰时的等待又算得上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