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
      
          乞力马扎罗  非洲最高峰  海拔5895米 
      
          南纬  3 度东经  37度05分 
      
          1998年1 月7 日7 时40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知道豹子为什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这是他们在非洲一直问自己的问题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
      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
      
          1998年1 月5 日晨7 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
      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路上,他们都把这次非洲之行称为“浪漫之旅”。
      的确,比起珠穆朗玛峰,比起麦金利,比起文森峰,这座山自然环境好,攀登难度
      低,王勇峰总挂在嘴边的就是“  too  easy  (太容易了)”。然而,谁
      能想到,就是在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在顶峰,他们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 
      
          出发前,每个人都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大家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么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
      
          像接头暗号一样
      
          1997年11月30日,北京飘起了第一场雪。怀柔水库的岸边很快就白色一片了。
      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就在这个有雪的岸边,是个半岛,一直伸进怀柔水库。
      
          早上9 点30分,李致新、王勇峰带着三个记者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步行25公
      里,绕行怀柔水库一周。王勇峰说,能不能上乞力马扎罗就看今天大家走的怎么样。
      
          三个记者里只有我没有进过山,张伟和潘燕生跟随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过西藏
      境内的穷母冈日(海拔7048米),算是有见识的了。
      
          我们带了5 瓶矿泉水、5 个鸭梨,统统装进了王勇峰的小背包。他俩看起来特
      别兴奋,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大喊:啊!乞力马扎罗的雪。
      
          沿着大堤,大家边走边聊。那个时刻,突然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
      :他们像秤离不开砣,砣离不开秤。李致新不停说着逗乐的话,王勇峰认真地笑着,
      配合着李致新的笑话。
      
          王勇峰是一个仔细的人,检查我们的衣服,鞋子,嘱咐我们把拉链拉开,感觉
      到冷了赶紧拉上去。我们三个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乖乖地站在那儿,让他检查。
      怎么穿衣服是我们学习登山的第一课。
      
          出了登山队训练基地没有多远,看见路边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陷在沟里了。李致
      新大声问:“要帮忙吗?”那人摆了摆手,盯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这是干什
      么去呀?”我一下愣了,该怎么回答?王勇峰说:“走走。”继续前行,我还在想,
      真的,我们这是干什么去?该怎么回答?
      
          一个多月以后,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攀登路上,太阳猛烈地晒着我的皮
      肤,仿佛有哧哧的烤焦的声音传出时,我突然又被这个问题定在了路上:我们这是
      要去哪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自己。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走。如同
      此刻,绕着水库,从起点到起点。
      
          按计划,我们要走4 个小时。因为有雪,走路变得诗意起来。走过一片浅滩的
      时候,李致新指着水面大叫:“快,拍一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
      摄像机。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
      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
      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
      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
      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
      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
      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没有人作过解释。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
      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
      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
      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
      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
      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
      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 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
      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 公里。
      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
      
          在北京准备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正赶上肯尼亚大选,
      局势动荡,使馆发来电报:请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到肯尼亚。这十几个字把整个计划
      改变了。那天,在李致新的办公室,我们趴在地图上开始找:还能怎么去?
      
          当时,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路线有两条,北京——巴黎——达累斯萨拉姆
      ;北京——阿姆斯特丹——达累斯萨拉姆,因为回来要去法国采访登山学校,我们
      选择了在巴黎转机,巴黎飞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还要在瑞士转一次机。预算又超额
      了,往返要19236 元,而飞内罗毕是16000 元。
      
          似乎注定这个旅程要有挫折,12月26日早上,原来准备踏踏实实提前三个小时
      到机场的时候,10点钟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法航罢工,如果要坚持当天走,
      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机场。简直是仓皇出逃的架势,六个人从三个方向集合到
      了首都机场。
      
          手忙脚乱赶到机场,行李又超重了90公斤。为大家送行的陈尚仁老先生忙得一
      头大汗。他在登山协会办公室工作,登山队的每次迎来送往都是他忙活,而攀登七
      大洲最高峰他也是每站必送。这一次的手忙脚乱让老陈忘了拍照。
      
          四年后,说起这事时,老先生说,每次他俩走都要拍张照片,那时候,不敢说
      原因,其实是担心他们回不来,留个纪念,从乞力马扎罗开始,山越来越容易了,
      不拍就不拍了。老先生笑着说出当年的小心眼时,眼睛里满是泪花。
      
          中午12点,CA933 起飞了,飞了一会儿,大家才定下神。也忽然茫然了,前
      方实在渺茫,第一站是巴黎,之后是瑞士,再以后是达累斯萨拉姆,再以后是乞力
      马扎罗。无比遥远的起点。
      
          坐在飞机上,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要开始这个体验了?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作为笔者的我,也加入了登山的行列。需要说明的是,
      我去非洲很是侥幸。
      
          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的记者张伟是我爱人,1996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他们
      一认识就成了朋友,他很欣赏这两个人,也喜欢登山这个圈子,就把我拉了进来。
      1997年底,有了这次采访任务,他希望我也能参与这次采访,没想到,李致新特痛
      快就答应了,只要自己出钱,没有问题。和报社一讲,报社领导说,给你时间;钱,
      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找爹妈借了几万块钱。当时想,这样很轻松,
      就当是旅游吧。
      
          当然,后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初衷了,山上经历的一切让
      我恢复了记者的冲动,下山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写完了一
      篇通讯,当天传回了报社。
      
          趴在非洲青草上写那篇通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就这样被山征服了,从
      此,没有离开过一步,接下去的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和我爱人
      一样,是一个体育记者。
      
          到今天,巴黎于我的记忆也还是灰色的,因为那漫长的等待。
      
          巴黎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我们住在城市的北边,一个新区,叫拉迪方斯,也叫
      新凯旋门。现在,北京正在建的CBD常常和这个地方做比较,它也是巴黎的一个
      商务区,但比起北京的中心商务区显得冷清了一些。站在新凯旋门下,可以望见老
      凯旋门。
      
          空旷的街道和连绵的雨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的活
      动是去附近的超市买食品回来做饭。虽然凡尔赛宫去了,卢浮宫也去了,但大家总
      是高兴不起来。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提起。也没有谁能说出什么,谁也说
      不清那个起点会是什么样子。李致新、王勇峰不知道,我们这些连雪山也没见过的
      人更是连该想点儿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有在圣心教堂那一天,六个人找到了一点快乐。在圣心教堂和艾菲尔铁塔之
      间有一个小广场,每天傍晚,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溜旱冰,他们从一个30度左右的坡
      上滑行而下,沿途设置路障,一路蛇行穿越,我们停在了路边做起了观众。他们一
      遍遍冲下来,跑上去,冲下来,跑上去。塑料路障不断被撞飞,围观的小孩子们极
      其崇拜地为他们捡回来,重新放好位置。王勇峰很快加入了这个服务队,像那些孩
      子一样,守着路障,不停感叹:真棒呀!他崇拜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在广场上,
      我们消磨了不少的时间,那会儿像是忘了身在异乡了,飞驰而下的年轻人让我们忘
      了很多事,忘了我们遥遥无期的起点,忘了我们在忍受等待之苦,忘了我们不可知
      的未来。
      
          尽管巴黎的等待之苦刻骨铭心,但比起一年之后在印尼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
      峰时的等待又算得上什么呢?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