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

　　　　　　　　　　第十三章解剖羊城黄色毒瘤 危险的三角地带 1997年1 月，由于自身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加上个人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记者。当时，在所有应聘的人员中，我是唯一的没有本科文凭的年轻人，但我有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特殊经历，有在军地百多家报刊发表的一大叠各式各样的作品，这使得当时负责采访部的《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朱德付慧眼识珠，不顾一些嫌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士反对，力排众议将我破格录取。 朱德付是安徽省人。曾在江西省委党校做过老师，中山大学文学硕士。毕业后分到《南方日报》做了一名记者，稍后进入《南方周末》。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以一系列关心民间疾苦，为老百姓执言义的深度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欢迎。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独自一个前往江西采写了一位长期被地方一恶人强奸的弱女子胡雪梅的不幸遭遇，在《南方周末》以几万字的篇幅发表后，又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南方日报》以新闻连载刊出。此文不但使弱女子胡雪梅的冤屈得到昭雪，更使朱德付在国内外新闻界名声大振。后来他又不畏个人安危，又采写了许多引起社会关注的重特大社会新闻。1997年月日月《南方都市报》改版变成日报后，他又被任命为该报主管新闻的副主编。朱德付走马上任后，对《南方都市报》采访部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在所有的人事制度方面，他打破了以往的铁饭，所有人员全部实行聘用制，对于拥有正式编制的编辑和记者，一律实行聘用制，公平竞争，同工同酬，不分内外；在工作方面，所有记者均要求每月见报稿不得少16篇，如果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聘用人员一律予以辞退，正式员工一律下岗；在员工待遇方面，所有人员一律平等，以每月的工作成绩，按质按量计酬，多拿多得，奖勤罚懒。刚开始时，一些平日吃惯了大锅饭的员工以为这不过是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是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的，到时不可能真的按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去兑现。可到了第一个月发奖金时，发稿多的记者多达六七千元，少的却只有几百元，还要接受处罚；一个季度下来后，六名没有完成任务的记者当即被辞退；四名连续三个月无法完成任务的在编记者被迫下岗待业。当时给采访部影响最大的是，一位从北方调入南方日报的女记者，平日工作不力，不是写有偿新闻，就是外出做自己的事，结果自然是无法完成每个月见报16篇的任务，结果，她不但三个没能拿到一分钱的奖金，反而被扣除一大笔工资，也就是说，她连三个月基本工资也被扣光，还要倒巾报社的钱。这一下整得这位一直自以为是的女记者痛哭流涕不止。这也确实让当时报社所有人品偿到了这位精干领导的历害。从此以后，采访五六十名记者，再也没有敢偷懒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朱德付就很快带出了一支广州地区最有名的，年轻而又精干的记者队伍出来，不由令其他兄弟媒体刮目相看。但朱德付绝对不是那种严厉得令人不敢接近的人，相反，他是一位对人热心的人。我至今还记得，我刚进入报社的第一天，朱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石野，不管人家怎么看待你，但我相信你是一块可塑之材。你的试用期和他人一样，是三个月，按照报社最新规定，记者每月必须发表16篇文章，至少能上一个头条，如果三个月都不能完成任务，你就自动下岗吧，到时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 我信心十足地回答：“朱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决不会辜负你的希望！" 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还算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此时的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单位，当时刚由周报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很珍惜。 从进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众所周知，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国内外都有目共睹，当时大牌报纸《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百万份，就是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也办得很有特色，其旗下的子报《南方周末》更是风靡全国，那些报社的记者出门采访时，有关单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们出门也很风光，但作为一般更改版为日报打入广州市场的新报，《南方都市报》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间的挤兑和轻视，有关部门和一些读者更对此不屑一顾，因此，我们这些刚加盟到《南方都市报》的年轻记者的采访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阻挠。记得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大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外出采访，经常被人拒之门外，一些地方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通知你，全靠各线路的记者自己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闻源。 在此情况下，我独辟蹊径，不靠主线路，自己寻找新闻源，这样虽然劳累，但容易抓到好的新闻，更能发现许多独家新闻。这样，我就主抓社会新闻，四处流意本地的一些绪如火灾、车祸及大小医院里的急诊室情况。同时我还积极的与各单位通讯员建立友好关系，认真留意兄弟媒体的见报新闻，分析他们的追踪动向。每天，我都要逼迫自已至少完成两篇稿件，争取一篇见报。我刚进报社的半个月时间里，就已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各类新闻报道16篇，第一个月的任务我就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到了月底，我总共发表各类文章34篇，头版头条3 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让人刮目相看。我这个月的成绩位居几十名记者的第二名！ 朱德付看到我的成绩十分高兴，他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肯定：“没想到你这个小伙子真能干，不愧是海军陆战队出来的。我真是没有看错人！"  我感激地说：“没有朱总对我的热心帮助，我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所以在此我首先得谢谢您！" 是的，这位热心的朱总对我帮助一直很大，他不但在新闻业务上事无具细指点我，而且更在生活方面体恤我、照顾我。当时，由于我四处流浪，在经济上几乎一贫如洗。有时还得靠朋友的接济过日子。进入报社的十多天后，有一次，朱德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门关上后，对我轻声以不至于令我难堪地说：“我听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的经济比较困难，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算预支工资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 说罢不由分说，硬是将500 元钱塞到我手中。 1998年上半年，朱德付先是被调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当副总编，后来又离开了《南方日报》，对此，新闻界的同行们纷纭说：朱德付在南方日报是靠自己出色的新闻才能脱颖而出的，他的离开是报社的一大损失！3 年后，我也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只是没有想到，又是3 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 年4 月，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的另一主管发行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高薪从南方“挖”到北京，成为《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后为升为总编辑兼副社长。此次，我也加入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菱，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新闻败类邓世祥( 曾用名保罗、涂龙、邓子龙) 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 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三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这场官司困扰着我，时间先后长达有三年，令我身心疲惫。当年6 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 由于我的成绩突出，只一个月的试用期，我就度过了试用期。在此后数月间，我和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在工作上相互学习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我以自已的吃苦耐劳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创有多页记录, 受到同事和领导一致称赞。 1997年底，我根据读者举报以及采访部的安排，我的目光投向了位于广州客村立交桥下欣欣向荣蔚然成风的“野鸡部落" 。当时我正住在相距不远的客村大江宛，对这股肆虐的黄风不算陌生。一般来说，人们平常所谓的客村立交桥并非指纵横交错的完整立交桥体，而是指立交桥中间专供来往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过道。那顶上是横贯东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则是贯通广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干道。 据我观察，这里虽比不上闹市区的霓虹闪烁纸醉金迷，但由于此处地处郊区，主要是外来人员的栖居地，人流量丝毫不逊色于广州繁华地段，特别是，那些混迹于各类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桥底不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女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暧昧的气息，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她们一个个身穿薄如蝉翼的夏装，领口从肩膀滑下一半或是裸露着雪白的或粗黑的大腿和双臂，有的手捏香帕不时掩口而笑，三两个上了年纪的半老徐娘，往往还手持竹扇周身上下拍打蚊蝇，有些对仪态不甚讲究的，手抓甘蔗边啃边向男人频抛媚眼，把劣质炒瓜子皮嗑得满天乱飞，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具备学养的男人而言，大都会恶心地转身而逃，但对于这附近的民工们来说，却是极其富于挑逗的。 来广州以前，我曾流浪至海口一带，见识过公然操着皮肉生意的女人们形同瑰丽的鬼魅，幽灵般在穿梭于夜市和城市大小人流集散地，对于这样的场面我也是见怪不怪。然而，每当我骑着单车从这必经之路走过，当那些女人与那些浑身散发出汗臭味的民工肆无忌惮的喊骂和讨价还价声刺入我鼓膜，一切只是沉浸在汗臭和廉价香水浑浊气味里赤裸裸的色情交易，毫无伦理道德和廉耻可言，这一幕幕活生生上演的丑剧还是深深震撼了我。直指客村野鸡部落的举报信一天天增多起来。报社主任任天阳关注到这一情况，他几次与我商讨怎样将客村盛行的卖淫嫖娼之风以暗访形式予以曝光。由于《南方日报》社新建的宿舍大楼正位于客村不远的广州大道南，任天阳的家也就在那儿，他的岳父母一家也在距离客村不远的珠影厂旁边购置了一套五居室新房，任天阳就像我和罗斯文及曾华锋等人一样，每天都坐车来往于此处，对这儿的有关情况自然也已是耳闻目睹了，所以对于许多热心读者来信来电反映这个“红灯区”的情况，任天阳主任早有此设想，只是每当一提及暗访此类地下性产业计划，听者无不面有难色。第一次与任天阳交流这个新闻选题，我也顾虑重重。不可能全无这方面的考虑甚至是畏缩，将报道全面、客观、深入地采写出来，势必要对这一“雷区" 进行全方位、近距离调查暗访，谁能够保证在任何采访环节上不招惹非议，谁又能够保证在报道出来以后不会节外生枝呢? 并被人授以把柄?  任天阳给我打气说：“作为恪尽职守的记者，你们只是把这些肮脏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出来，引起有关职权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报社领导是每个记者的坚实后盾，记者手中握有新闻监督职权，报纸也为记者们敞开呼吁空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肃清社会风气，这篇报道势在必行！" 同时，任天阳还提出，此次暗访由新来的同事罗斯文配合我。 虽然我没有当即答应此宗非比寻常的暗访，但是任天阳一番话却激发了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我住处相距不远的客村从此成为我一块心病。 由于客村附近房租低廉，我和同事曾华锋、罗斯文都先后在此租房，毗邻而居。曾华锋和罗斯文两人合租一间独居室，位于客村大江宛东边，我当时则住在大江宛西边。平时大家下了班一起走，反正我也是个寂寞的单身汉，哪儿热闹朝哪儿扎堆，常常一路谈天说地不知不觉跟他们走回了家。 我们三个常聚在他们那间狭小凌乱的客厅里，煲一锅杂烩汤，炒几个菜，兴致上来再买几听罐装啤酒，一口气喝得八九不离十，敞开渴望温存而变得格外敏感与多愁的心胸，海阔天空地聊。偶尔也会说起各自曾经历的情感故事。本以为我的恋爱是深深刻在青春上一道生涩难堪的伤痕，不想这两位兄弟一个成了家，一个至今“孤寡" 着，但情感之旅竟如我一般曲折动荡不堪回首，也许孑然一身流浪在外的男儿，无事业建树又无金钱，确实难以博得红颜一笑吧。 有一天，罗斯文说，最近半夜常有人敲门，是个女人的声音，还“大哥大哥” 地叫，他听出那声音有挑逗淫荡之意，就没开门。我笑：“怕是聊斋故事里的小狐仙吧！” 罗斯文也打趣道：“是狐仙倒好了，有些心地善良又貌美如花，现在这样的女孩都不好找。”转念一想神色有了警惕，“说不定是附近那些鸡找上门来，我以前听说过广州的鸡是很历害的，没想到果真如此，看来怕是侦察到我们这儿有单身汉了！” 见他说得紧张，我们面面相觑，放声大笑。有一段时间两人回家不再左顾右盼，上楼速度之快简直形同惊弓之鸟，因为他俩奇怪地发现，在这附近的出租屋里租住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文雅一点的倚墙而立，或手织毛衣，或闲嗑瓜子，每当有男人从面前经过，则大抛媚眼；粗俗一些的当街站立，有时像幽灵一样在附近的小巷四处飘荡，看到男人则笑逐颜开地上前招徕生意。如果知道你就是居住在这一附近，这些涂脂抹粉的女人便会来个跟踪追击，向对方推销自己。而在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经常就这样闪忽着几个身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劣质香水味的女人，常常令他们猝不及防。这也难怪他俩外出或归家时提心吊胆了。 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阳将我和罗斯文叫至办公室，将暗访客村这一新闻选题列上议事日程，向我们分析暗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突发状况，并对我们做出种种报社领导予以坚决支持的保证。正因为有困惑，我们才会去探索，更因为维护正义的信念之强，才能够将所有来自世俗也终回归世俗的顾虑打破，我和罗斯文面色凝重互看一眼，明白了彼此的决心，做！一定要将报道做出来！但一旦真的要付之行动时，我们又犹豫不决起来，这样的采访实在不同于一般的采访，对于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直接与有关主管部门联系，通过正常渠道从他们那儿获知有关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你这是在写批评报道呀，人家躲避都来不及呢，别说向记者提供情况了。但如果我们冒充客人式的调查，不但会受到人的非议，更是一种以身试法的愚蠢的做法。 对于此，我国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铬先生曾这样说过：“……如果冒充一个嫖客，却又询问对方的一些如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动机等其他情况，那么对方可能会怀疑你是一个便衣警察，那样你的人身安全都成为了问题；同时小姐所说的话，大都是‘习惯性的撒谎’，你的行为很可能会引起老板、保镖和鸡头的怀疑；另外，外人还会认为你这样做其实只不过是想给嫖娼找个借口……”。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潘绥铭教授，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任中国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性学学会常务理事，同时他还担任了卫生部预防性病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署“色情品与淫秽品鉴定" 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为了确切调查和掌握当前我国的性产业状况，从80年代开始，他曾多次深入中国南方沿海及内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卖淫嫖娼现像进行了调查，并将有关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度重视。潘先生著有《神秘的性火——性的社会史》、《中国性现状——潘绥铭性学专题》、《性，你真懂卫生吗——21世纪性学读本》等多种性学专著。 潘教授为了充分掌握中国地下性产业实况，曾多次乔装改扮成各种各样的身份，自费深入有关地方场所进行调查。根据南方一些考察地的情况，写出了一本令国内外学者广为瞩目的《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 考察》一书。1997 年，潘教授深入珠江三角洲的地下”红灯区“进行46天的社区调查，又写出了续篇《生存与体验——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他沿用社会学传统中相当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社区考察。他认为，一个好的社区考察应该包括观察、个案访谈、群体调查或者总体调查、收集历史和母亲的各种即有资料、对背景与环境的理解和检验、对该社区的文化的总结与检验等等。我和罗斯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学习这位学者的办法，前往客村进行暗访。潘教授在他的《存在与荒廖——中国地下“性产业" 考察》中认为：中国的地下‘性产业' 最晚到1996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纵向的7 个层次。下面以卖淫女性的分层来说明：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她们虽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与纳妾、“傍大款”或者事实婚姻的本质区别在于：1 、“二奶”是计时收费的；2 、她们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务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等等。只不过她们计算时间所用的单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长，往往是按月收钱。  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叫做“包娼”或者“包嫖" ）。她们虽然也像” 二奶" 那样，按照服务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固定的“包身费" ，但是她们往往并不长时间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间或者一段业务活动时间被” 包下来" 。第三层是那些活跃于“三厅" （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 。她们处于“三陪" 与卖淫之间，收费也处于计时与计次之间。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坐台" （仅仅当场陪伴）为基础，以此“保底" ，然后再力争”出台" （跟嫖客出去）。。 第四层是当地一些人所说的“叮咚小姐" （在其他地方没有统一的称呼，偶尔叫做”住店的" ）。她们自己租房间，相对固定地住在一个宾馆里，通过电话拉客。如果男人有意向，她们就会“叮咚" 按一下门铃，进来当场成交。她们的服务，往往是”打炮" 多于“包夜" 。 第五层是“发廊妹" 或者”按摩女" 。她们以洗头、按摩或者“洗脚" 为名，在各种发廊、桑拿浴或者洗脚屋之类的地方营业，而且往往是”当场解决" ； “出台" （跟嫖客走）和”包夜" 的机会往往更少一些。 第六层是“街女" 或者”街妹" 。她们往往在宾馆门前、电影院或者其他娱乐场所的大门外拉客，然后在别的地方“打炮" 。有些则是从陪人看电影开始，其实是出售抚摩，常常有”上半场" 和“下半场" 之分。 第七层是“下工棚" 或者”住工棚" 的女人。她们主要是与外来民工交易。有些是偶尔为之或者“兼营副业" ，有些则是跟一伙民工住在一起，类似于收费的公妻。她们是卖淫女里的”贫下中农" ，有些仅仅是为了找一口饭吃。 2002年12月4 日，在第三届北大生物医学论坛和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艾滋病防治立法模拟听证会”上，潘教授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将小姐增加了两个层次：“在家女”——以自己的居所为“营业”场所的和“住店女”——在旅店里租房，独立“营业”的小姐。这样一共是九层了。 广州客村立交桥一带的暗娼现像，如果按潘教授的科学分析，应属于第五、第六和第七种。暗访客村野“鸡" 群落 客村是广州一个最为混乱不堪的外地人流集散地，就像一个病因不明的恶性肿瘤，虽然不能将每日发生在这里的滋事斗殴、强奸、劫杀等等恶行单一归为某些单位某些人员的责任，但是有关职权部门治理方面的欠缺，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客村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出租屋形成了一个近似于“集团化产业" ，甚至是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野鸡" 部落，这是客村事故多发因之一。 1998年春天，为探访“野鸡" 部落拿到第一手资料，我和罗斯文化装成民工模样，穿着邋里邋塌的衣裤，把故意没洗的头发弄得乱糟糟，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们的记者身份。 白天客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闲杂人等穿梭于此，就像最易于产生强烈化学反应的活跃分子。太阳落山之前一般站街“鸡" 们是不做生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见不到她们的庐山真面目。据知情人反映，那些路边上摆了一捆捆新鲜菜蔬正在殷勤叫卖的女人，往往正是这个发展中部落的中流砥柱分子，她们一般住在附近出租屋里，大多数结了婚拖儿带女，条件好的送儿女去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没上学的，帮父母卖卖菜或是看着自家极其简陋的杂货铺。阳光下你看这些年龄不等的卖菜女，衣着或是朴实或是花哨，岁数难以琢磨的面孔上或笑意盈盈或麻木不仁，很有可能天一擦黑她们就摇身一变成为浓妆艳抹的站街鸡，引逗着以附近工程队民工为主要“客户" 群的男人们流连不已。不知是白天这些女人们一律以良家妇女面貌示人不便分辨，还是光天化日对于人心的邪念确实能够起到制横作用，我和罗斯文徘徊在各个菜摊之间，进行交易的人们只是在为菜价高下而讨价还价，相对于卖淫嫖娼时嬉笑怒骂式的口舌之争来说却要平和得多。由于此处外来人口较多，每到黄昏和节假日，立交桥的四个角落处，真个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出售廉价服装的，叫卖劣质皮鞋的，时下最流行的盗版书和盗版音像制品，以及用一块塑料布铺地而卖的各类黄色书刊，几只录音机正在高声播放音质糟杂的港台歌曲，以此招徕行人在地摊前驻足。一时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更有小贩担着箩筐兜售各式南国时令水果，在立交桥过道两旁，现场制作炒米粉、红烧田螺，还有烧烤摊子，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油烟，混合着臭豆腐刺鼻的怪味，由本地或外地人组成的摩托车拉客仔在烟雾中中蹿来蹿去，寻找合适的宰客目标。他们随意停放的摩托车将本是供自行车通行的主要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艰难而行的人流就会突然发生交通瘫痪，在道路中央乱成一团。傍晚很快到来，我和罗斯文混迹在普通民工中间，像他们那样在客村一家小吃店随便吃了碗面条，吃着吃着我们发现门口经过的闲散女人们明显多了起来。我和罗斯文不约而同都想尽快结束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暗访，加快了狼吞虎咽的速度，彼此瞧一眼对方的穷形窘相只觉得好笑。吃完我们直接动身朝附近几条小巷的出租屋走去。我们不得不信，这一带早已成为这些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们的根据地，她们无处不在，空气中散播着她们身上刺鼻的化学香精混合味，走在路上冷不防能听见她们突然发出的放浪调笑声，当她们来到路灯底下你会发现，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们十足“老妪聊发少女狂" ，束着马尾，穿着质地粗糙的吊带背心、牛仔裙。 一路上，不时被黑暗里杀出的浑身怪香的站街鸡拦下拉客，说起话来嗲声嗲气扭捏作态，叫人鸡皮疙瘩直竖。 路过桥体正中央时，迎面走来两位衣着性感的年轻女人，见了我们迅速调换了姿势，其中一名有意无意撞了我一下。我下意识防备地望着她们，两个女人嘻嘻直笑，左右夹击，把我和罗斯文围在中间： “靓仔，做不做生意呀？正好我们也是两个，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 我们装做老练地问：“多少钱？"  女人见有人答话，以为撞正了前来觅食的主，立刻眉开眼笑：“便宜，才80 块一次啦！" ”太贵，走吧走吧。" 罗斯文拉着我的胳膊匆忙要走，其中一个女人迅速挡住去路，双手叉腰说：“别忙走啊老板！价钱好商量！你们见多识广，我们这样的也不好意思多开口，这样吧，一口价，一人60块，行吧？"  “什么？60元！哪有这么贵的？他们不都是20元钱吗？" 这两个女人见我们这样说话，还真把我们当成了”老客“了，其中一个只好叹着气说：”唉，现在的生意太难做，这儿的小姐太多了，20元就20元吧。那你们两位快跟我们一起走吧！“罗斯文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转眼间还真能将价钱压得这么低，现在见对方不但答应了这个价钱，而且还连声催促我们快走，不由大窘，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我迟疑了一阵，故意问：”还能不能再便宜一些？10块吧，10块钱行不行？“ 这两个女人自然也看出我们根本不是想做什么生意，纯粹是在搪塞她们，当即大怒，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嘴里迸出几个脏字，手挽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些唇眼猩红经验丰富的女人一眼便能将“做生意" 的主顾挑出来，见我们转来转去并不真心想做生意，于是懒得答理我们，将肥胖或纤瘦的腰肢一扭，换个方向继续卖弄风情。几个身材苗条、姿色略微出众的女人身旁，早已苍蝇般聚了一帮问价钱的男人，从他们邋遢程度来看，不是民工，就是住在附近的外来工。我和罗斯文旁观了几分钟，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谈妥价钱后，男女双方当即成双成对勾肩搭背而去，再不然女人在前边带路，男人大摇大摆紧随其后，好似劳作归来的夫妻。我和罗斯文一路暗暗跟随，快要走到出租屋群落了，我们停下脚步觉得不妥，两个大男人去这样的地方，即使真实身份不被戳穿，也会有人怀疑我们是治安员之类不受欢迎的角色。正在我们犹疑的当儿，一名中年女人快步走到我们面前，她五官端正，厚厚的眼皮显得人老实而不失热情，身材没有发福的迹像，以这个年龄来说算是很难得的，最关健的是，这个女人一身白衣黑裤，没怎么化妆，浑身干净利索，像是我小时侯记忆中慈祥的街坊大婶，让人看了不仅不反感，还有一丝亲切感。 在我们观察她的时候，中年女人也迅速将我们打量了几眼，显然她觉察出来她的年纪对我和罗斯文来说都大出一截，但是她抿一抿额角的碎发，仍然十分镇定地开始和我们谈生意，一人50，如果两个都做就各减五块。 我和罗斯文对视一眼，然后扭头跟她谈起了价钱，我们的口气使中年女人以为至少会有一桩生意成交，于是欣然带路，和我们边走边讨价还价。她忽然爽朗地笑道： “大哥，如果嫌我这样的贵了，我可以给你们介绍我侄女，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相貌又好，价格自然高些，两位大哥有没有兴趣呀？"  我还没想清楚“大学生" 如何会沦为站街鸡，见我们不信的样子，中年女人又遗憾地摇摇头，显得通情达理的样子来：”不过那你们还要多等会，我侄女现在正做着生意哪，两位大哥没什么忙的吧，要不就上我那儿喝口水等等？"  我们在出租屋之间左拐右拐，暗暗记路，可是不多会就晕头转向，明显中年女人在带着我们绕了不少路。这是这些女人们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终于，一刻钟后，我们在一长排出租屋其中一间停下，女人掏出钥匙窸窸窣窣弯腰开锁，回头冲我们很自然地笑笑：“春宵一刻值千金哪，哪位大哥先来？"  罗斯文马上说：“我们先进来坐坐吧，太累了，坐坐再说。”这女人也同意了。屋里很黑，中年女人开了灯。惟恐她起疑心，我忙笑着说先聊聊，大家熟悉了才好做生意嘛，再说又不是一次两次。 “大哥以前来过？我看很面生呦。" 女人笑道，起身给我倒了杯水。看来，这女人倒是善良之人。我这才有机会好好观察一下四周。这间出租屋大约八平米左右，角落一张木板床，堆着一床脏兮兮分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门口墙边有张矮桌，放了一只水瓶和几只杯子，两三张小板凳随意塞在角落里。空气中有股说不出来暧昧不清的气息，像是男人的体臭混合着潮湿的茅草味。 “大姐，看样子生意不错嘛。"  “哪里！" 女人的儿子，在贵州老家读中学，而她在广州的情况一概不漏半点风声；然而谈起同行的这些站街鸡们却说得头头是道。我从中年女人的话中得知，住在这一带出租屋的站街鸡们，竟然还有丈夫拉皮条，找来嫖客让老婆陪睡的，也不乏交易之后民工迷上站街”鸡" 因此引发出斗殴以至致人伤残、死亡的恶性事件。当我问起是否时有抢劫嫖客的事情发生，中年女人一下子警惕起来，说是时间不早，催促我们快做生意，她还要出门拉客。 见其戒心已起，我俩赶紧说既然不早这次就算了，下回再来。中年女人猛然翻脸，一拍大腿跳到我面前：“想走？没那么容易！老娘陪你说了那么会话，想走拿钱来！少一分你都别想走出这个门！"  我和罗斯文赶紧扔下50块钱夺门而逃。 暗访中我们了解到，客村的暗娼队伍大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廊洗头妹，包括附近娱乐厅坐台小姐在内，她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参观团的外来客和老板经理之类有钱人，生意很红火，要价自然比较高；另一类就是站街鸡了，她们有二十来岁的年轻外来妹，也有四五十岁的大婶大嫂子，老和少都站在街上拉客，通过价格高下抢生意做，她们的服务对像主要是普通民工和外来打工仔。一天，我和罗斯文试探着和一路边等客的中年女人搭讪：“你们做这行生意挣不挣钱？"  她一改拉客时的笑脸，愁眉不展说自己刚干这行没多久，再加上比她早来的人大多有地盘，又抢不过人家，哪里能挣什么钱？生意很淡不说，又要吃要住，还要买漂亮衣服招徕生意，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回去呢？"  “总比在家乡种地强，还能长见识，兴许有个出头之日。" 这个面相精明的女人十分坚定地做出回答。也许这她的话能够代表一部分站街鸡的心声吧。 按照我们的暗访计划，我们决定利用白天深入附近的出租屋探一探暗娼们的家，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在客村立交桥旁边的“客村集市" 通道前碰上一位正在点钞票的站街鸡，30来岁，脸上的彩妆有点花了，显然是刚做完一桩生意又匆匆赶来拉客。见到有人靠近，她忙撩起衣角把几张大团结塞进裤袋。女人冲我笑一笑，顺势攀谈起来，她自称姓王，暗娼们一般是不会轻易将真实姓名告诉嫖客的。我们和她以40元”谈成" 了这笔生意。我和罗斯文跟着女人左拐右拐，走了不少冤枉路。我想这女人有点天真，不然就是蠢。我一眼就找着了参照物，她的家正好位于某家海鲜酒楼后身，一排红砖平房十分显眼。女人在第三间门前停下，回头冲我们笑笑，开了门。进屋一看，这是一间十分低矮的房子，不足10平米，靠左边有一张铺了旧木板的架子床，女人在床上坐下来，顺手递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淫秽杂志。床的右边靠墙一排旧木桶，一旁堆放着大约十几公斤的大白菜、土豆、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我此时明白，原来这是一名卖菜女，后面的交谈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接下来的闲聊中，她告诉我们，她是湖南郴州农村人，老家还有两个孩子，几个月前随几位女老乡来此贩卖蔬菜，每天几个辛苦钱还不够交房租和生活费，更别提能有钱寄回老家给孩子们读书用。春节后丈夫也来到广州，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他抽烟喝酒样样来，为了手头能有几个钱零花，甚至支使她操起这行皮肉生意，于是她清晨、中午和傍晚这几个时段卖菜，抓紧其余时间卖身，有时生意好做了，能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顾不得休息，接着卖菜。 虽然我不能确定这就是我们试图了解的真相，但这位卖菜女所说的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客村暗娼们的生活状态。我趁女人转身整理床铺时丢下钱，拉上罗斯文匆忙冲出门去。 还有一次，我和罗斯文像往常一样，又在晚饭后来到了立交桥下，刚走几步，就被一位穿戴很新潮的年轻女子拦住。我和罗斯文有意识与她闲聊起来。这名年轻女子很善谈，不等我们发问，她已经十分熟练地说出了大堆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她自称李丽，来自湖南农村，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五。两年前在广州一家娱乐厅做小姐的表姐回了趟农村，把在家无所事事的她带了出来。她的几个姐妹都是这位“好心" 的表姐带”出道" 的。李丽先是跟着表姐在那家娱乐厅坐台，因为酒量不行不想受罪跑了出来。表姐晚上坐台，白天在此出租房里接客，有比较固定的客源，有时也将生意让给李丽做一点，抽点提成，等她经验成熟了再自己拉客。李丽说她刚干这行没多久，坐台的时候只是给男人摸摸捏捏，偶尔才会出台。她说比较下来还是在自己房里接客比较安心，到底是“客随主便" ，不用陪酒陪笑，完事交钱走人。 李丽还告诉我们，她房中另有个淮安女孩，初中肄业在家干了几年农活，大老远跑来广州投奔住在客村的叔叔一家，没想到叔叔没有工作游手好闲，在家只会发火摔碗打老婆孩子，而且嗜赌如命，出门一赌就是两三天不归。婶婶白天卖菜，晚上就当站街“鸡" ，因为年老色衰，最少十块钱就可以跟那些民工成交，赚的钱除了留一点做生活费，全部被叔叔拿去用于吃喝嫖赌。为此叔叔不但不反感婶婶以此挣钱，居然还教她怎样涂脂抹粉更吸引那些民工，一个晚上尽可能多招徕几次”生意" 。淮安女孩一开始还不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后来看多了心肠也硬起来，思想同时发生质变，反而觉得应该吸收婶婶的教训，别趁太老了才出来 “贱卖" ，于是很快辞掉某家电子厂流水线工作，跟李丽和表姐合租一个二居室，每月六百。每人分摊二百。 见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和她成交的意思，这个李丽自然是十分失望，临走不忘给我们留下一个拷机号码，满面堆笑地说：“大哥，有生意可别忘了小妹比如你们的朋友要做生意，打个七折没问题……"  经过多日深入大街小巷明查暗访后，我们获悉，这些散布于客村立交桥一带的娼妓，大多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湖北等贫困农村，大多为已婚妇女，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她们中除少数是“个体户" 外，大都在此以老乡结为团伙。 湖南帮靠立交桥北的客村集市场一带，一般为来自湖南、衡阳、邵阳等地的妇女。四川帮在桥南，靠礅和方向的客村处的暗娼团伙为四川籍女子组成。 广西帮靠赤岗地区的旧市头、桂田村一带，大多为来自广西柳州、梧州、湖北崇阳等地的农村妇女。暗娼“作息" 方式白天上午休息，中午后有部分人恭候于各条小巷，以不同方式招徕客人，他们三三两两，边啃甘蔗、嗑瓜子等客上钩，白天大多手持毛线、编针，边走边编制毛衣伺机勾引来往行人。而到夜幕降临时，她们均会不约而同地倚立于街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招徕客人，对像大多是附近一带的民工、外来工。直至晚上11时许，她们才各自归巢，如此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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