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先生
      
          我最亲近的老师,除赵太太外,便是温德先生了。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
      环境。
      
          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
      开唱片音乐会。
      
          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125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
      久的清华,她有时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要到
      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
      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
      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
      “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
      桥,一点也不觉害怕。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
      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
      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
      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
      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
      
          记得1959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三十年代初,
      温德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听说杨绛写过记念温德先生的文章,可惜我没有读到
      过。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去。我是惟一的
      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
      有时,整个晚上(从7点到12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
      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
      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
      
          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
      些锻炼。我问过他,怎么会收集到几千张唱片?同一首曲子便有三五套,不同的版
      本:指挥不同,独奏家不同。风格自然有别。他说,1946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
      回北平清华。东安市场的日本商人急着要回国,只好把唱片贱卖。一斤猪肉的钱可
      以买到三套交响曲。当时温德先生最推崇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和福尔特文格勒。小
      提琴家有海菲茨和克莱斯勃。后来有了苏联慢转唱片,便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
      和柯岗的录音。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1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附仆人老张  为我
      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第三天碰到赵太太,她对我说:
      “听说你星期六晚上睡在温德先生家。这很好,他很寂寞,你常常去看他,他很会
      高兴!” 
      
          温德先生有个姐姐在英国。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
      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
      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
      片,使我大开眼界。
      
      
      
          1961年5月,他骑车摔伤,骨折,住在城里协和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
      给了他一份惊喜。那天,我足足陪了他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暮色苍茫,我才离去,
      回到北大。
      
          8月,我便毕业离校。
      
          文革中他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把他花园的花木全给拔了,毁了,说:“养花
      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许养!”
      
          温德跳起来,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小土匪,擅自闯私宅!”
      
          红卫兵不吃这套,扬言要揪斗老温德,除非他发表道歉声明。1966年夏天
      我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惦记赵太太和温德,特意去朗润园看了看。只看见
      大门前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红卫兵勒令温德赔礼道歉的公开信。
      
          另一张是温德向红卫兵道歉的信。(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是一个无法无天
      的年代)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1973年北京人大会堂
      举行国庆招待会,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
      放羊。
      
          1978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了温德先生。系
      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90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
      窗,冬天很暖和。
      
          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
      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9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
      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突然,我想起唐诗:“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
      漫。”
      
          自那以后,我还回过两次北大,但我不敢去朗润园,我怕在那里同我的逝去的
      青年时代相遇;我怕那里的古屋和后面的圆明园荒野勾起我的伤感:“世路如秋风,
      相逢尽萧索。”(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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