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 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 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 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 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 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 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 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 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 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 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 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 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 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 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 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 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 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 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 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 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 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１９５８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 我难忘印象： １．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 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 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２．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 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 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 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 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 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 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 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 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 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 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 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 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 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 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