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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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三年级,我在温德(RobertWinter)教授朗润园私宅书架上
      发现一本雨果传(英文版)。得到他的同意,我借回去读。其中有一句,影响了我
      一辈子,直到今天:“我一定要让我的精神去静观世界和探索神论。我要在感叹号
      和惊叹号中度过此生”。
      
          如果要我今天回头去总结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我便可以说:那是充满感叹号和
      惊叹号的六年。——几乎是每一天一个小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小的惊叹号;每三天一
      个中的感叹号加上一个中的惊叹号;每十天一个大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大的惊叹号。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我就是通过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惊叹号和感叹号渐渐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
      观,走在通往“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的路上。今天
      我还在路上。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没有惊叹号和感叹号(其实归结在一起就是“!”这个符
      号)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贫乏和寒酸!这是枯井不波,死水一摊的生存状况。
      
          有惊叹号和感叹号的一生才值得一过。
      
          当然,“!”是有等级的。其实初恋和失恋给我的东西也是一个重重的“!”,
      让我记住一辈子。
      
          《唐诗三百首》,说到底是由三百个“!”组成的。只有“!”才能抗击时间
      老人无情双手的淘汰。
      
          “!”既可以来自自然科学,也可以来自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它原是弥漫于
      天地人间的一种元气。它要一颗敏感的心去见出,从中抽取出来,营养自己。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从天地人神结构中抽取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
      加以琢磨,玩味,体认。直到今天,我的灵魂状态仍然沉醉在“!”中。
      
          迷惘是探索世界或上下求索的影子。
      
          谁在探求,他就在迷惘。我们只能把迷惘或迷途降低到最低、最小,而不能完
      全避免它,消除它。
      
          宇宙万事万物(从太阳系到人,再到SARS病毒)都被安排在这条由三个环
      节组成的神圣链上:
      
          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最高、绝对的安排。谁也挣脱不了这条链,自作主张跑到链外去。
      
          最大的学问是关于这链的学问。
      
          想想吧:相对于中午,上午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回忆;而晚上则是尚未到
      达的将来,留给我们的是希望或期待。
      
          过去是历史。它是无法更改的。一点也不能。小学生写错了字,可以擦掉,再
      写。历史却擦不掉。
      
          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可见现在(此时此刻)才是最最实在
      的,可靠的。
      
          不过,按照佛教哲学,现在像过去、将来一样,也是靠不住的:“过去已灭,
      未来未至,现在不住。”(《心地观经》卷八《观心品》)
      
          我不这样悲观。我要珍惜现在的每时每刻,再去计划将来,经常回顾往事。回
      忆录的功能是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爱因斯坦有言,认为他
      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不仅很不幸,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
      “人生苦短,死去皆空。”——要同这个命题或咏叹作斗争。不能让它占上风。
      
      
      
          否定生命的目的、价值的意义,是“横在谷口的一片白云”。《五灯会元》有
      言:“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幸好,我还不是一只迷巢的鸟。
      
          我知道,即便人生原就没有意义,我也要自圆其说地找出一个,或挖出一个,
      抠出一个。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意义。因人而异。但务必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义。谁
      找到了,谁就有福。
      
          其实,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正是苦苦觅寻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我现
      在就来讲这个故事。设想读者和我就坐在红茶坊,外面飘着雨夹雪,在“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氛围中述往日,论现在,思来者。
      
          三次造访欧洲,我去过多座修道院。深深幽闭的院落,同外界隔绝。我记起一
      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惟一的依靠。
      
          果真心口如一,那么,修女便有福了。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找到了自
      己的最后归宿。她是一只归巢的鸟。
      
          近年来,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有位年轻渔民在海滩晒太阳,休闲,自在,悠哉
      悠哉。有人对他说:“你干嘛不出海打渔?”
      
          “为什么要出海辛劳,冒险?”
      
          “打上很多鱼,你便会发财!”
      
          “发财干什么?”
      
          “可以造海滨别墅,然后在海滩享受日光浴。”
      
          “我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悠闲自在了。”
      
          也许有人会赞成年轻渔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不同意。渔夫晒太阳和搏斗致富后的晒太阳属于两个层面。渔夫的层次低,
      空洞无物,没有阅历,没有人生戏剧情节,没有刺激,没有内容,干瘪枯燥;百万
      富翁的层次高,饱经事变,阅历世途,结结实实,富有内涵和深度,充满了刺激和
      戏剧性情节,里面尽是故事。
      
          拼搏过程本身和达到目标同样重要。渔夫没有拼搏过程。渔夫缺这个重要环节。
      所以他晒太阳的层次低。
      
          大学六年,每当我体认、领悟或得出一条哲学原理,比吃北京烤鸭还要高兴,
      快活,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几本参考书。其
      中两本是《北大旧事》(陈平原等编,1998年);《北大往事》(橡子等编,
      1998年)。头一本收集了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钱穆、梁漱溟、胡适、鲁
      迅、周作人和张中行的回忆;后一本收集了1982-1992年北大校友的文章。
      这两本书有助于我回顾往事,勾起我的记忆。
      
          人的记忆按分类有三种:长期记忆、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我这本书是长期记
      忆。
      
          钱穆先生有句话是先得我心了:“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
      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句至理名言成了我这本书的依据和主脑,并一以
      贯之。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校风是“自由研究”。可惜我生也晚,没有赶上
      这精神的阳光沐浴,反遭多次批判。有一回蒋校长宣布政策:“第一年级取严格管
      理,第二年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
      ……”
      
          我在校6年,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蒋梦麟(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不知道),更不
      知道“自由研究”精神曾是北大校风。但我的所作所为却是蒋校长的好学生。
      
          二年级结束的寒假是1957年冬春之交的时期。那前后6个月是我一生脱胎
      换骨的岁月。从此我开始了“放任的自由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我是“放任
      自由研究”的自我教育产物。我的好奇心便是我的最好导师。
      
          在写作过程,我手头缺一本《北大校史》。所以我的回忆在有些事件发生的时
      间上估计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我要声明和道歉的。毕竟是40多年前的往事,
      上面落下了时间老人撒下的一层厚厚尘埃。不过,这也说明:凡是不能成为我终生
      记住的东西,对我的生命之树的成长并不是重要的元素。不值得牢记。有时我会假
      设:如果我不进北大,我会变成什么人?肯定不是今天的我。我还是偏爱现在的我。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专科学院。考取了,结果改变主意,没有
      去,上了普通高中。如果去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我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结果又会
      怎样?
      
          是北大(包括图书馆和圆明园废墟)玉成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对
      于我,这才是“母校”的涵义。
      
          北大六年,我只知道老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元培先生,但从没有读过他的讲演和
      论著。只是最近才读到他的一些作品,终于发现:原来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学生,
      是蔡校长的忠实弟子,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1934年1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
      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
      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
      则属于理科……”(这也是我今天的看法)
      
          1955年8月25日凌晨1点我第一次走进北大西校门,是一张白纸;19
      61年8月底当我走出北大南门,告别母校,在我的心灵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这
      些字可以总结成如下三条:
      
          我的真正的科学存在是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
      
          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在艺术哲学中的存在;
      
          作为人,我的真正存在是我在哲学中的存在。
      
          从1961年到今天,42年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这三个胚胎状态的命题
      作详尽的展开和发育。如果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我在北大这一进一出的6年,一
      点也不过分。不过出身农家女的母亲却是这样看毕业后的我:
      
          “我的儿子读大学反而读傻了!我后悔不该让他到北京去读书。”母亲经常同
      我妹妹这样唠叨。
      
          母亲眼中我变“傻”,说明我“脱胎换骨”、前后判若两人的程度。但如果人
      有来世,我还选择读北大,专业是理论物理,并把钢琴弹好。今天我依旧崇拜这两
      样东西:
      
          理论物理,古典音乐。
      
          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
      
          关键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得尽善尽美,有声有色,
      轰轰烈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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