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佬的生存智慧

　　　　　　　　　　　　　　　　第5章前两节，我所八卦的老张，已经很牛啦，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最多是个刘坤一。呵呵，幸亏他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会说。诸位可曾知道，说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说得怎么样，那就学问大了。老张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可以说，晚清的面子，相当一部分是从他嘴里赚出来的。他是什么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对其管教很严。张之洞还有个堂兄，叫张之万，兄弟俩都是很有料的人。这显然就是家学了。小时侯是名师当家教，想要什么教辅书，再贵也买得起，蜡烛放开了点。这样的出身，见识自然不凡。老张很喜欢说话，并且说话很啰唆，以至于厉行节约的光绪告诫他，发电报要简短，一个字要二两银子。这几乎是羞辱了。难道，名满天下的老张探花的字字珠玑，还抵不上二两银子？但是，他发明的那八个字完全称得上“价值连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䜣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干着，一人一个心眼，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很有点无厘头的色彩。诸位也都知道，咱中国人干啥事都要有个理论做指导，否则就干不好。面对着理论缺位的现状，最高统治者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时，《劝学篇》的出现，给老太后解了围。 “中学为体”，说白了，就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当基础看待，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了这个宗。于是，老太后吃了定心丸，顽固派们也高兴。把保守集团这边哄爽了之后，老张又用“西学为用”把改革派也哄爽了。两边都哄爽了，事儿自然就好办了。老张还真不愧是大清的第一支笔啊。老太后将《劝学篇》下发各省省长、教育厅长各一部，令其大量印刷发行，广为传达这一重要学说。《劝学篇》还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叫渥内基的美国传教士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弄到法国去了。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今天，每个上过高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了张之洞和他的“中体西用”，但往往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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