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上面发下一纸文件,是关于“老五届”(一九六六至一九七O )大专毕业生分
      配问题的。文件规定,六六届毕业生从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发工资,并着手毕业分配
      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激动,终于能够挣钱了,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
      干部了。巴不得尽快拿到工资,马上离校去一个单位像模像样地工作,成就一番事
      业。当然,也就不那么热衷于争斗了两年却毫无结果的文化大革命了,甚至盼望这
      场运动能够尽快结束下来,也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老实说,打打杀杀的日子
      我们已经腻味了,厌烦了。可是,当工资补发下来,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不公平。我
      们这批六三年入学的大专生,与六八届的本科生同年入学,在校的实际学习时间都
      是三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元,他们每月四十六元,只是比我们晚发几个
      月罢了。而六九、七O 两届本科生,在校的实际学习时间仅有二年和一年,也同样
      拿每月四十六元的工资,比我们高出一级,我们转正后才能与他们现在的临时工资
      相同。这个事实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种被人打入另册的感觉。此时我愈发对
      当年本已录取我,然后又因“政审”将我抛出来的省师范大学耿耿于怀。我恨死了
      那个下令抛出我档案的家伙。
      
        当年高考后,我知道凭自己的分数,进省里的师范大学没有问题。果然,在我
      回乡下老家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间里,接到了从C 市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是教我们
      古文的老师,他原是师范大学的一位讲师,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被贬到我们县一中
      来。他的家仍然住在师大的家属楼,他在信中告诉我,我已经被师大中文系录取了,
      他亲眼看到录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可是,待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怎么也找不到
      “大学”两个字,细看,却是“J 市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听说,是一个什么头头
      发了话,把新生里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清理出去,我就这样被“清理”了,
      幸好师专的头头收留了我,否则我就是回乡种地的农民了。文革中,我们班有人把
      当年的分数档案找了出来,曾私下里跟我说,老六,你的高考分数很高啊,怎么考
      到师专里来了呢?我无话可说,黯然离开。无论如何,是不敢公然抱怨政治的。如
      今,政治上的不公平终于显现在经济待遇上,可是,又能如何呢?认命罢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过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
      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这个分配原则使我们本不痛快的心更加阴冷。我们
      这些自命不凡的响当当造反派,两年来一直把“造反有理”挂在嘴上,以为自己是
      跟随伟大统帅南征北战的红色战士,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功劳莫大
      焉;岂不知我们不过是弄权者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玩偶,在它失去了可利用的价
      值之后,就要被发配遣送到大漠荒原深山野岭天涯海角了。
      
        为了保证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派驻每班一个军代表。我们班的军代表姓张,
      是个排长。人长得奇瘦,即使穿上厚厚的棉军装,仍能一眼看出身体的单薄,走起
      路来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个排骨架子。我们就都叫他“张排”,含有一语双关
      的意味。听说他是从坦克部队来的,我们造大一派的人就都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在
      分配工作中偏袒红色儿?就都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拭目以待。
      
        这时候,除了在押的豺狼和黄鼠狼,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返校了。许多人在家
      里逍遥了一年有余,冷丁见面,恍如隔世,不仅没什么亲切感,反而增添了很多隔
      膜。尤其是不同派别的,见了面仍然像乌眼鸡似的,争争吵吵,没有一点好声色。
      
        从武斗一开始就没了影的左倾,在“冷空气上升热空气下降”的日子里回来了。
      几个月不见,真有些想念他,我们毕竟一同长征过,还是我们送瘟神战斗队的队长,
      他处理问题时的真知灼见和难得的雄辩都让我们佩服并且怀念。这半年里,他胖了
      些,也白了些,依然是一副气宇轩昂、舍我其谁的气度。当时,我们一直在校的同
      学,心里对左倾惟一不太满意的是他的临阵脱逃,为躲避武斗失踪了数月。后来回
      想起来,他是对的,似我们这些在校坚持“闹革命”的人,除了多消耗些国家的粮
      食,多了些担惊受怕的岁月,还有什么?我们到底缺乏左倾审时度势的能力和境界。
      
        左倾发现“小棉袄事件”是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下午左倾正要出门,
      迎面碰上学校后勤的一个工作人员手掐一大叠信件来到我们班,左倾接过去一看,
      都是大串连时借各地红卫兵接待站钱物的讨账单。这些讨账信来学校已经很久很久
      了,学校担心毕业班很快就要离校,赶紧把信件转过来,由各班的毕业分配领导小
      组督办此事。左倾接过单子一过目,凡属造大的欠账者就丢在一边,专门挑选色暴
      的,然后就捏了账单去找当事人。在一个女生宿舍里,左倾找到了纹和苹。小老装
      也在。小老装正抓紧时间与我们班的一名蒙古族姑娘谈恋爱,以实现他的跨民族的
      “鸿鹄之志”。爱情可以泯灭一切。小老装他们的蒙汉联姻大大冲淡了派性,所以
      对参加了色暴的纹的苹“相逢一笑抿恩仇”,四个人谈得很投机。左倾的到来立刻
      破坏了屋子里的和谐气氛。
      
        小棉袄,怎么回事?左倾盯住纹和苹。
      
        纹和苹愣了一下,看见左倾手里的账单,知道大串连里借小棉袄“东窗事发”。
      就没好气地说,有啥大惊小怪的,串连路上,天冷了,就借了件棉袄穿上了,谁也
      不能挺着挨冻呀。
      
        左倾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借了人家东西不还,是什么性质的
      问题?
      
        纹和苹说,借东西的人多了,干啥单朝我们俩要?
      
        左倾说,不要看别人,别人犯法你们也跟着犯法,别人杀人你们也跟着杀人?
      
        纹和苹说,左倾你少上纲上线,借了件小棉袄就犯法啦?
      
        左倾说,借小棉袄不犯法,借了不还就是占国家便宜。化公为私与“四不清”
      干部多吃多占没啥两样,就是犯法。
      
        纹和苹说,别人还我们就还,别人不还我们也不还。
      
        左倾说,好,既然你们是这个态度,那就只好由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来处理这件
      事,影响你们的分配可就怪不得我了。
      
        左倾走了,纹和苹便有些提心吊胆,两人商量,是不是把小棉袄寄回去?
      
        其实,负责我们分配的张排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小棉袄军大衣,把他派到一个完
      全陌生的环境中,担当着决定一群大学生命运的毕业分配工作,心里不能不捏着一
      把汗。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群人,稍有不慎就会砸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这些天里,他正在抓紧时间考察我们班两派斗争的情况,冥思若想怎样才能把这批
      人安稳地分配下去,不出什么大乱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张排看出造大的
      人数众多,势力最强,核心人物就是二哥。所以,他决定依靠二哥。二哥提出自己
      的想法,凡在文革期间坚持在校闹革命的,应该优先考虑分到较好的地方,凡是在
      文革期间逃避斗争当逍遥派的,一律分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尤其是党员的逍遥派,
      更要带头。张排觉得二哥掌握的分配原则合理,表示赞同。
      
        消息很快传出,一些人开始在下面互相串连,没有几天便形成群众舆论,两个
      党员逍遥派,一男一女,男的去F 县,女的去Y 县。F 县、Y 县地处长白山区腹地,
      交通不便,分配方案上各有一个名额,被普遍认为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谁也不会
      自动报名去那里,是分配中的难点。这下好了,男F 县,女Y 县,问题解决了。张
      排见群众舆论已起,就来个顺水推舟,同意报到科里。中文科很快就批下来:同意。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实在太单纯、太简单了。事实上,分配方案上的许
      多地方都不比F 县、Y 县条件好。不少标明某某城市的分配指标,都名不符实,当
      人们乐颠颠地前去报到时,一律往该市所属的外县分配,到了外县,又继续往下安
      排,大多数定位到公社一级中学,有的则是小学。没有几个能够真正留在城里。应
      该说,在这件事上,分到F 县、Y 县的两名同学,还是很有些境界的,他们对带有
      几分捉弄性质的毕业分配,几乎没有表示出多少反感,就服从了。难得。
      
        最不可思议的是大家一致看好,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实质上是条件最差
      的地方。比如我们班大字去的那个什么“山区建设局”,政审十分严格,要求祖宗
      三代不能有一丝污点,当时许多人都很羡慕大字,说他去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保
      密厂。其实就是三线厂。出于备战的考虑,这类厂都建在深山老林之中,交通极为
      不便,调出更难。今天衡量一下当年的分配,只有大臀分配的单位最好,是四川的
      《成都日报》社,担任记者。可惜,大臀命运不济,报到没有多久就被揪了回来。
      
        我本人则陷于一片矛盾、痛苦之中。我的家乡B 市有十个分配指标,由全校的
      各个专业分摊。而我们班的左倾和老弯都已娶妻生子,他们是必须回去的;小老装
      的对象蒙古族姑娘家住B 市地区的蒙古族自治县,妇唱夫随,两人也要去B 市。这
      样一来,我们班就将占去四个名额,我属单身汉,有何理由和条件与人家竞争呢?
      再说,几个人与我的关系都很好,从同学友情角度看,也应大度一些。还有一点更
      主要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先天不足,离家近了未必是什么好事,反之,离家远
      一些,或许更好。试想,假如我在B 市混事,家里人谁出了什么事端,会立即反聩
      到我的单位,我的政治背景只能越描越黑;倘若是我在单位出了什么问题,则很快
      会传到家乡去,家里也同样受牵连。那个年代里,人们的举手投足都得先从政治角
      度审视一番,不然,随时都可能“马失前蹄”。不光家庭出身不好的这样,家庭出
      身好的也得这样。想来想去,给自己定下一个大的原则:远走高飞。
      
        我对着中国地图,手里拿着铅笔,反复掂量几个偏远省份中的地方。最后,我
      在宁夏的群山之中点了个黑点儿。分配方案上有一个名额,地点是“宁夏贺兰山下
      石咀山市煤炭工业公司”,我决定去那里试试自己的命运。左倾见了连连摇头,说
      太远了,也太偏僻,还是不去的好。小老装说,那里可是黄河故道呀,风沙很大。
      我很有气派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远点有啥了不起?风沙大也无所谓,B 市号称
      “八百里瀚海”,实际上是一片“旱海”,十年九旱,风沙不是也很大吗?倒是老
      弯的一句话打消了我去宁夏的念头。老弯说,宁夏是回族自治区那里只吃牛羊肉,
      大概没有猪肉。我怔了怔,冷静一想,可不是嘛。我虽然出生在穷乡僻壤,家里徒
      有“富农”的坏名声,实则是“农而不富”,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肉食,却偏偏生
      来就有个怪癖,最怕腥膻,牛羊肉都难吃得下,羊肉尤甚。倘若去了宁夏,仅食堂
      里的那股膻味就够受的。我提起笔,在标上的黑点儿处打了个“X ”。然后,再满
      地图里寻找新的去处。
      
        有几处工矿尚好,譬如辽宁本溪的钢铁公司,山东淄博的煤炭工业局所属学校,
      等等。但显然轮不到我,早有几位政治条件比我好得多的女同学捷足先登了。我本
      来就毫无竞争力,面对女同学就更没有信心。后来我发现有一处金矿没有人报名,
      是在长白山区的一个县里,人们所以不肯去那里,主要是惧怕金矿前面的三个字:
      夹皮沟。看到这三个字很自然会联想起座山雕、杨子荣、小常宝等人的名字,眼前
      浮现出莽莽林海、皑皑白雪。不知为什么,我对“金矿”二字感到颇为神秘,很想
      看看金矿石啥样,会是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吗?如果那样,整座矿山也该是金碧辉
      煌吧?身处一个黄澄澄的黄金世界中,即使再偏僻也是值得的,因为那将和童话里
      说的差不多。
      
        这种充满好奇的遐想促使我对夹皮沟金矿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多方打探那里的
      情况,很快得知,那里距县城二百多华里,不通火车,是个名副其实的深山沟,但
      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工资高。除了基本工资外,每月还有相当于工资四
      分之一的地区津贴,我算了算,每月可以挣到四十七块多钱,比本科生还要多一些。
      要知道,那个年代每月多挣十来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差不多相当于两级工资。于是,
      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去金矿。志愿刚递上去就被批准,还在全中文科大会上受到表扬,
      说我王老六勇于去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值得称道。我听了,心里酸酸的,辣辣的,
      苦苦的,咸咸的,说不清什么滋味。左倾等见了我,开玩笑说,你也想弄些金子打
      个金鞋拔子呀?这话是从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材料里引出来的,说刘少奇在搞地下工
      作时,用党员的党费为自己打制了一个金鞋拔子。显然是无稽之谈。
      
        毕业分配是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结束的。几乎看不出有谁显得高兴。同学了一
      场,时间长达五年,分手时没有告别,没有送行,更没有宴会和难分难舍的泪眼矇
      眬。一夜之间,各奔东西,如鸟兽散。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全班没留下一张合影。
      我们大概是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没有毕业照的毕业班。多年以后,当我们都已进入
      天命之年时,看到文革后的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把同学会搞得红红火火,我们才想
      起应该聚一聚了。可是,死的死,散的散,再也召集不齐了。
      
        可靠消息是,三人早已离开人世。他们是:小兰、大宝和豺狼。
      
        小兰毕业几年后得了白血病。弥留之际,两名同学去医院探望,其中一个是造
      大的,一个是色暴的。小兰只抬眼看了那位色暴同学一眼,说出“你来了”三个字
      后,再也没有搭理他,而只是与造大的同学谈话。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将是与同班
      同学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她还是没有原谅对立派的色暴。她是带着深深的派性离开
      人世间的。
      
        大宝靠卖大喊大叫报纸发了一点小财,却不幸死于肺炎。他被分到距县城很远
      的一个乡中学教书,曾两次给我写信,介绍他的生活情况,后一次信里居然把每天
      的食谱也写上了:早餐——小米粥,咸萝卜;午餐——小米饭,豆芽汤;晚餐——
      豆芽汤,小米饭。循环往复,半月二十天难得有一次变化。我读过信,惟有苦笑,
      就写了一封回信,安慰他一番。竟再无音讯。一年后得同学来信,说大宝死了,患
      重感冒引起肺炎,本是可以治愈的,却被乡卫生院耽搁了,送到县里时,已经无法
      救治。不到三十岁的大宝就这样去了。
      
        豺狼过了几年铁窗生活,被释放出来。没有工作,仍游手好闲,那位贤淑的朝
      鲜族妻子忍无可忍,坚决与之离婚。离婚后的豺狼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只有游荡
      街头,去饭店里捡剩饭剩菜充饥。一次,在长春街里,一位同学看到一个衣衫褴褛
      的乞丐伸过手来要钱,一眼认出竟是豺狼,不禁大为惊讶。后来,领他去饭店吃了
      一餐饱饭,又给了他一点钱,他便走了。此后再无人见过他,好像从这个世界上彻
      底消失了。经推断,他很可能是冻饿而死。
      
        其他的同学大概还活着,至少多数人还活着。但活得波波折折、起起落落的大
      有人在。细究起来,这些波折、起伏又大都与文革有关。
      
        二哥留在了S 市。二哥并非看中S 市这座城市有多好,只是觉得在这里生活了
      几年,熟人很多,留下来或许对将来的工作、生活有些帮助。他先是在学校教书育
      人,后来跳槽到文化部门搞专业创作,二人转、戏曲、小品、、话剧,什么都写,
      也入了党,当上了部门的负责人。可是不久就开始清理“三种人”,其中的一种人
      就是造反派头头,一律不许提拔重用。声名赫赫的二哥在劫难逃。其实,文革中,
      二哥掌握两年造大的财务大权,清清白白做人,有口皆碑。倘若毕业分配时不留在
      S 市,或许少许多事,不至于被一遍又一遍地审查来审查去,虽未涉及什么重大命
      案,但造反派头头的身分几乎无人不晓,仕途彻底被堵死。这结果与他当初留在S
      市的初衷大相径庭。他索性死心塌地埋头写戏,终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有的作品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了奖,他本人也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评上了一级编剧,
      成为省里戏剧界一方名士。也算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了。几年前二哥来J 市参加十几
      个人的同学会,吃饱喝足后,一曲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唱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
      给老同学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言谈举止,则很有超然物外的禅意了。
      
        大臀诗人般地冲动和关东汉子的鲁莽,终于为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六八年春,
      他兴冲冲地奔赴天府之国四川报到,立志要当一名响当当的无冕之王,成就一番伟
      业。可是,记者的椅子还未坐热,就被S 市派人揪了回来。当局认为他在“D 县惨
      案”中开了枪,杀了人,犯有命案。同时被拘押的还有造大首领小何等数人。一个
      一个突审,当然也动了肉刑。但去东风抢枪那天,形势所迫,带枪者稀里糊涂地都
      开了枪,说不清谁的子弹打死了人。大臀坚持说他只朝天上地下放了几枪,没有打
      伤人。审讯者当然不信。审了许久仍无结果,案子无法结论。后来,审讯者生出一
      计,对大臀利诱说,你是个学生,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的枪,即使承认杀了
      人,也属于自卫,并非故意杀人,怕的是啥?你看国民党部队那些将领,哪个不是
      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可他们是在战场上打死人的,没法追究了,也说那么着了。
      所以,你干脆承认下来,没啥了不起的,运动后期,肯定会对此事从宽处理的。大
      臀听了,觉得不无道理,误以为是官方的态度,可以信赖,就在供词上签了字。天
      真的大臀就这样开始了牢狱生活,一过就是数年。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发了话,将
      大臀、小何等一干人放出来,安排了工作。至此,算是应了当年诱使他画供的审讯
      者的话,对学生宽大处理了。现在思想起来,应对“D 县惨案”负主要责任的,当
      是给D 县打电话谎称有暴徒进入东风的那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小人,是他有意隐瞒了
      事情的真相,挑起了这场惨烈的武斗,令不少死难者在谎言中命丧黄泉。
      
        还有一位经历曲折的同学,是被大家一哄声赶进深山的“男F 县”。他到了一
      所中学后,开始反思文革中经历的风风雨雨,觉得所有的红卫兵都受了蒙蔽,成为
      运动的牺牲品。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一些认识,将矛
      头直接指向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不料,日记被同宿舍的一位教师偷看后,
      以革命左派的姿态揭发检举了他。敢于攻击那个女人,这在当时简直是惊天的政治
      大案,男抚松锒铛入狱,一蹲就是七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平反出狱,回
      到C 市老家,在一所高校里担任古汉语教师。回想其当年的行为,确实有常人缺乏
      的政治勇气,被视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实至名归,理当提拔重用。他先是被任命
      为该校党委宣传部长,继而升任党委副书记,后被调到另一所高校担任党委书记。
      他是我们班惟一一个官至高级干部的同学。
      
        黄鼠狼与豺狼同时被释放,回乡当了代课教员。小黄的学识是有的,在我们班
      也属上乘,课自然讲得不错,受到校方的重视,后来转为正式教员。当了正式教员
      的小黄一扫往常的萎靡,精神焕发,课讲得更认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全县
      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也成了家,立了业。想不到稍有得意的小黄又忘了形,搞起
      了时下流行的婚外情。其实本不应出什么大事,当今不成眷属的“有情人”比比皆
      是,有钱者养外宅,有权者养小蜜,无权无钱者亦可以觅相知相好,改革开放嘛,
      没啥大惊小怪的。偏偏我们的小黄不走运,搞到一个必生一次事端,必掀一次波澜,
      从单位到家里,吵吵嚷嚷,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终于使老婆对他失去信心,断然
      离他而去。如今,渐近老朽的小黄已在连绵不断的桃色事件中演变为老黄,却又成
      为新的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晚年不容乐观。这大约是他从不肯参加同
      学聚会的主要原因。
      
        造大首脑级人物中,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不是牛司令,也不是将军,而是平
      时从不显山露水的阿义。
      
        阿义毕业后,分到一个公社中学教书。因其给人的印象温和、敦厚,不久便被
      提拔到公社教育组工作,相当于后来的文教助理一类角色。忽一日,有一吉普车至,
      是S 市地委派来的。从车里走出两个威风八面的大干部,说不清是啥级别,反正一
      看架势就比公社头头高级得多。高级得多的大干部立即召见公社主要领导,说地委
      有重要指示传达。重要指示很简单,只是一纸调令,任命阿义同志为市S 地区某部
      门副主任,即刻报到。公社头头们大吃一惊,阿义本人也吃惊不小,疑是做梦。直
      到两位大干部面对面地告知阿义马上收拾行李随车赴任时,才信实了,忙去宿舍里
      收拾东西。不知为什么,阿义觉得腿有点发软,手也发抖,仿佛不是要他去做官,
      而是去坐牢。就这样,阿义莫名其妙地走马上任了。
      
        到了地区,阿义总算明白了被突击提拔的原因。在此之前,由于支左部队倾向
      红色儿,早在红色儿中提拔了两个色暴,一个当地区教育革委会主任,一个担任地
      委副书记。事后一想,觉得倾向性过于明显,有些欠妥。是呀,造大和色暴既然同
      属革命群众组织,这边一下子任用提拔了两个,那边却一个没有,社会舆论该如何
      看呢?所以,要多少搞一点平衡,就得从造大中也选出一个人来,给个无关紧要的
      职位,扭转目前的“一头沉”状态。可是,选谁呢?他们把造大的头头挨个过了一
      遍筛子。
      
        他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造大的一号头头牛司令。但很快即否决了。牛司令一向
      不甘寂寞,他的鼻高音总是充满火药味,他要是上来,地委还有宁日吗?第二个考
      虑的是将军。将军在造大头头里属右倾,但那一副极有城府老谋深算的模样着实让
      人不大放心,有这么一个人潜伏在地区首脑机关,不亚于身旁埋一颗定时炸弹,谁
      知哪时会爆炸?不行,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该考虑的人选当是二哥
      了。二哥倒是个务实的人,为上千口人当家理财,没出任何差错。但这人太固执,
      太倔,派性十足。你看他明明是管后勤的,却要带兵去抢枪,黑灯瞎火的,又是高
      度近视,也不怕摔了跟斗。还有,他一手主办的大喊大叫报,专门发表些攻击力很
      强的派性文章,可见此人冥顽不化。再就是小何,已因“D 县惨案”而被捕,不予
      考虑。最后,只剩下阿义了。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阿义无声无息,没什么作为,是
      造大头头中最平庸的一个,人也似乎老成憨厚。好,就是他了。
      
        阿义就这样当上了副局级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弄权者才发现自己错了,他
      们过低地估计了阿义的能量,阿义绝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软弱可欺。尤其令他们头
      痛的是,阿义不仅有着非凡的韧性和战斗力,还在群众中有个好人缘,简直拿他毫
      无办法。这一点,在清理“三种人”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色暴里提拔上来的头头
      全从天上掉到地上,有的成为阶下囚,惟有阿义摇摇晃晃成了不倒翁。时至今日,
      保留处级干部级别的只有阿义,尽管他早已离职从商,生活、人缘依旧很好。
      
        悠悠岁月,逝水流年。四十个寒来暑往,弹指一挥间。从毕业匆匆离散至今,
      几次同学会开过,始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学从未露面,有的根本联系不上,生死
      不明。当年那场“史无前例”使我们之间伤害得太深太深,不堪回首的事太多太多,
      不见面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是的,不见也罢。真的见了,回首当年,又有什么意思呢?当年,我们是那么
      痴迷于“革命”,痴迷得癫狂,痴迷得歇斯底里,痴迷得舍生忘死,痴迷得伤痕累
      累。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噩梦。痛定思痛,只会痛上加痛。如此看来,不见,也好。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是吗?譬如“文化大革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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