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我的家

　　　　　　　　　　　　　　回故乡（概述）　　<一> 　　1966年夏，中国的上空乌云密布，　　疯狂的动乱展现在我的面前，　　书记被打倒了，受到沉重的折磨，　　教师被撤销了，似利刃截进我的心田。　　我有热情，也有锋芒，　　终于受打击于宗族观念的成见，　　我太缺乏社会经验，　　成了“才高”遭人忌，“过洁世同嫌”。　　我既回不了城镇（注1 ），又失去立足点，　　两袖清风，只好返回原籍上饶县，　　我被剥夺了受教育（注2 ）和教育的权利，　　也不同于知青下放，不能与贫下中农肩并肩。　　“教”、“学”，这两个字我是多少怀念，　　从此宣告与我无缘；　　多年的爱情也破灭了，　　我受到“现实主义者的爱情”的抱怨。　　我重新犯下了出生罪，成了“狗崽子”，　　经历着人生痛苦的变迁，　　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受到了摧残，　　对人生，我再度感到了茫然。　　注1 ：我的户籍迁到上坂后，欲再迁回河口镇，已遭否定。　　注2 ：1965-1966 、5 我参加江西师大中文系函授，后因“文革”而中止。　　<二> 　　日历撕下一张又一张，　　杨柳又抽了两次青，　　习惯了简陋的村居，　　习惯了安排柴、米、油、盐和走线飞针。　　习惯隆冬季节和大伙去修水利，　　习惯淫雨天气披蓑戴笠去耕耘。　　习惯了盛夏酷热的烤炙，　　习惯了汗流浃背污泥溅了一身。　　我挤用一切闲暇自修文学，　　学习诗词平仄，学习文艺理论，　　为了对人生和现实世界作一个解答，　　也尝试了对哲学山峰的攀登，　　马列主义的学说呵，博大深深，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 　　还有《政治经济学》等等、等等，我如饥似渴，　　我知道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将指导我今后的言行。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　　它们是显微镜和望远镜，　　洞察幽微，照出人世丑和美、假和真。　　我在知识的长河里逆游，　　深知不努力就不能前进，　　我愈学习愈加感到自己的浅薄，　　人类的知识面是多么广阔而每一门都多么高深！　　社会上的动乱愈演愈烈，　　丑剧的导演是林彪和江青，　　阳奉阴违，言行是多么不合乎辩证，　　危言耸听，尽一切政治小丑之大能。　　“文攻武卫”，人为地造成集团之间的派性，　　政治陷害尤其触目惊心，　　竞相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　　却美其名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混乱的年代没有桃源新村，　　虽然我日出而作，日落而读，是局外旁观人，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我这“五类分子”的女子又被升格为“反革命”。　　我没有丝毫反动的行为，　　我没有任何不满的言论，　　我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厄运偏光临我这无辜的百姓。　　宪法被粗暴地践踏，　　无须任何侦讯，无须逮捕证，　　可怕的1968年夏，　　我被锁进了“群众专政”的铁门。　　吃饭要付钱，做工没工分，　　今古奇观啊，还要付“被看守费”给“民兵”，　　我荡尽了所有还不够，　　只留下一条不自由的光棍。　　长夜不眠呵饮泣吞声，　　有的只是屈打成招，一身伤痕，　　活着难，求死又说“畏罪”，　　老天啊，我没有权利做个“人”！　　我们的党呵毕竟正确英明，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毛主席三令五申，　　一件冤案拖延到一九七三年，　　整整折磨了我五年光阴。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烧毁我大批书籍和十几本笔记本，　　十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怜字里行间的斑斑汗渍和着昏暗的油灯。　　我的笔记本有什么过错？　　是因为摘录了大量的世界上优美的语文？　　它虽然出自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但也恭录有不少导师们精辟的言论！　　我的诗稿有什么过错？　　难道没有抒发拥护社会主义的感情？　　它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佳作，　　可其中确也不乏歌颂过新时代的新事和新人！　　<三> 　　政治上平反了，经济上20% 的补偿不够付医药，　　我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生活，为了债务能清偿，　　学一门手艺，我成了油漆匠。　　清晨，踏着露水或霜冰，　　夜里，背着星光和月亮，　　油漆工不是我的爱好呵，　　我能否再回到思念的课堂？　　怀着莫名的感伤，　　天天握着的不是粉笔而是漆刷和刮铲。　　我的身心孤寂和凄凉，　　谁能理解我的衷肠？　　我欢呼一九七六年，　　结束了十年浩劫，结束了群丑的跳梁，　　人民胜利了，“四人帮”塌了台，　　野心家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条条战线呈现一派新气象，　　拨乱反正，沉冤二十多年的父亲得到了平反，　　八十岁的老翁又见到了太阳！　　生命呵，重新燃起了炽热的烈火，　　气势磅礴的新长征激动人人的心脏，　　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已是不可阻挡，　　而我，多么想为“四化”尽一份力量。　　我要求重新做一位人民教师，　　但希望却成了梦想，　　原因：当年不是国家教师，　　不能成为恢复工作的对象。　　父亲八十岁才办理退休，　　“顶职既超龄，又早非商品粮。” 　　要求作为知识青年去安排，　　“你当年不是集体下放，是个人返乡。” 　　凡此种种，都俱往矣，　　我心中已不在有哀伤，　　十亿多人口的大国，　　哪能人人都能安排得那样周祥？　　只要人民能够幸福安康，　　只要祖国能繁荣昌盛，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　　祖国正走着正确的航向！　　（节选自1983年9 月16日《我的自白》）2008．5 ．11录　　<一> 游松寿与游进元　　1966年9 月，我先行为父母联系迁回原籍。我家世居董团村称为“新屋”的六队，队长游水泉甚觉为难。其苦衷有三：一谓六队是公社党委、管委所在地，我父亲目标太大，恐多有不便；二谓没有空屋可作居住；三、游水泉是大队委员，他本人亦恐他日有牵连。适逢游松寿来（亦“新屋”人），共座商谈。游松寿为倪家塘生产队队长，倪家塘离董团村落约三里，是一山沟沟。松寿（按字辈比我低一辈）当即爽快地答应同意收留我家，说是秀伯公落难，我应该帮助。　　就这样，我与父、母三人便落户在倪家塘，该生产队原有五户。即：游松寿，游进元（离倪家塘还有一、两里的山落里独居）、李XX（绰号奀锅巴）、游勇发、李松林。倪家塘几家人对我们很是照顾，特将半亩田给我家作菜园，又各匀出山地给我家。　　松寿在倪家塘招亲，他原是解放初的乡民兵队长，后不知何故，改行学阉猪，现在农闲时，仍操持阉猪等，有继子二人，长子十几岁，也出工，当时松寿有亲子二人（后更添一子一女）。高仔哥（为游进元之别名）仅一子，年纪小，松林姐夫（60余岁，其妻游秋梅为董团人，称她为姐）则有二子，长子李文普，次子文荣（文荣于1970年出任中心小学“赤脚老师”，后转正至今在教），均小学毕业，也出工。奀锅巴仅有一子，叫李树森，初中肄业，在县城某处作临时工（青年人当中唯有他娶妻生子），勇发叔早年妻亡，父子相依为命，也出工，故包括我为11个劳动力（未含李树森）。　　秋梅姐爽朗乐观，和善待人。松林姐夫为人忠厚，做事稳实。农活内行，力求质量，不紧不慢，说话也慢悠悠（与其妻相反，据秋梅姐说夫妻俩从未吵架，如闹别扭，则其夫便几天不理她，此法亦教秋梅姐无可奈何也），记得他们全家每夜均要来我家坐谈、闲聊，间有勇发叔父子与香容（树森妻，可谓贤妻良母，掌家理事）母子亦偕同来坐坐。　　日间出工，高仔哥早早便到聚集地，从不迟到，他挺胸大步，走路风快，有时说好次日在其家附近耘田，我们到时，他已耘了一两排了。他种有上万株蕃薯地，很忙，但他很勤快，做事麻利，也因之，他率先回董团做屋。高仔哥其时46岁，与他堂叔勇发同年，相比之下，高仔哥虽操劳，却显得年轻得多，高仔哥热情豪爽，指导我于农活，鼓励我操作带技术性的农活，如犁田、耖田、扒沟、拉“划行器” （俗名“滚轴”），乃至堆稻草也要带上我做下手，一边指导如何堆稻草。　　勇发叔谨慎度日，但也苦度岁月，其子于出工前后，抓紧烧饭，故饭菜单调，幸得秋梅姐之热心肠，勇发叔便常常捧着一碗饭到她家去吃菜，但勇发叔虽然为人老实，却是全队唯一的共产党员。“奀锅巴”年近60岁，于干农活最大的特长是插秧最快，又插得匀称，令人望而莫及。　　全队人里农活最精、样样内行，力气最大（虽年届40）仍数松寿为第一，其最拿手的农活是扒沟，大田种油菜，扒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要由浅入深，便于出水至沿沟，尤其是要求不能“破畦”（即不能把畦搞错方向，即不因扒沟把畦搞得一头大一头小，如拉“划行器”，不能“破田”一样）然后最好要做到五条线直，一般人谓之直沟是两边各一线直而已。松寿强调：不仅如此，还须做到畦沿上两线要直，这就要求扒沟洒土时要恰到好处，畦上沿不能有高低之差，最后一条线是指沟宽一锄头（板）半，带角的锄头在中间拖出来的一条线要直。松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扒的直沟，真叫人赏心悦目。松寿也教我“起脊”耕田，如何 “起脊”？要视田的形状，找到中心位置，先破两犁，谓之“八字犁”，至适当位置，如该田形状不规则，开始时须耕短犁，逐渐扩大，形成与该田总体形状一致，再耕下去，便会不至于有些地方拖空犁而有些部位却还没有耕。耖田称“做平水”，一般是大耖耖土到田堘沿，故须从右边下田，把土尽可能推到田堘边。为何如此？因为田堘边要取土糊田堘，再加上排水口在田堘两端，土随水而去，造成流失。而于留下的回耖要窄（即间隔的空档窄）。在松寿与高仔哥的指导下。为不致遗忘，我在本子上画下了耖田和耙田的路线图。松寿与高仔哥对我的父母很尊敬，对我也很关心，对农田技术悉心指导外，也常劝导我，凡事要想开些。为能让我安心下来，经与我父母商议，他们牵线搭桥，为我择定婚配。　　松寿与高仔哥都很乐观，在田里边干活边唱山歌，尤其是松寿，山歌多而好，唱得脆而精。　　有时干活也轻松愉快，于林垅建有小型水库，干活则起劲地干，歇下来他们四人在树荫下玩纸牌，我则在一边看书。我们一般不去董团，无事便聚餐，均由秋梅姐掌勺，有时或酒菜，有时或各种米果类。　　在倪家塘住到1970年底，而我至今难忘松寿和高仔哥的豪爽与义气，难忘他们是我的种田师傅。　　2008．5 ．12 　　<二> 李大松与雷步青　　1967年底，董团公社党委书记游树华被打倒，其他负责干部都已靠边站。1968 年，董团公社由李大松主持工作，雷步青其人一直是被李大松在幕后操纵的，她搜罗游树华罪名。其中一条是勾结游秀伯从事反党，妄说密谋多次，策划所谓的“5• ；17事件”，即村民对当时造反派的周XX与罗XX在写大字报时把“游”字倒写了，适逢当日(1968 年5 月17日) 上午，全体村民种茶子收工回家。质问其二人，罗XX 直言不讳说是他写的，并说“就倒写了，你们又能怎么样？”村民怒火中烧，遂痛打了罗XX一顿，并勒令其扯下大字报，跪下道歉。后公社造反派报请县政法机构，将“打人凶手”游兴旺等人予以拘押，此事均出于李大松与雷步青之主意。　　1968年春，我第三次来到公社办公室，要求发放户口册，因当时的日用品，如火柴、盐、煤油，更不用说白糖了，都须照户口本按人数供给，前两次均由公社办公室出具证明，常因找不到工作人员而空跑。而户口册本应迁移落户后即予发给，当时经办人说：正遇上没有户口本了，下次再来取吧！以后我去了两次，均答复没有户口本，这是第三次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我家迁回董团已有一年多了，这样长的时间，你们难道没有时间去县里领取户口本吗？并且这一年多时间里，就没有别人迁入董团吗？也同样不发给户口册吗？妥当吗？” 　　办公室人员语塞，迟疑再三，答曰：“我们得到指示，你家的户口册不能发。” 　　我奇怪了。“为什么不能发？” 　　“因为、因为你家的阶级成份说有问题……” 　　“我家的阶级经土改、复查乃至‘社教’都确认为小土地出租。有什么问题？再说，你作为办公室人员将我家落户后，只须按照迁移手续填发户口册就是了。” 　　“那你要请示李特派员……” 　　“不用请示了，让我告诉你。”随声走进我第一次见识的雷步青。　　“请问，你是……” 　　“妇联主任，协助主持工作。‘文革’期间，正清理阶级队伍，据反映，你家是地主，所以公社正要研究将你家打成地主。到那时，你得到通知，再来拿户口册吧！” 　　“我家为什么要打成地主？土改时，我家有9 口人，只有土地13亩多……” 　　“不是地主，你父亲读得起大学吗？还能当官吗？” 　　“这些事情，我跟你说不清楚……” 　　“不是地主，你家房子会充公给公社党委吗？” 　　“我家的房子在土改时并未充公，长期不在家，是借让给公社的。” 　　“好！好！好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今天是要来‘反攻倒算’吗？想把房子要回去吗？” 　　我怒火中烧。“你说话武断，我说过要把房子拿回去吗？问问在场的人，你说话不能信口开河。” 　　“你父亲解放前名气大，比地主还地主。” 　　“划分阶级是按政策的，我想你不会不知道，至于我父亲的名望是另一个问题，解放后，他不是还担任多年的中学校长吗？” 　　“你父亲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你说我不懂政策吗？”雷步青急红了脸，“告诉你，你父亲不但是大右派，还是大地主！” 　　我无话可说，一边退下，一边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哼！……” 　　随后“支民大军”来了。我即以“反攻倒算”的罪名被批斗，雷步青上台勒令我跪下。　　紧接着，1968年初夏，由于所谓“反共救国军”，外县有人牵连到董团村的占国洪（曾任大队干部，善赌博），据说占国洪还是比较硬铮的，至手脚均被打断，乃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团长”，发展了马汉三，封马为“副团长”，“余皆不知”，已有突破，宜“直追穷寇”。马医师年老体胖，被反绑双手，一吊起便呼痛不已，连续两次，便按诱招，违心说自己被占国洪发展，被封“副团长”，再追问马发展了什么人？语塞良久，被吊起，再次复吊，遂在一旁的雷步青一再启发下，“供” 出发展了游侠行与余金贵。　　1968年夏，某一天半夜里，我被叫醒，被绑至中心小学大教室的柱子上，时隔壁教室均有大动静。蚊虫叮咬，甚是苦恼。第二天上午被解至大队提审，要我招认参加“反革命组织”，我先是与之理论、否认再否认，后受苦刑，跪在翻过面子来的竹扁担于高凳上，双手举起，其痛无比，未招认。继之，又被钳手指，钻疼不已，至昏厥。又第二天上午继续审问，再被钳手指，无奈，在一再提示下，遂屈招被马汉三发展，担任“团部秘书”（其实我与马并不相熟，仅去就诊过两次）。　　至此，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被迫多次与“同伙”们戴高帽子游村，上台陪斗，苦哉！其后被强制参加各生产队的夏收夏种，前后被囚禁10个月，1969年冬——1970年春，公社成立了以刘XX为组长的专案组，负责审查该“反革命组织” （已牵连10余人）。重点审问我这个担任“秘书”的，要我交出纲领、计划、组织名单及记录本。我多次受肉刑，忍痛不过，则诈称用塑料袋装好埋藏于某处，如此反复几次。至初春某日，诈称藏“密件”于邻居“奀锅巴”侧面屋檐下，乃搭梯爬上自家屋顶，欲下跳寻短见，被随上的两个民兵扭住而未遂。是夜，乃决定就死。我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教室里，课桌凳是相连的被堆放在一边，我栓上教室门，将随身带的旧棕绳（就是该棕绳缚我去做“反革命”的）搭上教室上方的横梁，由于没有上吊的经验吧，活圈总结不好，几经结索，又绳子过长，后终于上吊了，脚离课桌凳子，人也悬空了，乃觉气衰而竭。曾几何时，悠悠复醒，阵阵凉风穿窗而入，犹觉冷，乃发现由于绳不结实处断了，以致自杀未成功。　　思之再三，仍觉得非死不可，此生太无意义了，人难免一死，即能活到80岁，也难逃一死，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吧，乃复爬起，重新结好断处，欲再寻短见。这时，天已大亮，门外的锁被打开，两名看守撬门进来，发现情况有异，乃报告刘组长，刘随即来检视，我颈部有绳索深陷之痕，即叫人没收绳子，另外囚禁在没有横梁的房间内。　　随后几天，未再受审，某日复审，未动刑，刘组长问：“你说这案破了没有？” 　　“破了。” 　　“为什么？” 　　“从两方面来说都可以说破案了，从实事求是方面来说，大家的口供虽说一脉相承，但其经过或说开会时间、地点、人数肯定都不相同，什么纲领、计划、名单更是无从说起，怎能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呢？你把我们分别囚禁，分别提审，我认为你还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认为你可以认定这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如果一定要把所谓‘反革命组织’定案下来也容易，你对我太狠，我也不是当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无须坚贞不屈，反正此生完了。你只要给我纸笔，我便在这里把你所要的纲领、计划、名单、记录等等编造出来，无须麻烦大家了，只可怜我们这些人冤屈难伸，死不瞑目啊！” 　　刘组长听后，默默不语。　　此后，刘组长便带人到下山大队去审查另一起“反革命”案子了。随之，我被释放回家，与倪家塘人并入董团第四生产队。　　雷步青呵，我一命差点休矣！　　顾名思义，雷步青亦自诩步步紧随江青走。抓案子，抓“反面人物”，一抓到底，她亲自到中塘边，命令郑三莲父母与我退亲，否则将牵连其家，说游某人生死未卜，现在是生不如死，你是贫下中农，要听党的话，划清界线，与游侠行从此断绝来往吧！于是，在雷的淫威下，三莲之母遂依言退亲。　　1970年10月，雷步青仍咬住我不放，说是我住在倪家塘舒服，说是我在董团四队受照顾，乃通过大队强令我离开父母单独去离董团五里的下尤村监督改造。雷步青亲自选定狭窄居室，指定高价租住。后父母亦随后迁至下尤，被迫分别居住。　　（附：雷乃四川某地人，“文革”后不知去向） 2008 ．5 ．13 　　附：七律一首（“文革”时期诗词之一）　　行路难（注）　　山道崎岖步步艰，霏霏淫雨朔风寒。　　正逢天黑铁肩重，何况腹饥蔽休单。　　身挂疲劳心带辱，形同囚犯脸无颜。　　欲穿夜色睛迸火，一望前头路正长。　　注：见《艰难的行程》　　艰难的行程　　1971年冬，上沪，“东方红”水电站工地。我奉命和本大队的富农之子董某与别大队的同类人物20余人到35里之遥的铁山去扛毛竹。吃过自备的午餐，每人肩扛两根毛竹返程了。　　约走三里，左足关节疼痛了，我揉着曾患过严重关节炎的疼处，忆起在下尤租住的狭窄阴暗的仓屋，那是林氏祖厅的余屋，故房间一角屋顶有合沟瓦，大雨一来，沟瓦合流处，便盈而漫下，致地面终年潮湿，隔壁左右，各一灶间，一日三餐，烟火不断。又无窗户，夏天到来，奇热难当。无竹床又无凉席，午休与晚上无法入眠，便试将塑料雨衣摊在地上，地面阴凉，乃可睡去。雨衣短了，右脚置放的地面是一块仓脚石，左脚便置于地面。1971年盛夏至初秋便是这样睡在地上度过的，也因而左足患关节炎，曾靠拄拐行路。遍求草药无效后，乃由洪医师使用针灸结合注射，治愈。洪医师关照我：晚上洗脚后要尽量擦干，不能走长路。是啊，既不走长路，遇天气变化也有时隐隐作痛。　　揉了一会儿，试着扛起竹子再走，只一小段路，便足疼不已。复休息按摩。复向前走，只能坚持一里来路。如此反复两次，我便让董某先走了。　　还有30里路啊，怎么办？咬牙坚持啊！　　山道崎岖、步履艰难。眼看路面，左脚仍间或踏在凸起处或小石子上，钻心地疼啊！扛着愈来愈重的毛竹，拖着愈来愈疼的左足，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丢掉毛竹吗？不敢。空手而归，会面临批斗，有伤自尊啊。又一想，即使弃竹而去，走路仍然疼痛。但如此疼下去，怎么办？咬牙坚持啊！　　复负重再走，复坐下按摩。复走，复疼，复歇，反复不已。天色渐黑，下起小雨来了。　　复负重再走，复坐下按摩。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长路漫漫，何时到尽头啊？　　天色完全黑了，幸而已走上乡村公路。雨还是不停地下，汗湿的内衣和淋湿的衣裤都拧得出水了。歇下来按摩，一阵风吹来，不由得打起了冷颤，肚子饿了，越来越觉得饿了。　　又疼、又累、又冷、又饿，无以复加了！此情此境，堪比当年红军伤员过草地啊！　　至少还有十里路，咬牙坚持，再走呵！再走呵！再走…… 　　走走，歇歇，揉揉，再走！　　走走，歇歇，揉揉，再走！　　还有五、六里路吧。累也罢了，饿也罢了，扛竹走路便不冷，坐下按摩便觉寒。但是足疼无比啊，感到已无法坚持了…… 　　牙一咬，心一横，就是足断也不能眼看仅五、六里路就死在这野外！既如此，我就不信两根毛竹扛不走！　　忍着巨大的疼痛，奋起丹田之力大步向前走！左脚每踏一步都疼得钻心，不管了，不歇了！惟有如此，才不觉得冷，才忘记饿；也惟有如此，才反而不觉得累。疼吧，再疼吧，再疼吧，全不管了！向前，大步向前！　　疼得麻木了？是麻木了！　　不觉得疼了？不觉得疼了！　　最后里把路，我朝着有灯光的“师部”（公社指挥部）健步如飞了。　　师部，一位上海知青验收了毛竹，问明了所在大队，在我的名字上打了个勾。　　“只有你一人这么晚才到？看你全身湿透了。” 　　“足关节炎发作，疼得很、坚持着，一路边歇边扛的……” 　　“思想真好，我要请求领导，明天在广播上表扬你。” 　　“不要，不要！” 　　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回到住宿地，煤灶上有热水，先洗脸、擦身、换衣，再吃下微温的半斤米的饭，蒙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头疼发烧，左脚肿得老高。　　重感冒，只能休息。那位上海知青（以后成了朋友，叫朱秋生，在“知青”中孚众望）闻讯后带来了医生，为我注射、开药，左足也作了消肿、消疼、消炎的治疗。上海知青也许知道我的身份了，只叹着气。　　治了两天，睡了三天。谢天谢地，烧退了，想吃饭了，起床后，左脚的肿竟然全无了！　　奇迹！此后我的左足关节炎不再发作了。若干年后，忆及此事，有医生说，那次忍疼疾走，有两种结果。一是左足残废；二是疼极必反，稍治即愈！　　2008．6 ．21 　　<三> 李乐山与尤火林　　李乐山，1968年时近60岁，大队支部书记。解放后一直担任大队主要负责人。个头不高，挺结实。说话底气足，嗓门高。他家住在离董团约三华里的墩上。风里来，雨里去，从来都是步行。他从不在大队吃饭，忙的时候，一天来回三趟。他未拿脱产干部工资，却几乎天天来大队。　　李支书威信高，工作效率高。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传达公社开会的精神却能抓住要点，件件不漏。布置工作也件件有安排、有落实，说干就干，不走过场。　　各生产队的大小水库的加固和翻修，他格外关心。视灌溉面积或组织有关生产队，甚或全大队劳力共同冬修。或单独由一、两个生产队完成，他也亲临现场，检查质量，或提出须草皮铺坡、或加宽溢洪道等具体意见。　　他为人公正，说话果断，调处纠纷，力求恰当，群众都喜欢他、尊重他。　　但有人不喜欢他，即他家人不喜欢他，说他根本没把家当家，只知回来吃饭睡觉，至多于月夜抽空挑粪水而已。说他当干部几十年，不知往家里捞好处。1977年，儿子快结婚了，他才建红石、土砖瓦房三直，所用的梁木、桁条都很细，属便宜货，为此据说还欠债1000多元。　　他所在的生产队有人不喜欢他，说他不凭借手中的权力为本生产队装电排，他解释说：只要马眼水库的水渠清理得好，我们虽然在水尾，但也不会干旱，只是夏种略晚两、三天而已，没有必要动用全大队的钱，况且大队也没有几个钱。　　1968年的抓“现反”，因是公社所在地，李乐山可能顶不住压力，但他后来还是保护了大批人免受牵连。“文革”后，他常叹息：“没有保护到你们这些人，让你们被打成‘反革命’，吃了那么多苦，我惭愧呀！” 　　他不好大喜功，干不到的事，坚决不干，还看不惯公社某些人的作风，曾当面指责过。1979年，李乐山“下台”了，原因是：年纪大了，工作一贯过“右”，实际上是他得罪了某些公社干部。　　说让他退下，却不作退休也不作退职，两袖清风，无一补贴。　　回家后，他整日里沉默寡言，家人及本队人都不理解他为何有此归宿。　　尤火林，30多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文革”时期任大队民兵营长。对 “现反”嫌疑人执行刑罚时，必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他人。大庭广众之下不言不语，对“五类分子”训话时则滔滔不绝，有时还声色俱厉，他本是当地人，却开口就是 “你们”、“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是“阶级斗争”、“谁不老实，就要他人头落地”，一边拍拍身边的马刀。也间或召集“五类分子”的子女会，一再警告：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尤火林烟瘾特大，一支接一支，整日间喷云吐雾，也不知抽何牌子的烟，他从不将烟壳示人，从口袋只掏出烟而已。　　他生财有道：一为常派花生、芝麻任务甚或直接是钱给五类分子。他从五类分子中挑选两名组长，由组长收取后交给他，从不出具收据，只收下未交者的名单，下次便亲自出马，加倍处罚。二为对本无“帽子”者，如“反右倾”时下来的某粮食局干部死后，其妻亦被召来听训话会，常说“帽子”在他手上，可随时戴上，表现得好也可由他摘下。对此类“坏分子”及其家庭他都一例摊派。有一次，尤火林言出必行，宣布：粮食局某干部之妻（即前面提到的人）因表现良好，经研究，摘除“帽子”（没有什么书面通知，其实该女子原本就没有“帽子”）。　　他于“文革”后，作为“三种人”被撤消职务，从此不再见他抽香烟了，也极少听到他言语了。他惟一欣幸的是：在职弄权时，为自己在村部旁边谋得一块好宅基并率先于其他大队干部建起了房子。　　2008．5 ．14 　　<四> 邹三仔与游兴旺　　1968年春节前，专案审讯暂告中止，我带着铺盖与换洗衣服被发配到大岩生产队的所谓“坏分子”邹三仔家住宿，吃饭则在他家与另一户富农子女董科火家轮流，由我家补1 斤2 两米一天，规定：稀饭两碗，干饭只能吃两小碗，菜则由我母亲隔天送一次。日间随社员参加兴修水利（“文革”期间的出工要到“除夕”前一天止，正月初二即挑石子铺马路，然后接着生产队其他杂活至春耕正式开始）。　　邹三仔仅一女，招进女婿。邹沉默寡言，干活不偷懒（其人并不劣迹，因解放前一度担任过“乡丁”，故“文革”时被人告发，暂定为“坏分子”），回到家中，也闷抽旱烟而已。然其妻却率先打破沉默，“年轻人两碗饭是根本吃不饱的，你尽管再添，吃饱为止。”又告知母亲：“以后不必再送菜来了，大岩只十几户人家，我人缘尚好，不用担心。”其后，董科火家也依样而行。离别前，两家都免去了我尚欠的大米。　　邹三仔之妻近50岁，瘦弱精干，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她说：“你受这样的冤也是遇到这场运动，往日要接你来吃饭还怕接不到你呢，你也要想开些。”她为我洗衣，邀我同桌吃饭，轮到我吃饭那天，两家均尽可能多烧两个菜，俨然把我当成客人。某日，该队一名大队干部董XX中午来，见状说：“你倒像干部吃派饭一样，我们大岩好啊！” 　　春节后，专案组又要开学习班审讯案情了。走前，邹三仔为我捆扎铺盖，其妻为我整理行装，并装满一菜筒肉丸类的食品。　　游兴旺，与我同岁，共产党员，董团第四生产队长。1970年暮春时节，专案组对我审讯完毕，释放我回家出工，那时倪家塘已并入四队，出工远，甚不便，兴旺甚体谅。往往要我们6 户人家仍由松寿带队在自家门口或附近干活。一起去四队背后山的山垅干活时，也有时会提前几分钟让我们先回家，当然，如遇集体来我们倪家塘附近干活，如修林塘水库，我们也会提早上工，如此，有意见的人便也无话可说了。　　兴旺不像某些队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动辄就骂，更把重活安排给他们，对于我，他不仅一视同仁，还可说甚为关照。说话自然朴实，使我顿生亲切感。　　他对我说：“生产队要建造牛栏和粮库，需要很多红石，你就学着拉平车，与秋水和渭江三人，从明日起天天拉红石，你试试看吧，实在吃不消，再换别人吧。” 　　一天，犹记得，在“石岸”由渭江帮忙装上5 块“墩子石”（每块120 余斤），下陡坡时，没有牢记诀窍（须紧紧地把两根车梢棍使劲提起，增大车尾拖棍的磨擦力，人向后仰，紧靠平车，直到缓坡始松驰），平车急驰而下，车翻人倒，幸未伤及人损坏车。两天后，亦是新手的秋水却惨了，下“石岸”时，一不留心，平车翻了，被车梢一挑，重重摔在碎石处，直碰得鼻青脸肿，牙齿掉落一个。　　我们坚持下来了，习惯了，熟练了，也轻松了。从“石岸”下来至董团约四华里，都是下坡路，中途只有两个小而短的坡，不用费多大劲，便如愿而上。但拉车出汗多，又是热天，车鞭（车的背带，其实是绳子）伤衣，草鞋隔天要换一双（1 角钱1 双），我自己学补衣服，有两件衬衫直补得重重叠叠，用秤称过，其重各为 2 斤2 两与2 斤3 两，甚至连草鞋都缝补过。唉，农村有句俗话：三百六十行，没有补草鞋这一行。当时真困难，生活真苦啊！　　装红石上平车，手法纯熟了，不用两个人相帮，一个人便可上车，即使“太平石”，每块毛坯约170 斤，每车4 块，也可一人上车。上“墩子石”至第5 块要平放在中间，也可一人手抱着置放，故力气也逐渐增大，至以后除为生产队拉红石外，生产队还承包了粮站与户家建房的石头，我们先后两次各拉一车“墩子石”、“太平石”上约35度的坡，坡长均约50米，我们打赌，不用相帮，独背上坡，我与秋水成功了。得到的奖品也只是谓江发给我们每人一支劣质烟而已。　　我们与采石的马鞍山的6 个人相熟了，也常聊天，偶尔也说说笑话。我与秋水、渭江每天在社员待出工时，便整理平车，或打气、或换胎、或整修车架，然后上路。队里规定半天拉两车，我们于第一车并不耽搁时间，拉第二趟时，时间尚早，便可在“石岸”上歇一个多小时。这时候，开采工们便要求我讲故事，并说你“讲古”，我们供应黄烟和茶水，并且这第二车由我们帮你们拉下山。我于是尽平生之能事，每天上、下午各讲一个故事，开采工们一边干活，一边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说： “听‘讲古’，不觉得累，日子过得快，事还做得多。”有一天，我讲了一个《连升三级》，内中的主人公叫张好古，虽然不学无术，但在魏忠贤奸党弄权时，竟然被接连提拔，乃至魏忠贤被问罪后，张好古仍被提升一级，说他不畏权势，反魏有功。开采工们都鼓掌大笑。第二天，我便被他们称之为“讲好古”了，此后，他们说我有才气的，一定也会“连升三级”。　　游兴旺便长期把我安排在平车队，每天还可加工分。但有一次去皂头酱油厂（相距50余里）为供销社拉酱油的那天可就惨了，其累无比。今生记忆如昨。车载 7 罈酱油，约500 斤，重虽不甚重，但来回有百余里。直奔酱油厂装车停当后，已是中午，我将所带的饭食都吃光了，回程20多里至龙潭时，肚子已饿了，只有忍着饿，雨又越下越大，穿着蓑衣拉车，砂石路上积水，车行更难，其他拉车的人都有妻子帮忙搡车，独我单干，只能勉力而为。不敢落后，因为途中有三个陡坡，又长又陡，须两个壮汉搡车方可上岭，即使如此，拉车的人还是气喘吁吁的。汗湿和着雨水浑身湿透。乃鼓劲上小坡上小岭，追赶车队，终于翻越了最后一个陡坡。我方得迟迟归队。游兴旺说：“今天拉酱油，遇下雨，特别辛苦，每人加4 分。” 　　附诗一首：拉车　　拉车怕上坡，腿软汗珠多，　　更遇风和雨，忍饥尽力拖。　　每次“开山”（砍松枝作燃料），游兴旺被认为最公正无私，均由他“叫牌”，即每人砍一担集中在开阔之地，先视份量少者由其本人自行挑走，然后统一“叫牌”，村庄共有13个队，而我们是7 个队200 余户集体“开山”，“叫牌”前后要一个多小时，在董团背后“开山”时，兴旺每每于十几户之后便叫到我的牌。久之，我心知肚明，是兴旺念我居住在倪家塘，路途较远啊。　　有一次，在鸡笼山“开山”，离我家约有7 里，我被叫到牌虽早，但其捆甚大，担重超200 斤，又逢下雨了，愈挑愈重。至一稍微开阔处，拟拆成两担作来回挑，但备用草绳遗落一根，正不知如何是好，兴旺叫完牌，随后赶来，也歇下柴担。　　“不要拆担了，你看雨越来越大，再说力气也是蛮出来的。我帮你挑一段路吧。” 　　1970年10月，我刚从倪家塘迁到下尤去。由于在倪家塘时，我住一仓间，挨墙铺床，夏天当西晒，石墙滚烫，热不可当，每日傍晚泼水于墙，室内犹不降温。乃种一棵柳树于门口的石墙前，树下是池塘，某日，某人3 岁的儿子在塘边柳树下戏耍，不幸落水而死。XX迁怒于我栽了一棵柳树，乃传话要我亲手将树砍了。无奈，我遵命了。适逢四队全体出工在倪家塘，就近挖红薯。XX却借题发挥，倒说我破坏森林，是“反革命”的新罪行，乃与其父同声说要将我捆绑到公社去处理，并一再拉扯。兴旺问明情况后，轻声对我说：“不要去，等我把这挑红薯堆放到集中地后再说。” 　　兴旺发话了，出奇地大胆。“反革命不反革命，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我想，要真是反革命，早就去坐牢了，还轮得到你们今天捆绑他？说破坏森林，仅是一棵自己栽的单独的柳树，独木不成林嘛！又是你说这棵树栽得不好，要人家来砍，如今又来打‘死老虎’，我看，没有必要了！侠行，你带上树干（小碗口粗）走吧！” 　　1980年，我迁回董团六队，再没有与四队和兴旺在一起了，但我们见面还是亲热招呼。1983年，林权下放后，村民认为政策是短期行为，乃乱砍滥伐，全村13个生产队紧急商议成立森林管理委员会，推举我、游天德、游兴旺为正、副主任。几经努力，刹住歪风。禁山成功。两三年后，光秃秃的山又重披绿装。以后，我因忙于油漆，再以后，去乡政府上班了，天德也因从事行医，无暇顾及。但我们良好的开端被兴旺继续维持下去。直至今天，董团的山林覆盖率已超过95% 。　　2008．5 ．15 　　<五> 林长有与林远近　　林长有是下尤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兼党小组长，我被监督劳动，他乃每天横加指责，大声呵斥，一再要我老老实实。某晚，上海下放知青黄茂生邀我玩并邀我同睡。第二天上午，林长有质问我，为何夜不归宿？我据实告知。他说：“你拉拢知青，想把他带坏吗？”答曰：“我拉拢知青有什么目的？用得着这样大喊大叫吗？”林长有愈发激怒，当晚即召集批斗会。开始，林便要我跪下。　　“我没有犯错。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能跪。” 　　林长有从背后猛顶我膝弯部，我蹲下便顺势坐在地上。批斗会开始了，除林长有发言激烈外，余者也不知所云，乃草草收场。　　已是秋收完毕，全队人整个冬天都在名曰“大沙洲”里清除田里的因被洪水冲垮围堤而覆盖的沙，工作量很大。日复一日，都是挑沙直到次年春耕。某日，在林长有的安排下，我与五名50来岁的社员去耕田，安排我使用一头大水牯，那时大田里用作绿肥的红花草非常茂盛。他们吸过一番旱烟后，林远近开言了，“游XX，你的牛是大水牯，可用作‘起脊’，你先下田吧！”这丘田足有3 亩，形状属多边形，牛已走到彼端尽头吃草，我手持牛鞭，下田开始步测长度，我把牛牵回来，在1/2 外捅下牛鞭，又步测一下宽度顺便上田去扛犁，我根据大田的形状，开过“八字犁” 后再复犁，然后以短犁逐渐扩大，之后，五头牛都下田。我们在收工前耕完了按规定要耕完的这丘田。坐下来歇息抽烟。林远近说：“你这人眼睛‘尖’，怎么会耕田‘起脊’的？”我告诉他我在倪家塘学种田三年了。松寿与高仔哥是师傅。“难怪，难怪！松寿与高仔都是种田行家。” 　　隔天，安排我去耖田。林长有说：“是叫你做平水，你要保证田里的水排干，要拉划行器的，如果积水多，拉不好‘滚轴’，妇女看不清、栽不齐，便要找你是问，因为大队与公社要来检查密植的，你会不会耖？如果会耖，动作还要快！” 　　我没有推辞。田里的水太满，我一边适量放水，一边观察。这丘田的特点是长度很长，而田堘至山墈边的宽度却很窄很短，通过水平面，可见田堘边大大高于里壁墈那一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大约是耖这丘田的人年年都拘泥于大耖要往田堘边打，而这丘田偏偏是田堘至山墈过窄，每次大耖想的土都尽可能到了田堘边，且这丘田是承受灌溉的最后一丘，田缺口水土流失少。于是我反其道而行之，将大耖尽力往里壁墈打，反复两次，尽力推土至墈脚下，直耖只均匀地打了一次，田就平了。当我正全力把大耖打往里壁墈时，一姓游称炳泉叔（在下尤招亲多年的本家叔辈）者嘲笑我说：“你这叫耖田吗？往哪头下田都不知道？你大耖怎么向里打？”我回答：这丘田的田堘边太高，里边要积水的，我还要再往里打一次大耖呢！炳泉叔笑笑，说做事不按规矩，闹笑话的。这时出工的社员都陆续路过田边，听了我对炳泉叔的答话后，林远近说：“耖田也不能生搬硬套，这丘田确实外边太高，糊了田堘也无用，游XX的耖法是对的。”又问我：“你怎么想到要这样耖？”我笑答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我这样耖的，不然，晚上又要开我的批斗会了！”林远近是远近有名的种田行家，他说完后，众人点头称是。听了我的回答后，远近笑了，众人以为是玩笑话，也都齐声大笑。　　刚耖完田，林长有扛着划行器来了，其时田里已无积水，他递给我一根烟，满意地笑了：“让牛歇着吧，等一下你来拉滚轴，会吗？”我庆幸我在倪家塘时，农活操作无所不学，且越带技术性的操作越要学。林长有随后带妇女们来插秧，我刚好把整丘田方格划好，妇女们说：“这丘田好栽，格子看得清楚。” 　　休息了，林长有又递给我一根烟，并顺手打着火机给我燃着。“谁教给你耖好这丘田的？” 　　“刚才我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的，社员们都笑了，的确是毛主席教的，因为我熟读毛主席的书，《毛泽东选集》教人聪明。” 　　我的底分被定为9 分，其实，时间长了，中年人乃至老年人都说我规矩老实，干活从不偷懒，也还会技术活，给他打9 分，是亏了他。不过是因为有帽子在头上罢了。　　至1973年2 月“平反”后，我的底分旋即提到9 ．5 分，年冬决算时，经队委议定，再提至9 ．8 分，次年3 月，下尤因有40多户，故分成两个队，我在二队。分三个组民主测定底分，我荣获10分之底分，而全队仅有5 名社员为10分。　　要评上10分非易事，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拿不到这个满分。我敢与全下尤插秧最快的男女社员比赛速度；我敢栽直禾开排（即山垅田或沙洲田，不宜拉划行器，即由人于中间栽插一排成直线的禾，而后下田的人向两边靠着栽）；扒油菜沟我也牢记松寿的话，所扒的沟无可挑剔；拔秧又快又好；打禾利索干净，不至扬起谷到田里。　　有一事是下尤人佩服的，即年年夏收前，要请木匠来整修或新做渡水槽，把水引向港背的一大坂田。但渡水槽支撑在小溪里（旱天，水仅没脚背）的沙石上，夜半往往轰然倒塌（白天，或有看水员巡视），乃至裂槽断水，又须请木工修理或重做。而木工在中塘大队所在的生产队又不放人，说“双抢”时所有匠人都不准离队上工，还须找队干部再三请求才请来木工。架渡水槽时，每队两个人，计4 人。有一次，一队的林远近来我队指名要我参加架设。我要求将所有的在溪水里的十个支撑位置的地表基础尽量清理到硬实，再复以“太平石”，并用砂石将每块覆盖的太平石尽量围好，围高围大，然后我所学的数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精确地计算出整个水槽线的倾斜度，因过于倾斜搭不上彼岸的槽口，故始平稍倾斜，至中间段后再稍放大倾斜度直到彼岸槽口，须精确估算每一节水槽的倾斜度，更不用说整条渡水槽要保持直线，支撑木下再垫石块在作基础的“太平石”上，须稍倾斜向水槽，保持垫石不动摇，垫石视情况，或厚或薄。我没有动手，只是目测与步量，俨然工程指挥，但我的指挥成功了，1972年整个夏季，渡水槽保持不倒。次年，林远近又来邀架设渡水槽（秋收前，大田不要水，为免日晒雨淋，更为免来年春季水涨，即要拆除），又如法复架，终屹立不倒（至1974年，从713 矿购买了大口径的铁管，才免架设渡水槽）。　　林远近叹曰：“读书人就是不会白读，脑子好用。” 　　林远近依背后山建房，欲往屋后扩建猪舍及柴房，硬是一挑土一挑土把约300 立方的土，在工余时挑走。他每天劳作不息，常说是劳碌命，不干活会生病。1983 年，搞承包责任制了，他带同其子，硬是把田、地、菜园里的杂草清除的几乎一根不剩，犹有空闲，寻不着事做，乃生脚气病，引发其他病，于1985年春病故。　　1971年某日，大雨滂沱，全队休息，我正看书，林长有路过，进屋避雨，见我看得是《毛泽东选集》，乃问：“你真得喜欢读毛主席的书吗？” 　　“真得喜欢。他的许多文章都充满着智慧和真理。从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时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打败蒋介石的四次围剿，长征路上的战略战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共同抗日。分析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并指出抗日战争必定取得最终胜利，解放战争时的正确决策，取得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以小米加步枪起家的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真的认为毛主席伟大，他的伟大思想都反映在他的文章里，所以我真的喜欢毛主席的书。”我一边说，一边重又翻开《选集》，指出哪些文章我特别喜欢，特别佩服，还略加解说。　　这时候，又进来几个青年人。　　“‘反革命’还给‘顺革命’讲课呀？” 　　“被打成‘反革命’，还喜欢毛主席吗？” 　　“我不但现在读毛主席的书，就是在被关进牛棚，发配在大岩劳改，有空，我能读的书当然只有这《毛泽东选集》，但是我越读越喜欢了。我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真的伟大，他还教会我做事做人……譬如那次耖那丘田……” 　　林长有听出兴趣来了。最后，他对几个青年人说：“我是党小组长，只是要了解游侠行的思想罢了！” 　　林长有以后当二队队长。1974年夏，我开始学油漆，1975年正月正式开业。春，有一天二队开荒造田。我路过工地，在我的建议下，省却了不少可能浪费的工时。　　林长有也真的赏识我了，他要求我“双抢”时回队。　　“你只带妇女栽禾，或管理棉花，重活不会让你干。” 　　我带领妇女们插秧，也颇得法。我视田亩多少，分组包干。先插完先休息，但未到收工时不得回家。另外，我带头也要先插完者适当协助后进者。有一天下午，任务紧，也是在小河背插秧，遇雷阵雨，误约半小时，后来到收工时间时，仍未插完。我要求坚持插完，晚上加工分，因为明天再来更误时。　　“你不是队长，说话算数吗？” 　　“我会向队长要求的。” 　　当晚，插秧的妇女都加了1 分，我坚持本人1 分不加，记工员迟疑后，长有说：“他思想好，他说不加就不加嘛。” 　　妇女们满意了，说我带队带得好，不是队长也算是队长。　　有两年的年冬决算，长有均要求我参加，计算准确与否是一码事，更有待于解决的问题须决定。我被请至上首坐下，作为主算。对于须解决的问题，众人说我不存偏见，说话公正在理，往往待我说出看法后，或停止争论，即行定夺，并由会计上记录。　　有人感激我，我当时并不知道。　　长有拍着我的肩说：“侠行，你就长住在下尤吧，下尤就是你的家。” 　　2008．5 ．16 　　<六> 杨福倪与庄和春　　1971年冬至72年春，上饶县举全县之力建“东方红”水电站，地点在上沪，开山引渠，工程浩大。一边炸山开挖，一边取料石砌坡。　　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民工，住在蚌岸、苧圳、黄家山等地。每个民工每天补2 分工，大米半斤，菜由各人自带干菜，我幸而能教东家之子夜读，得以免费享用其菜肴。　　需要批量的开山工，但能打锤、能测炮位乃至引爆的炮工全大队只有两人，即杨福倪与庄和春，带队的李乐山支书定他俩为“把堂师”，再挑选新手练习打锤，即用钢锤把钢钎在测定的“炮眼”往里打，一人打锤，另一人双手或坐下拉钎，每打一下，拉钎者须略转动方向再使劲插进去，等来下一锤，复拉钎且转动，打锤者须手法熟练，否则会伤及拉钎者的手。“引眼”成功后至一定深度，须灌水，乃一打一拉，然后用特制的挖扒扒出石浆，再灌水复打，直打至朝着测定的方向到应有的深度。　　我被抽调去做炮工，首先由“把堂师”教大家用毛竹削制锤柄，约1 米长，两块青竹板夹着中间两块头道黄篾板，锤眼约2X3 公分，自锤眼而上，篾板渐次宽大，以手捏合适为佳。这道工艺于生手来说其实不容易。首先，锤须用削制的竹板塞紧，再敲进“倒尖”，须保证不脱落，不然，锤落伤人；其次，竹柄的软硬度须适中，硬则费力，不易施展身手，太软则锤抡起来时晃悠悠，亦费力，且影响打锤的准确度。半天多下来，我削制了一副称手的锤柄，装上8 磅锤，可以使用了。次日，即学打“天门眼”，即从上向下对着钢钎打，以练习手法，次则学打“扫地眼”，即炮位约略贴地横插进去的炮眼，这就难了，不少人往往失手。两天过后，从30多人中筛选出20人，即10对，我是其中之一。久之，锤越打越熟练，甚至不用看，即习惯成自然，最难打的是“半腰眼”，即炮眼齐腰，既费力，也更难把握准确度，兼之锤柄又更伤手，我被公认为新手中的第一锤手了，“庄把堂”常把我安排在最难打的炮位上。一天傍晚，一个“半腰眼”炮位尚未成功，“庄把堂”说要用两把锤打，一人拉钎，无人敢上。“庄把堂”说：“我来掌钎，游侠行与老杨（把堂）打锤。”我与“杨把堂”左右开弓，你来我往，“庄把堂”丝毫不惧，他亦深知，若一锤失手，他必伤无疑，因为左右都是锤击过来，根本无法躲闪，但我们没有失手，越打越起劲，终于收工前完成了炮眼，李乐山满意，抬石块的人也似“大饱眼福”。　　还要学爬溜绳，顺着粗大的绳索须攀登上悬崖，也顺着绳索下到地面。于此，我只需用两手而无须用足。重启炮位，须又从上往下打，我们两对炮工攀索而上，看着下面众人抬料石，其他炮工均用钢凿依裂缝分解大石，我们可轻松了，表层是土，一锤下去，钢钎便深一尺，直至钢钎触到硬石，最多再打半尺来深，便告完成。半天两个炮眼，任务很轻。山上有小如绿豆的野果称“乌米饭”，色紫味甘，我们便轮流歇下一对人去摘吃。山下看不见我们，但不能听不见锤响。久之，李乐山有一次看着我们紫黑色的嘴圈，笑着说：“又吃了很多乌米饭吧，晚饭可省2 两米了。” 又接着说：“你们赶得到石头用，我也不管得那么紧。” 　　开山工最后一关是装炸药并起爆，特别要求胆大心细，身手敏捷，故引爆身死者时有闻之。这本是两位“把堂师”的专职，但后来，我亦主动代替因事缺位的把堂而干起装药引爆来。用香烟引燃导火线，一人点燃数根，确须眼明手快。记得我第一次引至最后一根导火线时，手擅抖着，总是接不上燃，眼看周围炮眼的导火线呼呼燃着，冒出火星，别提多紧张了，刚想放弃，却终于燃着了，只听“杨把堂” 在前面大喊：“快跑！快！”，刚跑到掩体处，“轰隆”、“轰隆”的巨响接边不断，碎石飞上半空，如雨而落，我的心也狂跳不止。杨福倪说：“你第一次点炮太紧张，幸而没出事，不然，我对不起你父亲他老人家了。下次还敢吗？”我点点头，以后这装炸药引爆的工序，乃至测炮位，我都熟练地掌握了要领。　　附：诗一首　　一锤又一锤，炮响起惊雷。　　双手磨成泡，吊绳危复危。　　杨福倪与我沾亲，称我父为表舅。1972年冬夜，他揩绰号名“号哭”者来访，闲聊中谈及武功，杨即自称可授我“杨家枪”、棍及拳法，乃至立即用一废弃锄柄作棍棒授以基本步法与“出棍”，商定“号哭”家庭堂宽敞位置偏僻，习武较好。他们同住在下尤对面隔溪相望的圢上，仅距不足2 华里，“号哭”独门独户地住在只有二、三户人家的竹林里。于是，便天天晚上在“号哭”家习武。先将一套套棍路练熟（计有13套），然后“开拆”（即指如何进攻与有效防御）。再练拳路9 套，后“开拆”。从1972年冬至73年春，几乎是不间断地每晚习武。又打沙袋练力气，要出拳带风。以后每晚对着自制煤油灯以拳击之。久之，虽火焰甚旺，3-5 拳必灭其火。使棍时，开始要“鞭棍”，要将棍鞭得呼呼生风，耍棍时也夹带风声，始谓 “过关”。　　<七> 敖木生与林贻显　　在我习武的同是时，下尤的敖木生、林贻显、林芳献、林远大等人聘请中塘村武师郑连生传授武功，收拜师钱，轮流供饭，也多在晚间习武，关门闭窗，防止外人偷艺也。　　1973年春，我与林贻显、敖木生等人已知晓对方习武之事，于某晚在敖木生家，遂提议师傅不同，何不把各自的套路施展一番，互相切磋，岂不等于拜了两个师傅？！于是我率先献技，13套棍路一气下来，赢得喝彩。后又观摩他们的棍路，双方又各施拳脚。于是乃常聚木生家，互相切磋，常常持棍相敌，虽说点到为止，也间或伤及手指，乃至流血。我向他们学了郑师傅传授的“板凳花”，即用农村吃饭时坐的条凳作武器，可作防身亦可作进攻之用。我认为“板凳花”的确实用，于此下了不少功夫。　　林贻显常走访外地，学来一些好棍法与拳路，我俩在背后山的晒谷场上一练就是半夜。我与敖木生、林贻显已情同手足，常常是互请吃饭，有喜宴也互相来往。　　闲暇时，他们也会邀集青年人聚在我家，或聊天、或玩纸牌，或拉赣剧调，他们曾学过“串堂班”。我的住所可谓俱乐部，是众多青年人聚会的地方。　　我虽仍是“五类分子”子女，但这些青年人早把我当成自己人，不仅不歧视，反而有尊重。他们的语言是“福建腔”，也教我说，并用此方言与我交谈，我则在长期熏陶下，把“福建腔”也说得八九不离十。　　我与敖木生、林贻显、林芳献同属二队，在共同劳动中，我们也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有时也比赛农活的速度与质量，干活都很出力。敖木生任生产队会计，后任队长，之后，林芳献出任队长，都喜欢并尊重我。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下尤是我第二个故乡，与敖木生、林贻显等仍来住不断。　　2008．5 ．18 　　<八> 朱秋生与黄茂生　　朱秋生与黄茂生同为上海下放知青，朱秋生插队在董团三队，黄茂生插队在下尤，因此黄茂生与我更接近，我们有过亲密相处的时期，尤其是在上沪做民工时，常偕同漫步月色，或在上沪桥头徘徊，他介绍我认识了朱秋生，我们在一起唱歌，聊天。记得是朱秋生首先极为神秘地轻声告诉我林彪反党事件。我十分怀疑，也十分惊讶（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传达）。朱要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约一个月后，此事历经层层传达才使得全民皆知。　　朱秋生有武功，且臂力过人，又风流潇洒，曾几次邀我到居所去品尝鲫鱼汤煮面条。他钓鲫鱼是好手，他把鲫鱼剖好洗净，然后熬汤，之后捞出鲫鱼分送邻居，而留下鱼汤煮面。以酒佐之，甚觉畅快，觉美味之极。　　黄茂生做了一件很对不起我的不光彩的事，我调查核实后，他在无可抵赖下，又一再实施拖延。某晚，我干脆地拿走了他仅有的一套好外衣。次日，他请来朱秋生，意欲帮打，但朱问明情况后，却是使劲掴了他一掌，继之说：“看在小弟的薄面上，那套衣服还给他吧，不然他外出无脸面了。他则用其他方法与物品作为补偿，并当即兑现……”。我也只是要出口气罢了，亦不认真对待。　　我同意朱的调停，于是三人同欢。朱并带来酒菜，要黄去烧菜，我们共饮，互相祝福，此后，我与黄仍和好如初。　　“文革”后，他们回上海了，而朱秋生曾携妻（董团乡人）于1987年秋回董团一次，其时，我已在乡政府工作了。朱说：“我当年就说过，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再三邀我去上海玩。我因为忙，终于未成行。有负他的美意。此后，也失去他的音讯了。　　2008．5 ．19 　　　　　　　　　　　　　　　　　kk 　　<九> 郑三莲与郑莲娣　　1967年9 月之后，我偕父母居住在倪家塘已一年了。那时候，我苦恼极了。居住条件不好，干农活累（常常是干两天，歇一天），怀念当年的教学与爱情，乃思潮翻滚，夜不成眠，加之蚊子又多，常常是唉声叹气到凌晨。我得知“红卫兵”大串连，有人邀我回河口去参加某“战斗队”，即可发下红袖章，结伴去“串连”，所谓大串连无非是逛逛大都市，游游好山水而已，还可以免费乘车、吃饭和住宿，何乐而不为？我打算一纸留言，一走了之。但念父母年近七旬，膝下无人，烧柴、吃水、机米都有困难，何况种菜？父亲却先发制人，因见我夜夜不眠，为使我安下心来，乃与松寿、高仔哥密商要为我择亲定婚配。告知我后，我思考再三，无文化的农村女子根本不是我的选择（他们告知我：女方读了两三年小学，品貌较好），但我回乡后，既无好房舍，又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自己更无工作，能娶到中意的女子吗？父亲告诫：“抛掉幻想，不要再想着才女了，脚踏实地吧，外面动乱得很，你就在此安心种田，娶妻生子吧，明日你即随松寿与高仔去中塘边看亲。” 　　晚上思之，何不将计就计，待娶得妻来，即好言劝她照顾我的父母，我便可脱身外出，因为在董团我终将没有出路，且等明日看看该女子是否稳实。　　次日上午，我并未遵嘱换上光鲜衣服，到六、七里路外的中塘边后，先至女家与其父母见了面，其母说：“三莲在某家听‘串堂’”。随带我们来至喜庆人家，恰逢小学同学郑松年昂然独坐上首拉胡琴伴唱，见面后，甚是亲热，问我是否喜欢赣剧，我说教书时曾尝试学过，松年于是把二胡塞给我，他即拉京胡，随着击板，我们协作伴奏了一曲《牡丹点药》，松年连连说好，此时高仔哥轻声附耳告诉我，那于人丛中注视你的女子就是郑三莲，我眼望过去，身材中等，长相尚好。松年顺着我的视线知我来意，并不强留再坐。因临时仓促，事先未通知女方来看亲，仓促之间不及备菜，我们乃至高仔哥的亲戚家用中餐。饭后，高仔哥与松寿来回奔走，告知我：女方及家长都同意了，只是其母担忧，说你满面春风，书又读得高，吹拉弹唱都会，日后会不会嫌弃三莲？再三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点头答应了。　　议定聘金200 元，衣服仅3 套。　　不久，是农历“七月半”，松寿嘱我邀岳父来喝酒过节，岳父辞曰：“我今天要去她二姐夫家，就让三莲同你去吧！”见三莲推辞，我即转身出门上路了。走出中塘边，好像后面跟来一女子，细看，是三莲，我却径自走自己的路，始终拉开一段距离。直至到家三、五分钟后，她才进门，母亲甚是埋怨我。　　当晚，李文普兄弟“恶作剧”，将我骗进我的住房（其时，为准备结婚，已租用了属松寿的一间既相连又合适的居室）后即反锁了门，而三莲却早睡在床上。我觉不妥，遂大喊母亲来开门，是晚，母亲与三莲伴睡。第二天，文普笑着说：　　“牛缚在草堆边却不吃草，你傻不傻？” 　　冬去春来，我登门拜年，逢大雪，岳父母坚不放行，并盛情款待，尤其是岳父忠厚诚恳，为了能消遣，特邀其亲戚带来两本线装古代小说，又其亲戚能说会道，故事讲得好，不觉连歇五晚，岳父家5 口人，同居一室两床，岳父说他要打鼾，怕吵了我，腾出一间房让我独睡。某日清晨，我起来小解后，推开虚掩的房门，意欲再睡，却见三莲睡在被窝里装睡，我只自语了一句：“你怎么睡在这里？”我遂穿着整齐，至厅堂看小说了。　　刚送罢端午节不久，我即遭遇“反革命”事件，禁于囚室，还被有意带至中塘边游村，耳听路人说：“这、这人就是三莲的老公，”我恨不得能有地缝钻进去。之后，更在雷步青的干预与指使下，其母同意退亲，询问三莲，三莲说：　　“你们不要管我，我今年19岁，再等他10年也不老，就是讨饭我都要跟着游侠行。” 　　“但他被关押，以后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公社雷妇联三番两次来，说如不退亲，要牵连我们家……” 　　“……” 　　本拟定，1968年冬迎娶郑三莲，她却迫于父母之命，于该年冬匆匆别嫁魏家某何姓人家，69年初夏，我被释放回家某日，至董团四队集中等待排工，却见三莲路过人群，低着头，走进游兴旺家，后听兴旺之妻（娘家亦为魏家何姓）轻声对我说：“三莲对你念念不忘，要我问你，还要不要她？” 　　我想，她既已为他人之妻，谈何破镜重圆，我与她并无肌肤之亲，交谈的机会也极少，何来爱情？况其父母意见如何？且我当时的各种条件已不存在结婚的可能，同时，我对她态度不坚定且匆匆别嫁也有看法。沉默良久…… 　　“算了吧，今生已无缘，请代我谢谢她还惦记着我。” 　　再有一次，于下尤，我正在公路边绑缚晒干的稻草，猛抬头，见三莲独自姗姗而来，我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随即挑起稻草离开了。不禁回望时，却看见她站在路边痴痴不动。　　最后见她一面却是在三莲家门口，我已在乡政府工作，正带队在魏家催交公余粮，率同村干部路过三莲家，因三莲家已完成交粮任务，虽在邀请之下，村干部却都不进去打扰了（村干部们并不知道我与三莲曾经的关系，我也第一次或者也是最后一次走过她的家门），我迟疑地停住了脚步，看见桌上摆着茶点，看见她略显苍老，我们只默默地对望了一眼。　　“你进去喝茶吧！” 　　我虽然未进屋，但忽然明白，那桌上的茶点其实是为了我。至此，我才了解三莲啊，你的性格是何等内向：痛苦长埋心底，口中却不表白。　　我亦两度包干中塘村搞计划生育，原岳父母之儿媳是村妇女主任，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我婆婆很后悔，多次说，悔不该当初没顶住压力，害得三莲一辈子心口疼。” 　　1973年6 月，我在三哥传授并带同下，学做油漆，我们走乡串村，间或也在城镇人家或机关单位做油漆。曾到陈坊山区为山民挨家挨户油漆整套家俱（是谓花床、花橱、平头橱、小方桌），短暂结识过当地一位姑娘（见附诗）。　　秋天，深山里，　　惊现一朵未经采摘的鲜花，　　娇艳妩媚，含情脉脉，　　至今啊，还时时回想着她。　　饶有兴趣，听唱各种民歌，　　满揣痴情，求我叙述故事中的爱情，　　好奇地注目笔下的花鸟虫鱼，　　清晨，也准时地来看望我们。　　淙淙的溪涧边，　　细心地洗涤被油漆污染的衣裳，　　清亮的溪水倒映她美丽的身段，　　金色的朝阳辉映她红朴朴的脸膛。　　终于，我离去了，　　她最后的一瞥里有异样的眼神，　　她静默无言地走了，　　此后，深山里的野花也开始凋零。　　（注：山村里的年轻人无话不谈，包括神仙狐鬼和当地艳史。据云：“她”父母决定要将她嫁给姨表兄。）　　年底，我的油漆操作已基本趋于熟练，也掌握了油漆工艺的要领。1974年正月，我便以下尤附近为基地，向四周辐射。至1976年。我的手艺已是深受欢迎，积蓄了一点钱，乃制办了家俱( 可怜，我原有的家俱都是借用的) ，使得居室焕然一新。　　1976年4 月1 日，我应约赴中塘村一郑姓人家油漆花橱。户主郑君生，豪爽大气，说话公直，力气大，又肯出力，故一直当队长，但在家中却是其妻游彩花当家主事。游氏能说会道，脑子好使，每于大事，决断甚佳。年轻时颇有姿色，故长期在中塘边颇有声望。可惜膝下无子，收养一女，于3 岁时抱养，名郑莲娣，读至小学毕业，不让其女再升学了，恐怕“飞”走。18岁时招赘一婿：老实粗蛮，头顶秃发，为郑莲娣所不中意，迫于母命，乃不得已，然苦恼之极，曾神经分裂，赴莲荷医院。治愈后又复发一次，再治愈。但以后于内心痛苦之时常装疯发泄。也于是引起郑松年之关心与同情，遂成朋友，于是也引来满村风雨。郑莲娣虽面色苍白，但身材匀称，标致丰满，被誉为中塘村两百多户中三大美女之一。下田插秧速度之快，堪称全村之冠，更难得的是无师自通，能自画自绣。她用脚踏缝纫机刺绣，绣枕头、围裙、帐围及小孩围领裌、小帽等，然后走村销售，忙时或由其母亲代售，或定货待取。　　我在她家做油漆，郑松年于当天上午来，闲聊片刻。中午，邀我至他家，谈及郑莲娣之身世，并说该女子虽聪明漂亮，但命苦。　　花橱摆放在厅堂左边靠墙，我打砂纸、补灰、刮“通灰”，她则坐在大门右边，面对大路，她自画枕头图案（花鸟、飞蝶等），再将枕头巾用双层竹圈固定好，随后缝纫机快速转动，飞针走线，也时而歇机更换几钟颜色丝线，一个上午，她成功地完成了一对枕头的刺绣外加制成枕套，并缀“荷叶边”，漂亮美观，只是常常在歇下来时听到她习惯性地叹气。　　油漆要有好几道工序，次日径去打砂纸，再补灰，再打砂纸，然后是刷底色，即告一段落，费时一天。　　第三天，乃去刷第一道油漆，本来无须半天，因活儿不忙，须候中饭，故放慢速度。下午本无事可做，莲娣却要我把厅堂搁几和她居室里的平头橱再加刷油漆。我见她房内摆设花床、靠椅、如再添上花橱，可谓成套了。其后又请我代画两对枕头图案。我常画油漆画，于不雕刻的花床、搁几、花橱、平头橱及玻璃板画，无所不画，并且很有些名气。乃为她画枕头图案，一曰“鸳鸯戏水”，二曰“凤戏牡丹”，并配以题字，其母与莲娣乃同声说：“到底是书读得高，画花与写字硬是高出一格。 “ 　　隔日，再至郑家做最后一道工序，该花橱是雕花的橱门，只须描刷“金粉”，从里到外，后再于橱门外框及整个花橱重刷一遍油漆，油漆浓度较大，且上漆较厚实至不“流挂”。多年后，该花橱仍不退光更不退色，莲娣之母说：这面花橱是放了本钱的，也放心思的，是有意要特别漆好的。其实，油漆工艺书上，理论上是要求三道刮灰，三道过砂纸，三道油漆的。完成后，莲娣甚为满意，再请我将其搁几上的雕刻再描上一次“金粉”。　　当场付现金，莲娣另再补钱，不收，莲娣硬塞给我5 元，并问及明日将在哪家做？我告知她在下屋某家油漆饭桌及碗柜。　　次日下午，莲娣来到下屋某家。“你遗忘一把伞在我家了，给你送来。”遂轻声告诉我：“伞内有一信，请你回家后再看。” 　　我并未遗忘雨伞，知大有文章。晚间，细读其来信，她倾诉平生的哀怨和痛苦，倾诉她对未来的无望与希望，最后约我明日上午7 ：30在下尤桥头相会，并不勉强我赴约，信中说：“我并非一见钟情，实际上我对你是进行了长期观察的，多次见你挑着或提着家什从我家门前经过，经打听，才知你是某人住某地，亦未结婚，然后我两次去下尤借口请油漆师傅而从旁了解你，知你是正人君子。我耽误了的十年时光，只换来痛苦，如若能把此生奉献给你，是我反复考虑后的心愿，也是对我未来的希望。明日你如不按时赴约，我会等15分钟，实在不来了，那我将失去了最后生活下去的希望。” 　　反复读此长信，一、认为她文字功底尚好，远超过如今的初中生，几达高中程度；二、其身世实在值得同情，遂决定明日如期赴约。或劝告、或开导、或接受，临期再行定夺。　　次早7 ：30，双方如约到下尤桥头。在一路都大凡熟人的睽睽众目下，又不便走小径入山林，乃一前一后，顺公路直走，双方相隔数丈路，途经圢上，经过董团，均无合适人家可坐谈。再经山头（地名），还是一路走，她默默地跟随着，直走了约八里之远，在距离夜珠垅村不远处，公路旁松林茂密，前后无人，才走入左边小路，进入松林深处。　　夜雨朝晴，阳光明媚，山溪叮咚，鸟声悦耳，松脂芬芳，空气格外清新。　　她着一双雨鞋，我却手执昨日她给我的雨伞。走得急，热了。我拢来一堆半干的松针落叶，脱下胶鞋，坐在鞋上，另一只放在草堆对面，示意她坐下。她脱下半统雨鞋。我们的脚都置于松叶草堆上。我问：“既穿雨鞋，为何不带伞？”“只有一把折叠伞，给你了。”“那你记得带回去。”“随便！” 　　静默。稍倾，她才扼略地把经历和心态补叙了一遍。近10年了，婚姻上的痛苦是她最大的心病，夜夜失眠，总想找到一个可以托身的人。“我绝对不愿为人情妇，让人耻笑。有人说我不能生育，其实错了。这10年，我其实是守活寡，新婚后几夜，我无奈与丈夫同房，第一次就失败了，他早泄，以后还试过，他则阳萎。他也吃过药，治不好。人们说我嫌弃他长相不好，虽是不爱他，但他为人忠厚，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不能做爱。我不好意思对你说啊，外人不知，今日却对你说了，为的是要你信任我。至于说郑松年，他追我好几年了，我虽认他为友，却讨厌他流气。后来他却在村子里散布与我的关系，使我更生反感。内心里已不把他当作朋友。今日约你，也是机会难得，我只能直白了。我愿意嫁给你。你同意吗？” 　　她怔怔地看着我，又开始叹气。沉默。　　“你了解我的家和我家的政治背景吗？我虽然‘现反’‘帽子’不存在了，但父亲仍然‘帽子’顶在头上。况且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我生母家也是地主。再说了，我只在乎你这个人，我现在更认为你是个正人君子，你会有出头之日的。我不在乎其他什么……” 　　“你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吗？” 　　“有！那你是同意了？” 　　我点点头，“同意了。” 　　“我们要不要发个誓呢？以表示双方的爱意？” 　　“不用，我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数的。” 　　接下来，是商议如何着手。　　“一、你毕竟是养父母一手带大的，必须如实告之；二、与丈夫办好离婚手续；三、如养母不同意，必须征得生母（生父已亡故）同意，并接纳你，再议婚；四、不要扩大影响，搞得满城风雨。” 　　改天，我乘车到上饶市东门做油漆，约有一星期。回到下尤，全村已是沸沸扬扬。原来，莲娣与养父母摊牌了：“我委屈10年了，还弄得神经病发作过，你们只贪图他老实，干活卖力，却不顾我们夫妻完全没有感情，事实上也不是夫妻。别人不知，你们是知道的，难道要我一辈子守活寡吗？我出走过，但没有投到主。为此，回来后，我决心自食其力。多年了，我靠手艺养活自己，也为你们收养了孙子。我对得住你们吧？！现在我找到了可以托身的人了，你们就让我走吧，走后，我还是你们的女儿，不然，就准备一副棺木吧。” 　　其母无话可说，半晌，方才问道：　　“就是给我们油漆花橱的那个漆匠，也姓游，叫游XX吗？是游秀伯的儿子，天哪，你想过他家有阶级吗？” 　　“想过，那又怎么样？天下地主、富农的儿子都不要结婚了？” 　　第二天晚上，莲娣买来水果、点心，请来所有的大队干部，协商与其夫的离婚事宜。因为莲娣与丈夫原先没有办过结婚证，所以莲娣首先表态，请大队作出解除婚约的证明。干部们一边抽着烟，一边静听她的苦衷。支部书记问其母的意见。她说：“天要下雨，女儿硬要嫁人，留不住她了。”其父说：“随她去吧……”其夫意见是：“有没有她都一个样，两人睡也不沾身，与一个人睡没有两样。”于是当即由大队会计写就解除婚约协议，双方签字，家长签字（盖章），然后大队签上同意解除婚约的意见，并盖上公章。　　两个插曲拌之而来。其一：郑松年苦追数年，认为终将达到目的，有碍于妻子的干涉，不敢公开行动而已，闻事出突然，且莲娣已决定嫁给游某人，乃在家中寻死觅活，欲服毒。莲娣在松年的妻子陪同下，亲自对他说：“你是有妇之夫，子女三个，你想要我作情妇吗？如果那样我们对得住你妻子吗？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曾戏说过，要我作妾，政府会许可吗？我又会同意吗？游某人是你的同学，至今未娶，他为人不是很好吗？你难道有什么理由反对吗？” 　　经莲娣的劝说和其妻的开导，即不能丢下妻子儿女不顾啊！松年乃如大病初愈，身心渐趋平复。　　其二，莲娣于两天后，即赴其生母家。莲娣自从能够自食其力，手头有了钱之后，乃与生母家重新相认并很亲密。不料，其生母得知她另择婚配后，开始时却坚持异议：　　“你既然可以再另行嫁人，也得找过好人家啊！你说的游某人，也是有阶级的人家，有‘帽子’，无房子，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意见是不同意你这桩婚事的… …” 　　生母膝下有三子、三女，俱已娶嫁，也均持异议。他们说：“为你介绍枫岭头派出所某副所长，人忠厚，有工资，有房子。虽说年纪稍大，有个五、六岁的儿子，丧妻未娶，多方物色。看来是个机会。” 　　莲娣的大姨与生母俱有一定的文化。大姨独支持莲娣的选择，她说：“局外人哪知局内人的事啊。旁观者不一定清，当局者也不一定迷，据我所知（其大姨亦嫁在中塘村多年），游某人品行端正，读书多、家教好、人品好、手艺好，以后还愁没有自己的房子吗？”一锤定音，余皆无语。以后，我偕莲娣去拜望其生母等，见面后，均甚为满意，热情有加。　　莲娣办事火速，她即来下尤找到一个同属二队的已婚青年郑学林，请他作媒，并请他再约一人。郑学林说：“你们双方都同意，我这个媒自然好做，再说你已与老公解决了离婚，我这个媒人更做定了。” 　　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干活，又没有电话，只好等我回家了。　　殊不知，我在饶市东门油漆时，也有一段插曲。　　约我在预定的时间在东门见面的叶氏，50多岁，快人快语，热情好客。在我乡板桥村麻车源居住，有副热心肠。她不仅热心为我介绍油漆业务，后来得知，此番更是热心地欲作媒人，想为我亦为其娘家侄女牵线。其侄女年龄亦为28岁，亦踏缝纫机，不同的是她做来料加工的衣服，更有不同的是其虽然端庄斯文，但过于内向，几天内没有听到一句话，只是见面时为我与其姑母泡过一次茶而已。更有不同的是其家实权在握的人竟不是父母，而是一个26岁的弟弟，叫叶射清。他高中毕业，从事木工，手艺精湛，结婚已两年，有一子，将近周岁了。我们来叶家，是为叶射清油漆德国床、五斗橱。茶后，叶氏进入兄嫂房内，我即开始干活。中饭后，叶射清约我进入内室，令其妻抱子出去。谈话是询问式的。　　“你姓游吗？叫什么名字？做油漆多少年了？文化程度是什么？家中还有哪些人？” 　　我稍有不快，但一一据实告知。　　“唔，还没有结婚？已32岁了吗？为什么不结婚？” 　　我又一一据实告知，并简约介绍了“文革”中的遭遇及家庭背景。　　“有业余爱好吗？文学？那就该看得懂《红楼梦》了，我这里有一本读书札记，最近我写下了《红楼梦》读后感，你有没有兴趣？” 　　我匆匆翻阅完他的读书札记，多为读后感，而这读后感多是何其芳的评论，余则为泛泛之谈。　　“写得蛮好的。”我说。　　“你看看我在前年冬天结婚时自拟并自己书写的对联，贴在墙上至今完好无损。你看看，对子怎么样？字又如何？” 　　我向对面的墙上看去，中间是一幅画，上联谓“叶房射阳清之喜”，下联是 “黎明春到凤花开”。　　“我名叫叶射清，老婆叫黎春凤，我把我们的姓名都结合进去了。又早晨，阳光会透过窗子照射进房间来，所以我思来想去，便写下这付对联，得到亲友的好评。你的看法如何？” 　　他颇显恃才得意，我却无意恭维。乍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小叶在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预先更不知道其姑母有意为冰人的打算，故我回答小叶：“对联的拟定与毛笔字都还好，其他的，我也谈不上什么看法。” 　　听到“还好”，而不是“很好”，小叶不悦了，“看来，你可能不懂啊！” 　　我未对答，更未将其上联不合平仄及上下联应做到对仗的要求告诉他，我无意与他研讨诗、联之平仄和格律，且见他颇为自负，便不愿扫兴于他，更不愿得罪于他。　　晚饭后，天色未黑，其姑母叶氏找我外面谈话，责怪我不该将家中实情据实告知。她又自责，没有预先告知我欲为其侄女择婚，又说叶射清事前叮嘱过不要让我预知择婚之事，要她有义务对侄女负责，又说叶射清非常骄傲，在家中是说一不二的人，你缺乏对他应有的“恭敬”。　　叶射清对我的手艺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你衣服上、手上甚至指甲缝中都不沾丝毫的油漆与颜色，德国床结构复杂，你上色与刷油漆都是从里到外，从纵横交错处入手，上下左右的上色与油漆无一遗漏，特别是小横档的下部都没有放过，这是很多油漆的人都做不到的。我们读书人来做手艺就硬是与众不同，就拿我做木匠来说，20岁满师，短短几年，手艺便超过同行。” 　　于是，在等待头道油漆彻底干燥之余，乃介绍我到另一家也是他制作德国床的人家去油漆，一星期后，在小叶家做五斗橱的“人工树纹”完工后，临别之中餐便在叶家两人对饮，饭毕，叶以一言以蔽之：　　“你家中的政治背景如此复杂，在当今的社会，你是不会有作为的。” 　　拿到了工钱。我回敬了几句话：　　“我们同属高中生，同靠手艺吃饭，我想，我们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你处境顺利，娶妻生子，而我却孤身一人，甚至寄居于他人。还有不同的是，我可以如实再告诉你，我父亲是中文系教授，我也曾在江西师院中文系参加过古汉语函授，文学修养应该比你好一些，而不是如你所说的‘可能不懂’，再见！” 　　叶一时语塞，其姐姐停住缝纫，静听我的话，仔细地看了我一会，我不容小叶再发话，携家什走了。　　回家的当晚，我听取了郑学林介绍的莲娣的作为而引起的满城风雨，并面见过父母之后。当晚几未眠，疾书一封给叶射清并于次日早晨去邮电所寄发。　　信中的大意是：与你结识是缘分，与“她”不能结合是无缘分。但我的人格与自尊告诉我：一、为人必须实在，即实话实说；二、你的说话又太实在，时代在前进，环境会改变，焉知今后我对社会就将是毫无作为、毫无贡献？三、你的《红楼梦》读后感，了无新意。即以你卧室中自认是佳联之作，我实在不能违心恭维。据实说来，我认为你的上联用语嫌俗，意境也不佳，下联则有“到”字与末尾“来” 字亦平淡无味，更因你于对联的平仄和须对仗的要求缺乏了解，我不揣冒昧，将其改为：　　叶绿射馨清水暖　　黎明春色凤花娇　　如此一改，符合仄声起之平仄要求。即　　| | - - - | | 　　- - | | | - - 　　对平仄声要求：其中，一，三字可不论，但二，四，五（眼点），六，七却是不能改移的（除非为了意境的完整或受名词所限而突破格律，那也只能个别字眼）修改后，对仗也符合了要求，内中只有下联的“春”字是名词与上联的“射”是动词没有对仗，但“春”字是你与你妻之芳名，且一定要用上，就只能如此了。　　这些话及对联之修改本想在你家就当面奉告的，但见你颇自鸣得意，且性格高傲，我就不便好为人师了。也不打算作挽回式的谈话，对你再恭维一番。但你是聪明人，木工手艺是值得赞赏的。恕我直言无讳了。有位伟人说得好：天才是注定要放射出光芒的。　　愿你勤学，愿你成为天才。　　信发出后，不久，却意外地接到叶的回信，说他的木工手艺尚可，可大力介绍我在东门油漆，并可得空再相互切磋文学，仔细推敲了修改后的对联，确实大为增色，愿向我学习平仄与格律。当然，这封回信，对于我已是后话了。　　叶氏后来闻讯我与莲娣结婚，特赴喜宴，遇空悄悄告诉我：“叶射清有些后悔了，说姐姐横挑直拣，把许多媒人都谢绝了，这次被我又搅‘黄’了，可能让姐姐错过了一个好缘分了。我这做姑母的诚心他还不相信，难道我看准的人还会错？不过，要知道，我那侄女可是‘头婚青’，手艺也不错啊！” 　　我告诉叶氏：“未去东门前，我已与莲娣有约在先，我不能食言，而有负于她。” 　　莲娣的大动作，特别是郑学林也无须保密，下尤乃传遍了顺口溜：“河沿起大风，老婆追老公”。直传到十里八里，董团偌大的400 余户的大村庄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没有缓冲的时间了。但是下尤关心我的人是一片反对声。理由是：一、你是头婚郎，她是“二婚青”；二、她作风有问题，名声不太好；3 、结婚多年，未见生育，只能领养孩子。　　平心而论，莲娣聪明能干，凭人才、凭长相、论手艺、论谈吐，都是很可以的。婚姻的悲剧给她带来莫大的痛苦，我如果否决与莲娣的这桩婚事，恐有不测之后果。　　我父母也持反对意见，他们赞同上述反对理由。父亲直截了当问：　　“你跟她有奸情吗？是否先奸后娶？” 　　“绝对没有，绝对不是！” 　　“那你可以不同意这桩婚事！” 　　“为什么？” 　　“还要问为什么吗？短短几天接触，你就爱她了吗？还是一见钟情才作出错误的判断？” 　　“原来只有同情，现在她的所作所为使我产生了爱情。我今年32岁了，岁月不饶人，现实情况又是如此。不然，你们给我物色一个合适的老婆吧！” 　　“那你考虑过她不能生育吗？”母亲插话。　　“命中注定无子则无子。注定有子则有子。” 　　父亲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 　　“奇怪了，是我要结婚呵，我自食其力，对二老又尽了奉养义务，况且我早已到了可以不接受命令的年龄。” 　　排除一切干扰。1976年4 月18日，我们到公社领取了结婚证。莲娣之养母提出要收200 元钱，才允许她带走缝纫机及衣箱，我们照办了。　　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我们结合了。从此，我有了家，有了疼我爱我的人了。　　附诗一首：　　赠莲娣（暨共阅）　　一场春雨刚过去，　　桥头上约会了一位姑娘，　　她向我倾诉满腹心事，　　那样坦率地和我交谈。　　引起我的怜惜和同情，　　深感她可爱和真诚，　　感情终于毫无保留，　　回报以热烈的爱情。　　漫长的情爱之路，　　开放过许多鲜花，　　可是仍然两手空空，　　现在却终于找到了她。　　爱情的种子钻进土壤，　　迅即发芽长叶，不断成长，　　感情终于有了比翼，　　正像那对燕子在晴空愉悦飞翔。　　和谐结合在一起了，　　从此恋爱有了归宿，　　不再忧虑和烦恼了，　　情海里升起了一轮满月。　　迅速医治往日那内心的创伤，　　相互间爱得那么深厚、那样热烈！　　憧憬美好的前程，　　启明星正对着我们不断地闪烁！　　1976．4 ．6 —4 ．19 　　夏天来到了，应生产队之邀，我仍率领妇女插秧，只是不再早、晚出工，插秧任务轻的日子，白天我也休息。妇女们笑话我了。　　“昨晚没睡吗？我们没有头头了呵！” 　　“白天也相恋呀？” 　　年轻妇女的笑谈，偶尔引起了莲娣的醋意。我笑话她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你听到下尤人会在背后对我说三道四吗？傻不傻？” 　　“谁傻了？”她也羞涩地笑了。　　“双抢”扫尾了，莲娣要我在家玩。　　“大热天的，也别去做油漆了，赚钱也不在乎一时。” 　　她却天天机声哒哒，忙于绣花，我则坐在书桌前，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也间或看她烧菜。她烹调技术上乘。我饮着酒，享受着美味的佳肴，莲娣喜欢唱歌，嗓音挺好，也不跑调，我则用口琴伴奏，一到晚上，常引来众人围观。有时，我们也合唱，夫妻间的恩爱，真正是夫唱妇随。常引来年轻人羡慕的目光。　　秋季来了，我的油漆业务渐忙，冬季将近，便越来越忙。我雇请一名伙计，再带上个徒弟，还难以应付，莲娣便开始学做油漆。我皮肤过敏，不能榨土漆（将土漆亦名生漆盛放在干净白布内扭绞，一边使用刮刀刮下滤出的土漆，以除去漆渣），否则，手上布满泡痕，并引及下身，奇痒无比。她与伙计合作榨漆，并共同操作土漆，免却了我的痛苦。在此之前，我乃独自勉力而行，强忍“漆疮”后的奇痒，须待接连多次使用，才产生抗感染力，但相隔时间长了再使用土漆时，复身染“漆疮”，莲娣天生“免疫”不过敏，甚至手上沾土漆也不妨。　　我们起早摸黑，还种菜、喂猪，天不亮她就起床，煮好当天的猪食，让猪饱吃一餐后，再添加一槽，傍晚回家，再让猪饱吃一顿。我家的猪吃两顿在全村是独一无二。但照样膘肥体壮，以后年年有两条猪出栏。稍有空闲，我把菜园与山地种好，猪有青饲料和结余的粮食，莲娣说还愁养不好猪吗？有空闲，她仍重操旧业：绣花。　　莲娣擅长中草药，得自其大姨的指教。莲娣并买有一本精装的带插图的草药书。她得过肝炎，治愈后，也常自采草药服了一段时日。村人有一般毛病，她均以一把草药、一根银针（她懂针炙）治愈。又擅长小儿脱臼接骨，均免费为人治、接，更善制米糕，常热心助人，时间一长，下尤人不仅改变了看法，并常夸赞她、称谢她。我父母也高兴地常来我们这里吃饭了。　　1977年初春，莲娣已怀孕3 个月，因到了一趟葛源她大哥家，山道崎岖，来回颠簸，她流产了。公社卫生院妇产科苏医师说：“郑莲娣子宫后倾，易造成了习惯性流产，以后要多注意。”1978年初夏，莲娣再次流产，人也消瘦了。入秋时，我陪她去上环，嘱她要养好身体，一再流产，不如不生。也遂建议抱养一女，我不同意，说要收养则收养男孩，越小越好。深秋时，我们抱养了一个仅半个月的男孩，取名游子平。　　1979年4 月22日，中共铅山县发出《关于游秀伯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父亲得到了平反，恢复待遇，办理退休。政治上也恢复了名誉，重新由省政协确定为政协委员。上饶县也增补父亲为县政协常委，同时，对在“文革”时由董团公社拆除的我家的房屋（1979年，公社择址新建须建筑材料）补偿了4000元。1981年，父母再次迁至河口，再次担任铅山县政协常委，就近由大姐与三哥等人照顾。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980年初春，莲娣建议自建房屋，我有些犹豫，积蓄不足1000元。三架屋造价须3000多元。莲娣鼓励我：“今年不是还要赚一年钱吗？顶多欠1000元。用不了一年即可还清欠债。” 　　莲娣有干劲，有事业心，我则有方法。正是落实政策的年头，某日清晨，我便回董团六队，直接找到队长，要他为我解决宅基地。由于父亲去年已恢复名誉和待遇。因此，我的要求顺理成章，也得到董团大队的支持，在大队的支持下，我们找到了临时居住的房屋并选定了宅基地。也谢绝了下尤人的盛情挽留。他们一致说： “住在下尤10年了，也是自己人一样，你为人好，舍不得你走，要建房选宅基，随你挑选好了。”下尤人也的确是好，生产队排工时轮流派人来董团为我家建房作粗工，并运来稻草，牵来大水牛为我打土砖（当年建平房，红石封墙到一定高度后便砌上土砖直到屋顶，然后搁桁条，钉椽子，再覆盖以瓦），直到翻晒土砖，削尽余土，集中堆放并覆盖稻草以防雨淋。下尤一队也派人帮粗工（砌墙时抬运红石），也使我感动。按农村旧例，帮粗工不收工钱，但入宅喜宴赴酒席则是天经地义，是对他们辛苦的酬谢。但下尤凡帮粗工者却每人都包来了礼金。再三推辞不了，以至于我十分过意不去，记上“礼簿”，告诉莲娣，待他年须一一回情。　　我们的宅基选得好，座北向南，前后宽敞，左右也有余地，更就近乡道公路边（90年代，铺设起水泥路，如今更于公路两侧扩建成街道），房屋设计新颖，率先安装带“摇头”的玻璃窗，窗子阔大，室内光亮，还采用青砖竖柱出走廊。以后凡三、五年远近几十里的建房者都纷纷仿照此样式。匠人师傅与粗工对此甚感新奇与满意，干活也卖力。　　1980年，我油漆业务特忙，带上两名徒弟还须再请伙计，除临时购买建筑材料或有特殊的事以外，几乎日日上工，且新辟县城附近的居民，于油漆完工后，均支付现金，得以保证家中建房时的一应开支。在整个建房过程中，买菜、烧饭、点心等均莲娣带同一名女徒弟林月仙为之，不用我操心。那时，猪肉紧张，但是莲娣有办法每天都买到肉，用大碗大块肉招待匠人与粗工，这在当年是绝对少有的，散发给匠人与粗工的香烟都接近中档，不像其他建房者买低档烟。要抽旱烟者，莲娣买最好的烟丝。匠人与粗工都说我们器量大。　　入宅酒宴有26桌，连远在黄沙港游家的本家也闻讯派人送礼赴宴，下尤来赴宴者除粗工外，还有多人。　　1981年冬，我们除还清欠款外，还铺设好楼板，砌好院墙、水泥地面，此外，更买了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买来电视机后，我们不像其他人家，要卖1 角钱入场券。另有某地一退休公社书记卖5 分钱入场券。而是敞开大门，电视机就放在厅堂搁几上，任人观看。记得当时正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观看者塞满了厅堂，甚至踩门槛、爬窗台、踏上吃饭条凳就更不用说了。莲娣毫无怨声，每天早晨抹去凳子上的灰土、门槛及窗台上的泥巴。村民说：“只有游行侠家看电视不要钱。” 　　莲娣忠诚于我，住下尤时，有人欲染指于她，她正告曰：“别看错了人，请你放尊重些。”一个蔑匠在我家做事，中饭后，溜进房间，掏出钱来，欲行非礼，被莲娣大喝一声，乃仓惶出逃。搬迁董团后，已年过30，仍显年轻漂亮，一青年每每来串门，大献殷勤。一日，莲娣独自在家，正埋头刺绣，该青年从背后猛然抱住她，欲强行吻她，莲娣迅即挣脱，站起身搧了他一个耳光。“痴心妄想，瘌蛤蟆想吃天鹅肉，滚出去！”还有一国营磷肥厂的供销干部曾与我有业务来往，有一次对她也欲行非礼，莲娣正告曰：“放规矩一些，不然，我要叫人了，你要考虑后果。”那人吓得住了手。　　莲娣勤劳，坚持每年养猪两条，并喂鸡、养鹅。她对于我、对于这个家，全心全意，实心实意，家中生活蒸蒸日上。她整天笑容满面，乐观开朗，也歌声不断，晚上则常邀我口琴伴奏，出于这种好心情，她于1988年再次有孕在身，次年3 月9 日产下爱女晓燕。曾于医院检查时，医生告知：虽有孕，但你肝炎复发，宜打胎治疗。莲娣不听我再三劝告，坚持要产下小孩，她后悔不曾长期服草药，本认为肝炎早愈，乃继续采草药服之，草药有效，未见其痛苦症状，仍天天笑容满面，自燕子出生后，她细心哺乳，悉心照料，每天更是高高兴兴。　　1992年，燕子4 岁。12月底，我在魏家村协助收取统筹款。93年1 月7 日傍晚，不知是否心灵感应，我决定不在该村吃晚饭、歇宿，骑车回家。5 点半到家，妻和孩子们正吃晚饭，听说我未吃饭，笑着说：“不知道你要回来吃，晚上又没有搞什么菜。”我说无所谓，一碗未了，她说头晕，我以为她劳累了，叫她歇息。岂料她上厕所出来后，告知我，她吐了三口血，我大吃一惊，赶忙请来村医游天德，天德抵达前后，又大吐血二次，每次约一大碗。天德大叫不好，认为是食道出血。我急得六神无主，马上出门找汽车，正好遇上游子发妻舅的车，随即将莲娣送往上饶地区医院，立即组织抢救。内科用压迫止血法，输血输液。当晚无事，莲娣亦无痛苦，未再吐血。次日早晨，莲娣认为无碍，并打发同去的子清回家。于上午再输血300 CC，但至11时，妻又吐血屙血不止，内外科会诊，内科建议动手术，外科主任说： “确诊是肝硬化，血管破裂，动手术也无济于事，且仍须输血，保持血压较正常后再说。”我抱着一线希望，仍要求输液输血，至晚11时许，莲娣呼痛不已，且频频大出血，已无望。她挣扎着，强露笑容说：“此生嫁给你，心满意足了，会死，也心甘情愿了，只是要累你一人带好燕子了。”我强忍悲痛，仍嘱输液输血，妻越来越痛苦不堪，大呼要回家，又次日凌晨1 时15分开始输氧，15分钟后，即1 月9 日 1 时30分，莲娣心脏停止跳动，时年45岁。　　莲娣与我共渡18春秋，撇下我和3 个孩子，平平15虚岁，燕子才5 虚岁，娟娟（莲娣好心又收养一女）又不会做家务，除夕将近，这个年怎么过啊？可怜燕子天天晚上都要找妈妈，有时还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怎么不叫我心痛欲碎。莲娣于13日安葬，地处铜锣山我父母合葬墓下。妻啊，莲娣，安息吧！　　2008．5 ．22 　　附诗二首：吊莲娣　　其一　　灾星突降携妻去，难舍难分比翼情。　　五九生辰成诀别，十八春夏结同心。　　中年丧偶哀天亮，幼女离娘哭月明。　　想已册芳名上界，地铺瑞雪映朝晴。　　其二　　怀妻之恋夜翻腾，信水长流旧日情。　　刺绣烹调名远近，灵心巧手助乡邻。　　克勤持俭何畏暑（注），药草香花不负春。　　难舍年年殷切切，映山红遍在清明。　　注：暑天常常自做包子出卖。　　< 十> 刘和有与余金贵　　1984年，董团村成立“商业服务公司”，当年正是公司林立、遍地开花。而 “董团商业服务公司”的场地是在村部腾出一间房作办公室。人员只刘和有（经理），余金贵（会计），袁宝发（出纳）三人。资金是从农行贷款1 ﹒6 万元，年冬，我公司作为供货方与国营红星农垦场签下了杉木销购合同，同时，即在福建省崇安县（后改名武夷山市）作为购货方与该县个体协会签下了购销合同。两个合同的木材价格之差，扣除车运及旅差费，该是有赚的。　　崇安县个体协会并无杉木，而是用我方名义向岚谷乡企业办签订杉木购销合同。岂知，开春后，岚谷乡单方将杉木提价，而个体协会本来就意图谋利，遂再加价。如此一来，杉木的出口价超出红星农垦场的收购价（红星农垦场又不同意加价而更改合同），且不说须外加车运、旅差费等开支。这无疑已是亏本买卖。但我公司已在去年冬按原单价将50立方的货款作为预付款（签了200 立方的合同）1 ﹒38万元已经由个体协会汇入岚谷乡企业办账号。为此，刘经理或同去、或单独由余会计去崇安先后不下十次，均在个体协会便止步不前了。杉木提价已成必然，退回货款又万万不能，而我方蚀本生意又万万不可做。　　受命于危难之际，当年的1 万几千元可是个大数目呵。1985年3 月底，村干部遂再三要求我去设法解决，并命我出任经理，刘则为副经理。无奈，我放下手中油漆活，起程由余会计带路去崇安了。临走前，我细阅1985年国发第1 号文件，文件精神是发展林业生产，整治木材放行。该文件在《江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在第一版刊登。携上这份报纸，我们抵达个体协会，遇会长与经办人黄益中在，我已知这个体协会是中介人，而黄益中（浙江人）是掮客。我自我介绍是公司的副经理，受新任经理之委托前来询问杉木价格怎能违反合同而擅自提价。于是会长与黄益中先后讲了原因，大意为木材紧俏，故价格上涨。　　我故意问：“那你们的木材在哪里？” 　　“我们负责把木头找到就是了。” 　　“那我们不要木头了，请把货款退还给我们，因为你们已经违背合同。” 　　“办不到，钱已汇到岚谷乡账号上去了。” 　　“那请你们带路，我们即去岚谷。” 　　“你们不能自己直接去。” 　　“为什么？木材供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我们与岚谷乡，为什么不能直接去？” 　　“你们只是与我会签订合同。” 　　“那好，你们现在就按合同原定价格把木头给我！” 　　“……” 　　我手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的《福建日报》第一版同为国发第1 号文件，亦随拿出带去的那份《江西日报》，手指某条文说：“凡不具备生产木材及没有木材集散地而又非本人或本单位使用木材的中介人，一律视为非法交易，视情节将以惩处。” 　　我接着说：“你们看看，国发第一号文件的精神就是要加强木材市场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交易。各省报均在第一版转载，说明了政府何等重视，你们竟敢视法规为儿戏，打算继续非法行为。此事不立即解决，我们将起诉你们。擅自提价是违背合同的，而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你们现在更是违法交易，打官司你们是输定了。” 　　会长说：“即便你们起诉胜了。执行起来也很不容易。福州市某两个单位与东北长春两起大案，都是十几二十万的，至今都未执行。” 　　“总会执行的。不过，我们区区万把块钱不是难事。我们会申请强制执行。你会长如拒不执行，我们已认识你家，然后我们来部汽车，深夜把你的家用电器、摩托车、值钱的家俱装走也不是不可能的。自古说，来崇安的江西人多，都是一头香火一头包裹，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 　　稍倾，会长说：“那我叫黄益中带你去岚谷乡面见有关合同的对方吧，我们也不赚这个钱了。至于加价不加价也就不是我的事了。” 　　“暂时只能这样。走！老黄，带路！” 　　我们径到汽车站，吩咐黄益中去买票，车行约30里，进入山区，到了岚谷乡，走进企业办大院。吓！好气派，办公大楼、招待所、食堂等一应俱全。我们认识了企业办的徐主任、林会计后，见到了以我公司的名义与该企业办签订的购买200 立方杉木的合同。黄益中便要溜了，要报销车票，我即回答：“我公司被你害苦了，尤会计来了上十次，你们吃饭都是他报销，今天便宜你了，你还想报销？！” 　　黄益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我们直接与该企业办交涉。徐主任果然坚持加价，随即吩咐林会计拿出一叠合同，指着说：“这些合同都是要木头的，多的要1000立方，上海、苏州都有……” 　　“那合同受不受法律约束，你们单方面提价，是违反合同的……” 　　“那我们不管，你要告就告去吧！” 　　“那我们不买了，把钱退还给我们。” 　　“那也不行……”说完，徐主任与林会计走出办公室，让我们坐冷板凳了。　　一叠合同还放在办公桌上，我逐一翻阅，略加思考，迅即掏出笔记本，记下十来份外省购买杉木的单位的联系电话及签约人。然后瞥见墙上的工作人员轮值表，见一副主任姓游，我记下了他的名。　　徐主任和林会计回到办公室来了，“你们还在坐呀？” 　　“是的，问题不妥善解决，我们不走了。不但如此，下午回崇安县城，打电话或电报通知所有购买木材的单位，三天内集中来到这里，一起来向你们要个公道，得不到解决，就一起去县政府或法院去。” 　　徐主任没有回答，只怀疑地瞥了一眼那叠合同，他心知肚明我已抄下那些单位的联系电话，他又出去了。我问：“你们企业办还有位游副主任？” 　　走进一个青年人，林会计即回答：“他就是游主任。” 　　中午了，我们共同退出办公室，我即吩咐余金贵买了一份礼品跟随游主任到家。我自我介绍姓游，在江西上饶董团有400 多户姓游人家，要建造一条商业街需要木材，请你帮忙，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吃饭时，游主任一边劝酒，一边说：“实不相瞒，去年我们的木材几乎销售一空，各处凑一凑，最多百把个立方了，你们200 立方一时不能予以满足，况且加价是随风刮起来的。” 　　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我们暂时不用200 立方，只将汇来的款用原价销售，给我50立方就行了，请您考虑，并与徐主任商量一下，行不行？” 　　岚谷乡企业办最后确定按原价给我们50立方的杉木，当即开具发票并代办一应木材放行手续，尚有余额1800多元，也随之退回。（这1800多元，是个体协会拟赚的中介费。）　　企业办要我们自己下村看木头，介绍了两个村。我打电话给刘和有，要他电告红星垦殖场：因木材加价，已无法解决400 立方的杉木，同时向村里报告，问题已解决，要刘和有雇车来，直接运回董团建造商业街。　　翻山越岭，我们来到一个山村，还算顺利，该村有十几立方杉木。记得那天是清明节，我无暇顾及，中饭后赴另一个村，我们在指引下，走得是抄近路的山道，匆忙间，扭着脚筋了，左脚疼痛，我要金贵先走，赶快去找到村部。我手柱一根竹棍，独自艰难奋进，时已近天黑，突然路边的树丛里跳出一个中年男子，一脸凶相。　　“懂事的，就把钱给我，不然，就要你的命。”那人边说，边扬了扬手中的柴刀。　　我大吃一惊，擅抖着说：“朋、朋友……，我，我身上有、有几十元钱，给，给你吧……” 　　我疾速地后退几步：“不过，你要把刀子放下，我，我怕你把我伤了，不然，我就要跑了。”我装着转身要逃跑的样子。　　那人果然丢下刀子，我把钱丢在地上，看他过来取钱。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刚弯腰下去的时候，我往路边一侧身，酒杯粗细的竹棍对着他右小腿的前胫骨猛扫一棍，疾速收棍，在他的原部位又猛击一棍。那人“哎哟”一声蹲下起不来了。竹棍对着他的胸前再截翻了他，我迅即捡起钱，绕过那个人。走过去，把他的柴刀投进山坞里。　　说也奇怪，我的脚忽然不疼了，真的一点也不疼了。我加快了脚步，金贵来接我了，这时天已渐黑。金贵一边带我走进村部，一边说村部里没有干部。一个五十来岁的看守村部的人不接待我们。递给他一根烟，他却凑过身来燃着了。我客气地询问他，得知支书记家住得远，村长就在附近，我们找到村长家，就说我们是乡政府来的，来看木材筹集情况。村长把我们重新领回村部，吩咐看守人烧饭，招待住宿，又吩咐看守人先去买鸡蛋。村长抱歉地说：“我家也没有菜，不知道你们来（那年代，山村里根本就不通电话），村部也只有点咸肉，笋、鸡蛋还是问了好几家才买得……”陪坐了一会儿，抽了一会儿烟，村长告辞走了，临走前，又吩咐看守人老宋要把酒拿来。　　老宋非常客气了，我把半包烟给了他。他连声说：“好烟，好烟。只是没有菜，酒也少……” 　　仓促间，亏他烧出4 道菜，大蒜炒咸肉，一大碗笋，一大碗煎鸡蛋，一大碗蛋汤。白酒也有约8 两，足够矣！　　“没有关系，事先无法通知。辛苦你了。只是晚上恐怕冷，一垫一盖还不够。” 　　“有！有！”随即，老宋再拿来两床棉被，我与大富两垫两盖了。　　热水多，我们洗过脸，泡过脚后，吩咐老宋关好村部大门，我们又插上房间门，一天辛苦，精神也紧张过，现在完全可以放松了。在暖和而又干净的被窝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与大富一人一大碗炒鸡蛋作早餐。支书与村长来了，我们上公路到集材场看了木头。大约合格材也只有近20个立方。赶回岚谷乡企业办，我将木材情况与遇险情形都作了说明。　　“我们不下村了。” 　　两位主任带我们到办公楼后院，手指存放的木材：“也不用下村了，这里的木头足够添数，尽快发车吧！” 　　刘和有带着“东风”车来了。我考虑大院里木材很显眼，乃在此发第一车。林会计叫住我：“游经理，你最好留下……” 　　企业办热情地招待了我。第二车来了，刘和有激动地说：“不行，不行！还得你押车，我们到铅山县永平检查时，车子被扣，说要交200 元检查费，好说歹说，交了20元钱，说是第二车还要补交的。” 　　三人同押第二车，过了沿途的检查站，特别是大安岭福建省级检查站。驱车至永平检查站，我要刘与尤先下车。　　检查站两个青年人说：“昨晚便宜你们了，原谅你们是第一次不知道，今晚这 200 元是少不了的！” 　　刘和有与他们争辩：“我们一路都过来了，就是江西境内也过了别的检查站，没听说要收钱的。” 　　“我们要收，我们有上面的规定。” 　　余金贵笑脸逢迎，一边递烟，一边说：“算了，算了，还是20元钱吧！” 　　“不行！不行！不交200 元，你就别想走！不识相，就叫你们再补交昨晚的180 元钱！” 　　我跳下车，慢慢走过去：“不就是200 元吗？小事！吵什么？你们说上面规定要收费的，请你们讲出该收费的名目，请出示收费文件。有，请开正式发票，我还要补足第一车的收费。” 　　“文件是没有的，上面是口头说的。” 　　“‘上面’，指的是哪个领导部门？” 　　“……” 　　“那好，你们当中有站长吗？没有？睡了？请他起来，我有话对他说。” 　　“我们不敢叫醒他。” 　　“那我自己去叫吧！”走进检查站，办公室无人，我操起电话就拨。两青年急忙赶来按住听筒：“你要干什么？” 　　“打电话去县计委啊，你们不是说上头有人说收检查费的吗？告诉你，我们的木材运输是合法的，符合一切放行手续，一路绿灯，过得了省级检查站，难道过不了永平检查站？” 　　我坚持要打电话，稍僵持。两青年把我扶出门外。“电话就不要打了，我们说要收钱，你不拿，那你们还敢闯栏杆吗？” 　　“我们不撞栏杆，就让汽车在后面排长队吧！” 　　两青年急了，“那你们把木头卸下来！” 　　“笑话，你们要非法扣押木材吗？我们为什么卸木头？” 　　“你们不卸，我们自己动手。”说着，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你们无权卸，万一要卸，我们在一旁看着，然后空车开往铅山县，我们会请县计委与林业局的领导明天来此处理。告诉你们，我们有计价单，到时少一根木头也不行。还要你们赔偿误工费、车辆放空费……还要你们拿回昨晚那怕是仅仅的20 元，其后果是还将受到处分。” 　　两青年无计可施，彻底软了。双双递烟给我。我说：“你们考虑吧，我们要吃夜宵了。” 　　时已深夜，对面的两家饭馆仍灯火通明。我们走进一家饭馆，两青年也随之跟来。我说：“混个工作不容易，眼睛要亮一点。一起坐下吧，告诉你们，我就是河口人，县计委和林业局都有亲友和同学在那里工作。”我一口地道的河口话，使得他们频频点头。　　饭后结算，除去零头，正好40元。两青年各掏出10元钱。“不好意思了……交个朋友。” 　　“告诉你们，明天我们在这个时间还有一车木头来，到时候，又别不认识我们了。”我开玩笑似地说。　　“不会，不会。一路走好。再见！” 　　不用说，第三车杉木凑足了50个立方，顺利地运回家乡。　　刘和有对我佩服至极。再三说：“余金贵也是读了高中的，他就没有你懂政策，没有你的办法多、主意好，没有你的气派好、口才好。他只知道说好话。我也只能是同他们争吵。” 　　董团村干部们十分高兴，为盖商业街（那时是平房）购得急需并且是平价的杉木，除结算了我们的工资，也结清车运费和旅差费。董团商业服务公司也归还了银行贷款。　　接下来，公司第二笔业务是收购元葱（俗名洋葱）。几年来都是上饶市蔬菜公司与上饶县副食品公司两家收购，然后用车皮发送到山东和东北一些合同要货单位。余金贵说识得市蔬菜公司宁副经理。见面后，请他吃饭，也签下了购销合同。并交了300 元押金，运来了洋葱网络袋。我们重新向银行贷款1 万元。当时公司也增加了4 个人，乃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由刘和有带1 人在董团收购；第二级由余金贵带 1 人在茶亭乡梅潭收购；第三组由袁宝发带1 人在大地乡界石村收购。我则带同出纳负责发车，并坐镇蔬菜公司进行销售与结算。　　弊病出现了。刘和有私心重，一面为公司收购洋葱，一面实则为其长子出力收购。公司出售给蔬菜公司的第一车洋葱是至梅潭发车的，村道狭窄，几不通行，乃告诉金贵与其助手（是该村会计），汽车不便进村，须用该村拖拉机运送，迟则形成排队抢销了。我无暇至各点亲自运送，你们收好一车，迅即由一人押车，以拖拉机运送，千万不可贻误时机。第一车卖了好价钱，但蔬菜公司收购价格果然逐日下跌。余金贵只收购不发车，派人去催，仍迟迟不来，直待当地农民卖葱完毕（还自作主张，以原定价进行赊购），方才用拖拉机连续运送三车，已误多日，洋葱已干燥得一袋变成大半袋了。第一组的刘和有擅自用公司雇用的车为其子收购的洋葱发车，卖得较好的价钱，次则为公司发车。而第三组更是愚不可及，只管收购，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派人一再去找才找到，更是贻误多天了。换地收购，既不通知公司，也不知于原定收购点留言。要知道，那年代没有移动电话啊！即要第三组停止收购，已是亏本了。再说刘和有收购点为公司发的第一车，时为某夜10时许，市蔬菜公司收购场灯光雪亮，铁门外运送洋葱的汽车已排成长龙。另一王副经理与宁副经理有矛盾，拒不收购汽车队伍的洋葱，而先忙于收购由水路运来的沿河农民的挑担，也大肆压价，而收购场洞开的小门，只能容挑担鱼贯而入，与宁副经理再三协商，他表示无奈，与王副经理协商更无效。我心急如焚，站在车顶上，对着宁、王二经理大喊：“你们不讲信用，签了合同的洋葱不予收购，是等着明天来宰我们！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们走了。” 　　我早已发现，路边不远处的县木材公司门口有县副食品公司临时设置的收购点，露天收购，没有栏栅，也不甚忙，我并未先予联系，却将汽车驶返该收购点，随即让人下洋葱。收购点有3 人，主持收购的供销科周主任劈头就说：　　“二贩子来了，我们也不收购。” 　　我当即应道：“我来请你们三贩子收购二贩子的洋葱。这么样？请验质吧！” 　　“不会有好价钱给你们。” 　　“既来之，则安之。不然，也不会直接卸车，凭你良心吧！” 　　老周收下了我们的洋葱，比蔬菜公司当天最高的收购价还要高。我告诉老周： “我信任你，我们还有好几车待发，明天也直接送这里吧。” 　　已是凌晨4 时了，我约他们用餐。路过蔬菜公司收购点，汽车如长龙僵死一般，还待在原地。老周笑指他们：“就等着明天去掉眼泪吧！” 　　老周拒不接受谢金。他说：“老游，我欣赏你的直爽和大器，放心吧，不会亏待你。” 　　“周主任，彼此，彼此！我们有缘，要论佩服的是我，你真正是直爽、大器！” 　　我们不敢休息，即刻返至各个点，快速装车、发车，全部将收购的洋葱聚集在老周的收购点，时近中午，在阳光暴晒下，可怜一袋袋洋葱都干瘪瘪的，虽然是少量的公葱，但是特别刺眼地扎出柄来。老周见状，说：　　“你们没有及时发送啊！” 　　他要我们待一会儿，等收购完零星的洋葱再说。这时，半路杀出程咬金来，据说是仓储部主任的一位姓林的青年指着我们堆积如山的洋葱说：“公葱很多，且要过秤，或取其中一袋取平均数，然后计数计重，还要分检开公葱或扣除公葱重量。” （公葱不能食用。）老周慢悠悠地说：　　“这些洋葱于昨晚就已经收购了……” 　　小林走了，周只要我们这些洋葱的收购数即核对我们的收购单，并以昨日价计，并当场付款。感谢老周啊！　　中饭时，我们一再感谢老周等3 人，他们只吃饭，不喝酒，说饭后要干活。连一包烟也不收。老周说：　　“我知道你们仍然是亏本的。只是亏多亏少而已。今年东北那里大雪封路，汽车不通，因此我们收购的元葱也只能存放在仓库里，也干了不少水分。说我帮了忙，也可以这么说。当然，暂时我们的销路未通啊！不过，到时，我们会与各客户另议的。” 　　老周还将洋葱袋作价给了我们，500 元，比蔬菜公司的押金多出200 元。此后，我们也就不理睬市蔬菜公司了。　　当年，上饶市蔬菜公司结果是大亏本，而县副食品公司却是大盈利。老周得到公司上下一致好评。第二年，老周更出任副经理。刘和有收洋葱去卖，周经理说： “老游呢？他为何不来？”第二车，刘仍谎称我是一起参与的。周不相信了。　　“我只认得老游，那人爽快、大器。说心里话，他怎么不干了吗？要知道，你们洋葱生意就是这样，一年亏一年赚的……” 　　当年，其他各路收购洋葱的人统统大亏本，多亏了老周，我们少亏了2000元，仅亏800 元。大家都谈不上工资了。清帐时，发现个别组在收购单上还做了手脚，我明白，刘与余均私心太重，而袁又听鼓划船，没有是非感。人心不齐，这个公司是没法办下去的。几个负责人是村部定下的，我又不便解雇，我只有自己提出引退。刘见我退，也要退出，接着袁又说退出。于是请农行营业所负责人来商定将欠款800 元，由4 个负责人偿还。由于贷款手续还是由原经理刘和有签字并与余金贵出具印鉴的。营业所只好同意由每人偿还200 元。各人向营业所开具了欠条。因为我们公司将不再办下去了，遂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交村部。　　9 月初，上饶县朝阳磷肥厂因销路不畅，产品积压，派人向外联系销路。磷肥，即钙镁磷肥，当年农民还是注重绿肥过冬，秋收前，须用磷肥伴和红花草籽抪撒在湿润的大田里，秋收后，增撒磷肥。在董团，磷肥厂的万某找到我与刘和有，商定购销事宜，我与刘以个人名义各签下合同，载明无须先付货款，可销后再付，但须在一个月内结清。我与刘和有也商定分好了地段，我负责经销董团村及就近村庄和中塘村，刘是下尤人，负责经销下尤、埧底和大地乡。　　我与莲娣商议，她赞同我的想法，即上门摸底，预先登记，我用两天时间在董团预约了2 万余斤，到中塘村找好友王信炉登记了1 万余斤，又托人在占家、西洲、夜珠垅等地预约。我亲自到磷肥厂面见厂长，又到车间参观生产，直至仓库看货，得以放心质量，乃发车。第一车按数字发至中塘村，登记购买磷肥者都蜂拥而上。王信炉对照名单，各户按自报数自行搬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几十分钟后，便钱货两清。乃将余下的500 斤都给了王信炉。他高兴，我更高兴。除车运费，我能获利300 余元。第二趟发车，遂将第一车的货款与厂里结清。第二车发到董团上叚，叫莲娣帮忙，也很快钱货两清。第三趟遂送去第二车的货款，第三车在我老家董团新屋队及下半叚发放，整个过程更是顺利而快速。　　刘和有呢，他的方法是将2 万斤磷肥分存在几户朋友家销售，效果不好，甚至到秋后亦未售完，乃拖欠部分款项未与磷肥厂结清。厂里多次派人催还，刘和有诉苦，说是蚀本。车运费、下车费、雇人销售费乃至还有聚餐费等均要钱，又未卖完等等。后不了了之。他见我方法得当，销售快速，现金交易，实在佩服。我说： “因为你不守信用，不主动交款结账，影响我继续销售，磷肥厂不肯再发货了，我在占家、西洲、夜珠垅还可销售3 万余斤。结果没有货，害得我向当地农民还一再道歉。” 　　磷肥厂停止发货了，因见我销得快，赚钱容易，便借口存货不多，我却信用卓著，骑着自行车将第三车磷肥款送至厂部予以结清。总计推销3 万余斤，盈利近千元。　　我还清银行贷款后，心中踏实。虽赚了钱，当年却内心厌恶经商。乃重操旧业，重新做起油漆活了。直至1987年2 月，因油漆气味长期刺激，已导致血压降到55至 70，动辄头晕。于是在旭日中学代课，直至4 月底。　　< 十一> 邓贵生与何夏仔　　邓贵生，40出头，1 。7 米个头，皮肤稍黑，浓眉大眼，嗓门较大，祖传油漆，是当年手工业联社（集中当时手艺较精的木工）专门从事油漆的唯一的人。当时，全公社另有两个油漆工，只在附近驻军部队油漆房屋门窗，对家具油漆可以说不精。另有一名油漆工住万家，手艺也差。邓贵生手艺精湛，尚能画花，字也不赖。因此，他于联社内外，业务红火。　　第一次认识邓贵生是在1968年9 月，我们一伙“反革命”在公社新建的大楼后为礼堂平整地基。某日，将近中午，我们几人去食堂喝水，时邓贵生正在油漆大楼，刚从厨房出来。见我们要进食堂，即阻喝道：“你们干什么？”“喝水。” 　　“喝水？乱跑进来干什么？没见门口贴着‘食堂重地，闲人莫入’吗？” 　　我故意答曰：“不识字。再说，我们不是闲人，正忙着在这里干活呢。是‘忙人’。” 　　“我看你是不识字的‘盲人’。你们这些人，是些什么反革命？没有文化！告诉你，‘闲人莫入’指得是不是食堂的人都不能进去！” 　　“那你都进去了，我们是看着你进去了，才来的。” 　　“你们能跟我比吗？我是共产党员，而你们是……” 　　“原来如此，那你在一旁监督着我们喝水吧！” 　　喝水后，占国洪说：“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又笑指我说：“你说他没有文化？他的文化少说抵你两个。” 　　邓贵生于搁几、花橱、平头橱等凡须画花写字的地方是要待二遍油漆干燥后，再去特意提笔。而我则师从三哥，承浙江师傅的指教，予花板上刮灰、打砂皮后不刷油漆，直接用小刷或大排笔刷上磁漆，而整个家俱打砂皮后须刷水性颜色底，与磁漆同时干燥，在家俱头道油漆施工前，先将花版用排笔做第二道彩色油漆底子。如是画风景，则有蓝天、白云，下有绿波待泛舟。或画朝阳升出，上部则抹以红霞满天，下部或绿色待画草地、中间是奶黄色。于上、中、下三色之间有自然过渡至无明显分隔。还须把握上、中、下三色之间的比例，并且我的绘画手法、技巧及书写都远胜邓贵生。邓在单调的油漆之上画，则底色单一，只能画简单的图案式的花卉，相比之下，与我的花板是大为逊色。且他误工，须多走一趟。邓贵生后来仿照我的花板底色，但他不能作过渡色，明显三截颜色在花板上，显得刺眼又不自然。再说，他于风景画陌生，可能缺乏合适的图样，只能凭记忆描模我的作品，其效果自然不佳，他不能问我彩色底如何作颜色过渡，也更不好意思向我学习如何作风景画。是他放不下架子，是他估计同行相争，秘不授人。　　再度相逢邓贵生，是1976年10月的一天早晨，他还是单干，我身后还有一个徒弟相随。我们迎面相逢，我尊敬他：“老邓师，去哪儿做事？”“呵，是游师傅吧，久闻大名，这两年听说你手艺做得忙，到时候，可别抢了我的饭碗啊！”“说笑话了，哪能呢？我还得多多向你学习啊！”“哪里！哪里！客气了！” 　　我确有迫切想向邓贵生请教的地方，当时油漆家俱以漆花床最为盈利，所用土漆不多，正面多是雕刻的花板，须“贴金”。但我不懂得“贴金”的技巧。师从三哥是于雕刻处用清漆调和“铜粉”，谓之“刷金”，但“刷金”易变色，年余即转黑，而“贴金”能保持长期不变色。要想掌握“贴金”，去请教邓，他肯定不会教我，还有可能反面宣传我。不过，我在浙江江山县购买油漆材料时，看见一叠叠的谓之铝箔，店家告诉我：“现在作兴传统‘贴金’，先把铝箔贴上去，然后用颜色把它变作‘金色’，最后在贴面上罩漆。”我虽然买下了两千张铝箔（谓之金纸），但仍不得要领。　　机会终于来了，11月中旬某一天，何家的何夏仔师傅清早到下尤来找我，他雕匠兼漆匠，30多岁，面皮白净，文雅秀气。他说要向我借300 张金箔，于后天赶着要用。因时间紧迫，还在忙于雕花床，来不及去浙江。我问他后天在哪里油漆，他说在何家本村。而我后天恰好在距何家不到1 里的彭家上户家。遂告诉他：“我的油漆材料快用完了，金箔也没有了，但明天我即去江山购买，顺带金箔。”问明他在哪一家做事后，我说后天上午准定送300 张“金”来。夏仔师傅再次叮嘱：“千万，千万帮忙！要不然赶不上人家日子用的。” 　　第三天上午，我在彭家的活儿轻松，仅一个搁几（我让妻带着徒弟去隔地做油漆），刮过灰后，估计时间差不多了，9 ：30赶到何家某户，夏仔师正待“贴金”，一见我，喜出望外，连声赞我讲信用，讲义气。递烟让座后，随即用黄色磁漆去描雕板。我说：“我今天不忙，可帮帮你的忙。”我手巧得很，描黄漆自然不在话下。共描完一块后，他即置于阳光下晾晒，随即描第二块花板，描完后，亦置于阳光下。随将第一块取回来，用指试之。夏仔师问我：“老游师，你试试，可以贴金了吗？” 黄漆将干未干，是搭手的。“可以贴了，正好。”于是他取铝箔覆盖雕板上，用干刷把在背面复纸上来回刷之，铝箔完全粘牢于雕刻板上，尚不足以全部贴到位，复取第二张重复重刷。按填黄漆的先后顺序。他是从左到右，我自右到左，他便左一块、右一块将花板依次贴之，逐渐贴向中间，多有铝箔碎末，亦可用刷子扫拢，粘附于雕板上。花床的花板一共4 大块，第4 块是顶端的一块，除去中间部分的玻璃花板外，雕刻不多，我遂一人描黄漆，也取出晾晒。夏仔师已在贴第二块了。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如不迅速，黄漆彻底干了，就做白工了，须重描），我即帮忙贴之。其实简单，我的手法也不生硬。两人配合很好。很快，就将4 大块花板全部贴完。每贴完一块，覆置于阳光下晾晒。　　稍事休息，夏仔师说：“你在这里吃中饭吧，今天幸好有你来，再加上晴天，运气真好。” 　　贴过铝箔的花板银白光亮，在阳光晾晒下已彻底干燥了。又依次先取来第一块花板，夏仔师拿出一玻璃瓶装的“金水”，旋开盖子后，一股酒精味扑鼻而来。我问：“你这酒精纯不纯？”“95% 的，是从医院里分来的，只有这种酒精才能彻底溶化虫胶漆。”虫胶漆片，溶化于酒精，可作快速施工的头道漆于黄色类家俱，我早已购得。他试了颜色，我说颜色较淡，他即再掺入些许金黄色粉，再彻底搅匀，待色粉沉淀，再试刷，颜色已与真金一般。我俩俱动手用排笔刷“金水”，再一一置于阳光下，之后又取回，按顺序罩上清漆。他轻声说：“本来还要罩一遍土漆，但有些东家不识货，因为土漆刚罩上颜色是黑的（直待半年多后，现出底色），东家不满意，如今都是罩上清漆就算完了。当然也要看东家是否有罩土漆的要求（罩上土漆，可真正做到长期不变色，准确地说维持金色更长久。）你要罩土漆的吗？” 我答：“间或罩之。”俩人相视而笑。　　中饭后，夏仔师特别高兴，我更是庆幸，我“偷”学了手艺。　　长期接触，何夏仔都很好，他按期归还了铝箔（我们这行兴“借”不作兴“买” 的，凭良心说，铝箔很便宜，区区300 张，即便不还也无所谓，再说了300 张可贴两张花床呢！但我不能推辞他的归还）。他待人诚恳，并到处宣扬我的画工好，书法好，油漆好，为人更好。有时，他实在分身无术，为了赶上东家的佳期使用，还会把他经手雕刻的油漆业务隆重地介绍给我，还一再说：“你人手多，请帮帮小弟的忙。” 　　夏仔师的雕刻手艺很好、很忙。我问：“为什么不带学徒？”他回答：“我们这一行手艺，做得人多不行。‘船多碍港’啊！” 　　邓贵生的市场越来越小了，我却越来越忙。最忙的81-83 年，雇用1 名伙计，还有妻莲娣，另带3 名徒弟。他们在前头做一、二道工序，我则主笔工画，一徒弟油漆。　　邓后于县城开油漆材料店，见面时力邀我作主顾。　　< 十二> 彭来春与吕廷魁　　俗话说：“漆匠离不开木匠”，乃指木匠可以替漆匠介绍业务。每当木匠在某东家把家俱制作成功后，总会问：“打算请哪里的漆匠来？”并曰：“据我所知， XX漆匠手艺好，价格也公道。”东家便听从木匠的建议。或东家说：“某漆匠想来油漆。”木匠就说：“XX师傅的手艺更好，他画的花鸟就像真的一样，不信，离此不远，就有他漆的搁几，你可去看看。” 　　但俗话说：“木匠怕漆匠”。漆匠“不怕洞，就怕缝”。多大的洞，漆匠都能填补，而板面是拼作的，如离缝，补缝就麻烦了（一般木匠难以做到缝口好，而名木匠一要按规定保持板料一定的厚度，二要缝线笔直，三要多用竹签后加用木胶，四要尤须板料彻底干燥，首先要将板料置于阳光下晾晒，之后，还须用炭火作两面烘烤，让水分全部蒸发），尤其是饭桌面，任你漆匠怎样多采用油料足的腻子来补而又补，经热胀冷缩及抹桌时水分渗透，时间稍长，漆灰剥落，缝口照样裂开。因此木匠的缝口好不好，刨得光不光，是否成水平面，样式是否美观，是否既不粗笨又结实耐用，乃至抽屉和橱门是否方便开关都一一要经过漆匠的手。由于这种种原因，因此，木匠也往往须漆匠遮丑或对缺陷保持不予揭短，也因此，木匠与漆匠的关系应该是很要好的。　　我与许多木匠都很要好，或者说与一些好木匠成了多年的好朋友。有时，互为引荐。我有时还把从外地油漆时知道的时新样式介绍给一些木匠朋友。如“德国” 床、高低床、写字台、木沙发等。但我不能忘记的有两位木匠。　　其一，彭来春，与我年纪相仿，董团村圢上人，木工手艺谈不上挺好，但他是我得以开展业务的第一个木工师傅。他带同弟弟与岳父一起做木工，或做“大木” （建房时整治木料，做门窗），但更多的是做“小木”（即制作家具），并常年购置木料出售卖货。我便是首先在他家里开业，并成为他雇请油漆卖货的唯一油漆工。他又介绍我上户家。又由于性情相投，便成为好朋友。当时下尤的大、小木由中塘边的一个木工包揽，待我要置办家俱时，不好意思不请该木工。他听说我要“打” 德国床、马鞍桌（左右两边于抽屉下各一个橱，既可放衣物又可作写字台）时，便说：“时作样式，又不是街上的人，打什么德国床、马鞍桌？我只会做平头橱、斗床（是谓花床之下架，结构简单，该木工尚能在斗床临面的床脚下部雕刻莲花瓣，经上漆饰以颜色，也颇显眼，故博得下尤人的肯定）。于是，某晚我便去请彭来春，他亦说没有打过这样式，我边解说，边画了图样，并说：“明日你带上尺子，随我去就近的畜牧场，看看办公室的九屉桌，量好尺寸，马鞍桌与九屉桌的区别仅在于左右两边各一个木橱而不完全是抽屉而已，比九屉桌更简易。” 　　“我明白了，读书人是要写字的，而平头橱伸不进去脚。行！但你所说的简易德国床呢？” 　　“其实下层即为双人工作床，畜牧场亦有现成样式可参照。不过，两头须有横板。再用木料撑上架，以便罩蚊帐，之所以谓简易德国床，是下架不设葫芦档，也不装饰玻璃磁花板，而床顶不设梅花圈，仅是横直档而已。” 　　彭来春上工了，制成了下尤第一套式样美观的家俱，又制作了折叠式小方桌，配以小方凳。纱窗门的小碗橱，均式样新颖，博得下尤人好奇与新鲜感，油漆之后，更是光彩照人。于是，下尤人便纷纷要仿制这种样式。彭来春得以顺利进入下尤开户。逐渐推广。我又要他到某处亲自观看正式德国床的样式。后来他也就驾轻就熟，手艺日精，并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吕廷魁为一老木工，60余岁，脾气大，人耿直，手艺精湛，不图快，务求质量上乘。他制作的家俱既结实又不笨重，缝口好，刨工好，他刨成木料要在脸上来回摩擦，无粗糙感才罢休。我父亲盖房时，廷魁师为上手木工，厅堂两侧的“鼓皮” 板至20多年后仍不见离缝。父亲赞赏他，他更推崇我的父亲。他常提起往日在手联社时，他的手艺被公认为第一。他说现在岁数大了，一般不上户家。带同女婿游叶雨只在家打卖货。于卖货也不偷工减料，实乃至诚至信、看重声誉之人。他于卖货完工之后，均叫我去油漆，亦夸我做事实在。　　我与廷魁师很投缘，话很投机。双方又善讲故事，往往于晚饭后坐谈两个小时犹不嫌晚。有时女婿随高徒去上工，独自一人犹在家不紧不慢地做。　　廷魁师的高徒叫游春泉，人忠厚，与我岁数相近。干木工活手艺精巧，脑子好使，制作家具又快又好。更能适应潮流，更新样式，深受用户欢迎。其手艺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廷魁师也常说：“我不佩服别的木匠，我只佩服我这个徒弟。” 　　游春泉业务繁忙，带有徒弟和伙计数人，叶雨虽得名师悉心调教，但总不上进，随岳父干活常挨骂。廷魁师常说他脑子笨，无法教会他做上手师傅，但叶雨在其师兄春泉门下做事却自如得多，又不挨骂。叶雨虽不能充任上手师傅，即不能设计样式，不能弹线划墨，不能视材取料，但下手活即斫粗坯、刨料，整架子及组装还是因久上“夹板”而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的。因此春泉并不看轻他，而同时又感恩于师傅，故开给叶雨的工资仍是上手伙计的工资。　　春泉也打卖货，也叫我油漆，我们的关系很好。其妻叫杨素英，既能干又有魄力。日后，春泉家业兴旺，可谓得力于其妻之谋划。　　廷魁师生前一直器重我，他对我在董团业务之不断扩大，实在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 十三> 李月仙与黄子玉　　妻郑莲娣生前从艺缝纫、刺绣，所带徒弟前后计7 人，只有1 人学艺成功，后改行制作窗帘，闻已发家，乃居县城。而李月仙是莲娣的第二个徒弟，虽学艺未成，年龄小于妻14岁，却形同母女，格外亲近。月仙是1980年来从师学艺的，适逢我家建房，乃帮着师母整日洗菜、切菜、烧火、端菜、洗碗、扫地、洗衣。见事做事，无所不干。每餐饭皆最后上桌，只包揽吃剩的菜汤，从不举筷投向整碗或仍可作晚餐吃的菜肴，从不吃肉。妻迫她吃，也至多一小块。莲娣常赞叹：“月仙真诚心啊，亲生女也做不到如此这般。” 　　每天天不亮，莲娣要排队买肉，再买菜。月仙便作早餐，炒饭、煮粥，晚上犹有剥豆之类的事做。是故，她长期住宿我家如同家人。也是由莲娣介绍，月仙嫁给现在的丈夫。丈夫喜怒无常，并不善待她。　　月仙其实长相甚好，皮肤白净，丰满匀称。丈夫高兴时便说她长得好，不高兴时，乃横眉怒目，出言不逊。稍有顶撞，乃至拳脚相加。　　月仙性情温顺，只能忍辱负重。即便她学艺已成，但家居偏僻，又接连生育子女，婚后第二年即生一子，后再生一子一女。更兼丈夫把持经济大权，据说月仙于产前产后，丈夫都舍不得买月仙想吃的食品和水果。而其邻居说，家中不是没有钱，丈夫做小五金制作出售，常现金交易。月仙无支配权，也无自主权，只能在家带儿育女，操持家务。　　凡此种种，月仙从不向莲娣诉苦，莲娣的大致了解也是从旁得知。月仙从未埋怨我妻，她称呼我妻为婶，即称呼我为叔叔之故。她以义女身份每年拜年送节，也应酬我家喜事，他丈夫对此不敢反对。因他丈夫对我们夫妻还是尊敬又有些畏惧的。是故，在她丈夫结伴同来时，饭后茶余，我劝告其夫，必须善待月仙。简言之，谓：月仙有哪一点配不上你？又有哪一点对不住你？你的言行已是对不住月仙，不是个好丈夫。你的所作所为，还是她师母从旁得知，你不要认为她父母老实无用。再要无端欺负她，我们会出面的，不堪忍受时，我们会让她离婚的…… 　　忠告起了一定作用，其夫行为稍有收敛，至1987年后，我在乡政府得以重用，其夫怕“从政”之人，对月仙态度始渐和善，但仍把持财权。　　1994年，子女均十几岁了，月仙乃摆脱家庭束缚，借来本钱（她丈夫不肯出钱），独闯九江市卖铁器，丈夫始则反对，后来同意。（但其夫仍自傲，不傍月仙，而与他人结伴至外省做生意。蚀本），直到满意（无奈之下，乃伴月仙一起卖铁器，各摆一摊，仍没有月仙赚钱多）。月仙不仅能自立，更能自强，生意兴隆，年胜一年，乃至1999年便建楼房，四直两层且里外装修并带携小叔子两对夫妻均已赚钱可观。现月仙仍从事铁器生意，铺面颇大，丈夫、长子俱在一起经营，长子结婚开支，也仅小菜一碟而已。　　月仙重义气，至1997年，我家仍有责任田，而我妻已亡故5 年，她则摆摊直至做“老板”已4 年，仍不忘拜年送节，更难以忘怀的是，仍年年冒着酷暑，头顶烈日为我插秧，田里蚂蟥甚多，犹自不顾，有一年甚至冒雨插秧直到天黑完工，直至衣衫湿透，小腿被蚂蟥叮得鲜血遍流。从早到晚未吃我家一顿饭，而是就近在其父母家食宿。　　只读过几年书的月仙啊，实乃义女、贤女、奇女！　　我从事油漆凡十四年，先后亦带有7 个徒弟，只有两个徒弟学成从艺，余则中途改行。其中有一徒弟不可不提起。此徒名叫黄子玉。15周岁时，也是1980年那年秋，其母领他来投师学艺，因年纪小，个子小，乃讲明学艺两年，不交投师钱，第二年师傅破例付其工资200 元。子玉颇有小聪明，亦好学，半年多下来，基本功操作反超过师兄，已然纯熟自如。因读满初中，能提笔，乃集花谱及山水、风景画，仿照我的手作，画而成集。　　后世之油漆工，不比上世纪80年代前，须用桐油加适量催干及驼生用火熬制熟油，然后调以油色使用。此外，生漆也须熬熟漆再掺入1/3 的沛油( 不放催干与驼生) 。到后来，花床渐被淘汰，农村里用土漆的家具也少了，径须到油漆店购得油漆便可直接使用。于是乎，黄子玉便以为手艺已学到，次年刚入秋，他便思独自开业了。　　他一方面，在回黄村探家时，把一应要请我油漆的户家稳住，说：“不慌，师傅正忙，到时会派我来的。”另一方面则开始消极怠工，直到先后两次故意把花板底色做坏，待我再去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不能预期完成，只得重新把底色做好，费料更费时，只好再重走一趟。甚至于油漆面的砂纸都未打干净，粗糙扎手。我乃批评他做事不认真、太马虎。他却狡辩，说“某东家老实，不要紧的。”真是可笑又可气：“东家老实，做事就可以马虎吗？不要名誉，不图手艺长远吗？” 　　那天，正是在王村返工，就是那面他作坏的花板底色的搁几，特地带同他去现场看看是如何做坏，哪些地方做坏的。由于师徒二人仅对付一面搁几，故下午便早早收工。已误工两个，再说这第二次做坏，显然是故意的。于路上，便再次教育了他。他不正面回答，却问我：　　“师傅，我想回家单独开业，你同意吗？” 　　“去年冬，你母亲带你来学艺，当时是怎么讲定的？再说偶尔也让你学画，但生硬幼稚，过得了关吗？” 　　黄子玉仍不正面回答。坚持说：“师傅，请你让我回去吧！” 　　我不再多说，虽觉气愤仍不气。我想，留得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日后，他于紧要时故意使坏，而要赶东家日子使用，岂不误了大事？况我从未有打骂徒弟的习惯和先例，还是让他走吧！　　回家后，我告知莲娣，子玉要回家开业。莲娣气愤不已，连说通知他母亲来。我力劝莲娣：“算了吧，师徒一场。天色尚早，你多烧两个菜，让他整理行装，饭后就回去吧。” 　　黄子玉迫不及待回去开业了，事后，东家得知，均埋怨他。他父母，尤其是母亲（其外祖父与我父亲曾是同事）更是责怪他，但子玉均不以为然，我见到他油漆的家具尚可，绘画却很幼稚，久之才见长进。以后也竟有直追我之势头，但终未能形成竞争之势。到1987年春，我因血压太低放弃油漆并到乡政府工作了，广阔天地便由他作为了。　　我看不惯他的是年龄虽小，却心术不正。但令我瞧不起的是：第二年冬，其母病重住院，想吃水果，他却说没钱。倒有钱买两套衣服，染得油漆斑斑。干活一年多，未交一文钱给家中，至母亲死后，直到年底，父亲问他要钱，他不但不给，反说“不让我过年，我就不在家过年。要钱，没有！” 　　这样的徒弟，我不想理睬他，但他却趁我不在家时，师母长、师母短的，说尽好话，就是不走。莲娣只得收下礼品。莲娣亡故后，子玉见到我，不是道歉或愧疚，而是作异常亲热状，我应付而已。并说：“今后，你不要再给我拜年了！”我知道，他示以亲热，是另有目的。果然，以后更有一段插曲令我异常气愤，但此刻不想提它了。刺伤我心的事早已过去了，既然于我无损，便也作罢了。　　附记一：　　本章之概述与前六节，从各方面记叙了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如何蒙难与蒙羞。“文革”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而被林彪反党集团与“四人帮”所利用而导致的空前浩劫。而所谓“文革”的目的，究其实是一个“权”字，毛泽东是伟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深怕实权旁落（“文革”前是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用党内的组织手段不能达到要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下台的目的，乃发动千古奇闻的所谓“文革”，假手林、陈（伯达）及“四人帮”，策动“红卫兵运动”，利用青年学生的盲目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利用青年学生的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乃至少数人的野心，形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党内斗争，从而达到了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从 1962-1966、5 月扭转国民经济大衰退局面的正确方针的制定与贯彻者。但为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而提出的“三自一包”却成了“刘邓路线”的罪名，并将刘少奇“搞垮、搞臭”，直到搞死。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使国家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仅仅是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大批专家人才蒙难乃至致死，造成了革命和建设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而更重要的、更让人痛心是的是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声誉的下降，造成了大批国民对毛泽东的质疑，造成沉渣泛起，派别林立，导致了国民思想上的混乱。所谓的“文革”不仅没有破除“四旧”，恰恰是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虚无主义的大杂烩，这种后遗症之严重，使得至今要在全体国民中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仍是任重道远。　　但我在“文革”中是有思想上的收获的，它迫使我主动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从被迫到主动地、兴趣地、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选集》，被打成“现反”后，只能是《毛泽东选集》伴我走过十年艰难历程。于囚室里、牛棚中，在强制劳动之余，我认真阅读并反复思索，我认为《毛选》中下列著作更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1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2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　　4 。《星星之火，可能燎原》　　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6 。《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　　7 。《矛盾论》　　8 。《实践论》　　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0。《论持久战》　　1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2。《改造我们的学习》　　13。《反对党八股》　　1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新民主主义论》　　16。《论联合政府》　　17。《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8。《关于重庆谈判》　　19。《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20。《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21。《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22。《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3。《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4。《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25。《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26。《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27。《将革命进行到底》　　2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29。《论人民民主专政》　　反复精读这些著作，深刻领会毛主席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和信心，深刻领会到毛主席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分析到敌强我弱从而灵活运用战略和战术，领会到毛主席大智大勇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谁能想到一个囚室里的所谓“反革命”却是如此崇敬毛泽东思想？但我也反思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58年的“大跃进”，59年的“反右倾”及导致以后三年困难时期的左倾决策，直至“文革”的实质性错误，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但所有这些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相比，是第二位的。井冈山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国共合作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扩大了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革命的武装队伍，“三大战役”的胜利直至抗美援朝的胜利都体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缔造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303-304 页）。　　彼时，我身处逆境，犹坚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此时此刻，我更坚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世界实现！　　“文革”和“文革”以后的岁月里，我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和生活上的压力，以决心和毅力，以脚踏实地和开动脑子，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成功地把握了农事操作、负重拉车、开山放炮、从事油漆，我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可以说无愧地、出色地经受了严重的考验。　　2008、6 、2 　　附词一首：　　谒金门（感怀）　　离意逼，热泪盈眶千滴。执手相看重唧唧，往事成缄织。　　各自朝乾夕惕，尽量排除陋习。天下为公齐努力，大同方可即。　　1974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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