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我又一次来到龚村,来到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年多来,只要有时间,我便要来这所学校看看。
      
        依然是那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
      
        刚刚入冬,易本耀校长已经早早戴上了那顶鸭舌帽。
      
        “来啦!”易本耀热情地对我打招呼。
      
        “来了。”我说,“我想随便找个班听听课。”
      
        易本耀说:“老师们你也差不多都熟了,你就自己随便找个班,随便听听吧?”
      
        走进初一(二)班,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鲁迅先生的名著《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儿童热爱自然,追
      求新鲜知识,天真欢乐的心理。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
      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
      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学生们的朗诵声,仿佛描绘出了一幅曾给少年的鲁迅以无限欢乐的百草园的全
      景图……
      
        然而,我的脑海突然冒出了个“一闪念”:若干年后,我身旁这些来自全国各
      地的农民工子女们,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在城市的生活时,留
      下的是欢乐和幸福的印记?还是被歧视的压抑?
      
        这些年来,由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我有机会深入到农村,深入到西部、
      西南部农村,真切地感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是城里人靠想象所想
      象不出的贫困啊!
      
        我所创作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与贫困有关,从《“希望工程”纪实》
      到《中国山村教师》,从《中国贫困警示录》到刚刚完稿的这部《寻找课桌》。
      
        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
      西,世上有谁会喜欢贫困?
      
        《“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一点作
      用是不可磨灭的,它让广大读者了解到了当时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真实状况。尽管
      在贫困地区,当时到处可见“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
      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标语。但是,口头的重视并不等于实际的重视,贫困地区基
      础教育的困惑和危机,其透明性和公开度是非常有限的。
      
        记得有一天,我到湖南凤凰县禾库乡采访。由于地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这
      里被称为是凤凰县的“西伯利亚”。
      
        我问学区的负责人:“咱们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多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我们全乡适龄儿童共有一千四百六十
      九人,已经入学的有一千三百零五人。算下来,入学率差不多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六吧!”
      
        跑了这么多地方,我也有些经验了:“你这个地方这么穷,我敢肯定,入学率
      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五、六。”
      
        学区的负责人十分尴尬。
      
        我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你们老说山区穷、穷、穷,可一报入学率竟这
      么高。我又不是来检查你们工作的,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好帮你们呼
      吁呼吁。”
      
        一旁,县教委陪同我来的同志也说:“你们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吧。”
      
        学区的负责人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说:“刚才的数字,是去
      年教育大检查时上报的数字。我们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一千零二十人,加上上学后
      又流失的一百七十多人,全乡失学连辍学的儿童一共有五百多人。这是最近刚刚统
      计出来的。”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里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七十。我感到十
      分悲哀,这些山里人,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为什么还要自己在欺骗自己?不过,凭
      心而论,他们这种农民式的“欺骗”,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
      农村搞“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了达标,哪个地方不作假?哪个地方
      都做假。有人说得更尖锐,说现在很多统计数字都是:村哄乡,乡哄县,大家都哄
      国务院。
      
        我以为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筹集了多少善款、救助了多少失学儿童
      ;更重要的是它让国人和政府官员,从一个侧面感受了农村基础教育所潜伏着的真
      实的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奔波在打工子弟学校之间,我的心和农民工子女们紧紧地
      贴在了一起。
      
        记得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解答有关“三农”
      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
      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
      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舒尔茨还有一句名言:“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
      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
      
        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现在连基本的义务教育都享受不到,将来又
      何以谈得上“人的因素”和“人的质量”?
      
        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确让人忧虑啊!
      
        他们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能不能融入都市?都市能不能
      接受他们?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成败。
      
        好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作家,尽管既无权又无钱,但手中却有一支笔,我们可
      以用这支笔去关注现实生活,传递百姓心声——这,便是我创作《我的课桌在哪里》
      的一种动力!
      
        2005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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