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桌在哪里

　　　　　　　　　　　　　　同在北京手拉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在谈到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态时，说：“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已经成为城市的二代移民。在打工子弟学校，他们虽然暂时避免了社会歧视，但以后必将在大城市中生存，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圈子依然十分封闭，基本上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交往，对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极为不利。另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讲，许多孩子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是北京人的一部分，下意识还觉得自己是老家人。因此，如何让农民工子女走出相对狭小的生活圈子，摆脱自我封闭的心理结构，迫在眉睫！” 　　另据《新京报》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一百二十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不到一半孩子有过和北京孩子接触的经历，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民工子女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十分愿意和城里的孩子交朋友。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对北京感觉陌生，有近一半人没有到过市中心，缺乏自己已经融入其中的认同感。　　“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的组织者认为，资助农民工子女，使他们有书读，只是活动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要让在京农民工子女融入北京这个大家庭，能够真正成为北京的一员。呼吁更多的北京人来关心农民工子女。　　为此，组织者决定组织一次“同在北京手拉手”的活动，作为“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被资助的农民工子女中选取十人，同时，在市民中招募十个爱心家庭，在一个周末，让这十个农民工子女走进十个爱心家庭，使得农民工子女与北京孩子有机会走到一起，并在相互了解中建立长期的联系。　　八月二十五日，《新京报》公布了十个农民工子女的照片和他们的简介。　　孙赢赢　　性别：男　　年龄：7 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海淀区四季青乡恭村　　就读学校：曾在老家上过学前班，在北京还未上学　　年级：　　成绩：　　家庭情况：和爷爷奶奶捡废品为生，还有一个妹妹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给小伙伴们讲故事、脑筋急转弯　　愿望：去动物园看老虎　　丁亚文　　性别：女　　年龄：8 岁　　籍贯：河北　　现居住地：海淀区砂石路　　就读学校：玉泉路小学　　年级：三年级　　成绩：语文97.5数学85 　　家庭情况：爸爸开车，妈妈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妹妹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做黄瓜炒鸡蛋　　愿望：吃一次生日蛋糕　　陶帅　　性别：男　　年龄：12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通州区梨园镇　　就读学校：通州区七彩小学　　年级：即将上五年级　　成绩：中等　　家庭情况：爸爸是车站装卸工，妈妈在工厂干活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做菜　　愿望：能住一次楼房　　陈欣　　性别：女　　年龄：13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通州区梨园镇　　就读学校：通州立华小学　　年级：六年级　　成绩：中等偏上　　家庭情况：父母卖早点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炸油饼油条、包包子　　愿望：想要一个新书包　　侯丹丽性别：女　　年龄：11岁　　籍贯：安徽　　现居住地：海淀区柴家坟　　就读学校：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年级：五年级　　成绩：中上等　　家庭情况：父亲在餐馆帮工，每月700 元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做炒土豆丝，特别好吃　　愿望：过一次生日，希望和小朋友一起去看故宫　　侯战强　　（侯丹丽的弟弟）　　性别：男　　年龄：9 岁　　籍贯：安徽　　现居住地：海淀区柴家坟　　就读学校：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年级：二年级　　成绩：期末考试数学100 语文99 　　家庭情况：父亲在餐馆帮工，每月700 元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用木棍、纸板做三轮小车　　愿望：能去课本上写的景山看看，登上山顶看北京全景　　李贝贝　　性别：女　　年龄：14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海淀区半壁店后街　　就读学校：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年级：初中一年级　　成绩：较好　　家庭情况：父亲做清洁工，母亲患乳腺癌，不能干家务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做饭、做家务　　愿望：得到一本英汉词典　　李蓉蓉　　性别：女　　年龄：6 岁　　籍贯：陕西　　现居住地：通州区梨园镇　　就读学校：通州区七彩学校　　年级：刚读一年级　　成绩：　　家庭情况：父亲在工地搬砖，母亲在鱼塘锄草，还有一个弟弟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劈柴、叠被子、拖地　　愿望：去一次动物园　　闫磊磊　　性别：男　　年龄：10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海淀区五环肖家河　　就读学校：海淀区明圆学校　　年级：四年级　　成绩：数学优、英语良、语文良　　家庭情况：父母亲在街上卖香油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能用纸叠出各种玩具　　愿望：想有一套《奥特曼》故事书　　张军　　性别：男　　年龄：10岁　　籍贯：河南　　现居住地：通州区梨园镇　　就读学校：通州区立华学校　　年级：三年级　　成绩：中等　　家庭情况：父母亲在卖早点　　想教给城里小孩做的事：炒饼丝、擦盘子、倒立　　愿望：希望能去香山爬山　　在自愿报名的几百个家庭中，九户有幸成为爱心家庭（有一个家庭中为姐弟俩）。　　八月二十八日，十个农民工子女走进了九户爱心家庭。　　二十双分别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小手拉到了一起。　　侯丹丽来到爱心家庭李欣洋的家，过了第一次生日。　　晚饭后，李欣洋一家人，拿出了一只奶油大蛋糕。李欣洋说：“快来，我们把灯关了，点蜡烛。你今天十二岁了，就要点十二根蜡烛……姐姐，祝你生日快乐！” 　　“丹丽，把蜡烛吹了，闭上眼睛，你再许个愿，过生日许愿最灵了。”李欣洋的母亲在一旁插话说。　　侯丹丽微笑着闭上双眼，果真许了个愿…… 　　李贝贝来到爱心家庭王思思的家。　　见王思思的妈妈在准备晚餐时，李贝贝走进了厨房，坚持要做一份青椒土豆丝。她开始在把青椒和土豆切成丝时，王思思在一边不断地提醒：“慢点，千万别切了手！”李贝贝一点也不慌张，还教王思思：“刀要稍稍向外倾斜，手指头弯一些，这样就不会切到手了。” 　　李贝贝说，她八岁就开始帮妈妈做饭了。她还说，他们班里大多数同学都会做饭…… 　　住在爱心家庭朱佳钰家里的丁亚文，第一次享受了一顿有牛奶的早餐。　　“牛奶闻着真香，我们家早上经常吃热剩饭，不过也挺好吃的。”丁亚文说。她的小脑袋上的短发蓬松发亮，因为昨晚睡觉前她洗了个热水澡。　　喝牛奶的时候，丁亚文把每一口都在嘴里含一会儿才吞下去。　　朱佳钰的姥爷说：“以后经常来找姐姐朱佳钰玩好不好？我们家什么都有的。” 　　丁亚文想了想，说：“我也想来，可是我妈妈做饭洗衣服时，我妹妹就没人看了。” 　　一位爱心家庭的家长说：“孩子们的愿望其实都很简单，而这些对于城里孩子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通过这次活动，我希望城里孩子们都能有所感悟。” 　　九户爱心家庭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首次走进十个农民工子女的家庭，亲身感受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从车里下来，汪孟泽和爸爸妈妈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一堆散发着浓烈腐臭味儿的垃圾旁，一群衣衫蓝缕、满身污垢的人，正低头在紧张地寻找着什么。　　穿过垃圾堆，又踮着脚尖趟过一片泥泞，他们来到一排窝棚前。“汪—汪—汪 —”一条灰色的大狗警惕地冲他们叫着。　　在一旁带路的孙赢赢，连忙对大狗说：“他们是客人，不许叫唤！”那条狗摆了摆尾巴，很友好地蹲了下来…… 　　孙赢赢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一九九八年初，他刚一岁多，母亲便离家出走。随后不久，父亲说是要去找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孙赢赢的家，其实就是一个小窝棚。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馊臭味。一张破床、一张桌子，就是全部家当。　　一九九八年冬，孙赢赢跟随爷爷奶奶来到北京，一家人靠捡废品为生。　　去年九月，孙赢赢进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困难，奶奶当时并不赞同他读书。但爷爷坚持送他上学，理由是“没文化，将来孩子说亲事咋办？”入学时，老师给了他一支铅笔、几个本子，他背的书包是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每天早晨六点半，爷爷奶奶出门拣垃圾时，便把孙赢赢喊醒。他到门口的自来水笼头前擦把脸，不吃早饭，就往学校跑。　　今年六月，由于交不起每月三十三元钱的午餐费，孙赢赢不得不离开学校—— 他辍学了。　　这一切，让汪孟泽一家感触良深。汪孟泽的爸爸感慨地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他们一家租住的小屋子，还没有我们家的阳台大，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根本无法想象，在北京，就在我们的身旁，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生活？” 　　一位家长说：“同农民工子女一比较，看出了自己孩子的不足，吃苦性差，生活能力弱，经受不了挫折。” 　　另一位家长在谈到感受时，用了“触目惊心”四个字…… 　　快乐的一天　　同样生活在北京的蓝天下，城里的孩子司空见惯的太多事情，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却是那么的新鲜好奇！　　正是因为这次活动，才使得十个农民工子女有了太多的第一次！　　孙赢赢　　第一次看《奥特曼》动画片，第一次玩机器人玩具　　丁亚文　　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卫生间，第一次吃听说过的虾　　陶帅　　第一次见天安门，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吃肯德基　　陈欣　　第一次吃麦当劳，第一次用电脑打字，第一次使用洗手间　　侯丹丽　　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房子，第一次看这么大的电视机　　侯战强　　今天的很多都是第一次　　李贝贝　　第一次发现北京人不是都有钱，第一次发现北京人不都是住在高楼里　　李蓉蓉　　第一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弹电子琴，第一次玩电子积木　　闫磊磊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书店，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玩电子积木　　张军　　第一次坐小轿车，第一次吃火锅，第一次住那么大的房子　　《新京报》在评介这次活动时，说：“我们不想夸大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因为十个孩子在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子女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可是，也别小看这一天的快乐，我们此举，更愿意是一种示范：20个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彼此陌生的孩子如果相处得很好，他们都度过了‘快乐的一天’，那么这种家庭式的交流或许可以为更多的家庭所仿效，给更多的孩子——不仅是农民工孩子——带来快乐。须知， ‘鸿沟’不可能在一天内消弭，童年的快乐也只能由一天天的快乐积攒而成。” 　　当然，对这种“快乐的一天”的活动，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其实，从《新京报》记者跟踪采写的报道中，已经让人读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我长大了也要住楼房　　孙赢赢说，刚回到家就开始想念爱心家庭了　　“我恨家里，这里有这么多垃圾。”说这句话的时候，孙赢赢异常的冷静。　　昨天傍晚，汪孟泽的妈妈段女士用车把孙赢赢送回了家里。　　依然是那堆熟悉的垃圾，依然是那股浓烈的腐臭味。两天过去了，这一切都回到了从前。　　“我一下车，就有点想段阿姨了。”孙赢赢一面用手抚摩着压在文具盒底的字条，一面低沉地说。　　字条是段女士留下的电话号码，分手时，段女士说：“赢赢，以后要是你还想阿姨家来，就给阿姨打电话。” 　　进门后，孙赢赢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纸条，放在了文具盒里，细心地在上面再压上一张纸，他说：“装在口袋里，奶奶洗衣服的时候，就给洗烂了。” 　　晚饭时，奶奶准备把中午剩下的馒头放在炉火上馏一馏。早已被被熏得一脸灰色的奶奶站在炉火边对屋里大声地喊道：“赢赢，把馍端过来。” 　　但孙赢赢好象并没有听见，和汪孟泽相处的两天让他有了太多太多的回忆： “汪孟泽有好多好多玩具，光电动汽车就有三个，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儿。” 　　“汪孟泽住的是楼房，还有电梯。” 　　“等我长大了，有了工作，我也要住楼房，再也不住在垃圾堆里了。”孙赢赢认真地说。　　“长大了，我还要买手机。”在汪孟泽家里，汪孟泽教会了他如何拨打手机。　　“我还想买一辆像汪孟泽家里坐的那辆车。” 　　“你觉得你的这些愿望都能实现吗？”记者问。　　“不可能。”孙赢赢低下了头。　　“为什么？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记者追问。　　“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大书小书都得要钱。”孙赢赢用一种近乎成人的忧虑回答道。　　每一样都比我家好　　“他们家跟我想的一样，特别好，什么都有，每一样都比我家好。”来到马野家，张军用半分钟的时间参观了马野家200 多平方米的房子，就一头扎进了马野的屋里。　　每一件玩具、每一件家具、甚至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成了张军新的兴趣点。马野的房间里，有一个不小的篮子，放着四五把玩具枪。每拿一把，他都要琢磨好一会儿。　　马野床前有一个一米长的玩具老虎，张军一下子把它抱在怀里，用自己的鼻子触碰老虎的须。可能是被塑料须刺得有点痒，张军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还笑出了声。　　张军说，最喜欢马野屋子里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马野的书价，里面的书都是张军喜欢但没有的。另一个是放在大衣柜上面、长约1.5 米的充气床，那是马野游泳的时候玩的。张军的游泳，仅仅限于在老家的山里，一条小河，洗澡和游泳都在那里。　　…… 　　这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农民工子女，当他们在享受了“快乐的一天”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时，他们难道不会产生以下的疑问吗？　　“城里的小朋友，有那么多的玩具，我为什么没有？” 　　“我们家为什么总这么穷？” 　　“农村来的人，为什么只能住这么破烂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城里的学校上学？” 　　“城市人为什么总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看着我们？≌亓潦捅　　…… 　　有人说：“快乐的一天”之后，在他们心灵留下的是永久的痛苦！　　有人说得更重：痛苦或许还是轻的，会不会在痛苦之后，造成这些孩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北京市民魏冬呼吁：　　给农民工子女更多关怀　　北京九个爱心家庭分别走入十名结对农民工子女家里，并将孩子们接到自己家中共度周末。《新京报》的“同在北京手拉手”活动，在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过，在沟通过程中还应注意某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城市的孩子是可爱的，农民工子女也是可爱的，尽管有着生活上的困顿，但这抹杀不了他们向上的精神。城市的孩子可以教给农民工子女诸如电脑、钢琴等技巧，同时也能从农民工子女身上学到面对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自己动手做饭等能力。从根本上来讲，孩子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这个交往和对话也应该是平等的，因为通过交往，双方都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技能和精神。　　而实际上，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城市的孩子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对农民工子女的观念、眼界等产生重大的有益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尽量避免牵扯太多的“怜悯”和不自主的“强势指导”心理。有时，或许不经意的表态就会让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和生活观念产生不良偏差。　　我们无意去指责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因为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　　我想起了十年前类似的一件事：　　当时，中国青基会邀请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优秀乡村教师，进京参加授奖仪式。许多单位在获悉这个消息后，纷纷要求款待这些来自最基层的、最辛苦的教育工作者。　　北京饭店贵宾楼获得了一次宴请的机会。是夜，长安街华灯初放，当乡村教师们走进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时，几乎全都楞住了：他们连梦中都没有见过如此富贵华丽的场面！　　宴会中，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一位来自内蒙的女教师：“老师，你知道这么一桌菜需要多少钱吗？” 　　女教师摇了摇头：“不知道。” 　　“你猜猜看？” 　　女教师想了想，还是摇头：“我猜不出来。” 　　记者说：“我告诉你吧，这么一桌菜，少说也要三千元。” 　　“三千元？……”女教师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真没想到这里的一桌饭菜，抵得上我们学校五、六个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 　　其他老师也纷纷插话：　　“我们学校老师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 　　“我们学校穷得连粉笔都买不起。” 　　“我们的老师病了，根本不敢去看病。” 　　…… 　　中国青基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心里也是很矛盾的。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含辛茹苦，长期默默耕耘在乡村教育这块清贫的土地上，他们享受过什么？所以，这次他们有幸进京，我们总想让他们住的好一些，吃的好一些。但是，这种安排，我们又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 　　所以，我认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关怀是“制度的关怀”。只有从制度上消除“二元社会结构”，从制度上保证教育公平，才能使得他们不仅仅是“快乐的一天”，而是永远快乐！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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