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他们是谁？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或 者给他们一个比较阳光的名称：“城市新市民”？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也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可以划分为四类：一、从小跟随父辈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在 城市出生；二、先在农村“留守”，长大后进城，投靠父母；三、小时候在农村呆 着，小学、初中在城市上，上高中时又返回农村；四、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农 村上，后考入父辈打工的城市读大学，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二000 年六月，有机构曾对在北京打工的四百多个家庭做了调查，他们共有子 女九百零三个。其中在北京出生的占11.4% ，在老家出生的占88.0%.当时带在北京 的子女有三百二十三个，约占三分之一。 　　最早关注这个群体的是一些专家、学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农民工子女，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 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老家人；北京人。 　　在收回来的问卷中，许多孩子在答案旁，另写道：中国人。 　　韩嘉玲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种选择：不知道。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对自己的身份不明，致使进城农 民工子女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可以说，第一代移民进城的目的非常明确：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认 同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 作的心理准备和奢望。 　　第二代移民（农民工子女）就不同了。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进城是被 迫的、非主动的，但一旦他们在城市生活下来以后，虽然他们口头上也不敢说自己 是城市人，其内心却涌动着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渴望着将来能在城市里长期生 活和工作。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就在北京出生的农民工子女： 　　问：你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吗？ 　　答：不是。 　　问：那你是山西人？ 　　答：也不是。 　　问：你既然在北京出生，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人家也不承认我是北京人。 　　问：那你又为什么不是山西人。 　　答：我今年十四岁了，在山西老家加起来也没有两个月。跟爸爸妈妈回老家几 次，但每次回去，生活都不习惯。 　　问：怎么不习惯？ 　　答：老家那个村子，到现在连电都不通，还点着小煤油灯。说是前几年通电了， 可是农民嫌贵用不起，索性都不用了。还有，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也不会讲他 们说的那种话，所以，根本就没有觉得那儿就是我的家乡。 　　问：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山西人，那怎么办？ 　　答：这个无所谓，反正能留在北京就行了。 　　问：你觉得能留得下来吗？ 　　答：我觉得问题不大吧，那么多打工的都留下了，反正城市永远需要打工的干 活儿。 　　…… 　　一位农民工子女向我表述了这样的一种愿望：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八年。 　　问：再过几个月，你就初中毕业了，你知道国家的规定吗？高中是必须在户口 所在地上的。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初中毕业回老家上高中？ 　　答：不回去。 　　问：为什么？ 　　答：我成绩很一般，就是回去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我想留在北京，先上个电 脑或电器维修方面的职高，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问：你是想留在北京了？ 　　答：是。 　　问：为什么不回老家？ 　　答：城市各种条件好，就业机会也多。我的爸爸才上过小学三年级，妈妈是个 文盲，他们都敢跑到北京来，我们这一代比他们肯定要强，而且在北京也生活七八 年了，对城市的一切都比较熟悉了。 　　问：你是想暂时留下来，还是长期留下来。 　　答：肯定是长期。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是这样打算的吗？ 　　答：除了要回老家上高中的，即便是回老家上高中，他们也是想通过考大学， 到城市里来，没有说再回农村去的。 　　……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研究员，在对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以及移民社会认 同感问题研究时，发现：农民迁移到城市，使得城乡分割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 由于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并未完全打破，迁移到城市的原农民，并没有被接纳为 城市居民。与此同时，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交 往。另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他们逐渐形 成了一个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王春光担心，加上 在城市社会遇到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式” 的建构，从而形成“流民化”的社会认同。 　　王春光与其他一些专家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以及二代移 民的自我封闭，他们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另一方面，由于较长时间脱离 了原家乡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家乡也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家乡的认同也在减 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与城市和农村家乡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凯博士认为：“农 民工子女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重新回农村。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身心发展 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他们可能对城市环境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自身的环境更倾向于 农村所属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很难形成。而在一定程度上， 这也是由于城市本身对这些孩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特别应 该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弱势是机会的弱势。” 　　二00四年暑假，扬州大学学生深入当地农民工聚集地，就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8% 的外来孩子最渴望能得到与当地孩子同等的待遇，他们 在学校里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异类，缺乏自信；73% 的外来孩子成绩中等偏下，他 们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地域差别与成绩不理想的 现状，使他们在学校里更多地选择沉默和独处。 　　这是一个叫顾明的孩子的自述： 　　我是五年前跟爸爸妈妈到北京的，我们的老家在湖南湘西，老家还有爷爷奶奶， 还有一个妹妹，因为我是男孩，爸爸就把我带到北京。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 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 　　到北京那年，我读二年级，是在公办小学上的，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外地来的 只有四位，其他全部是北京的学生。开始，我们同班里其他同学玩得不错，特别是 同一个叫刘京的，我们坐在前后排，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下午放学，刘京让我到他 家玩，我说好呀。他家离学校不远，住在一栋漂亮的大楼里。到了他家，他拿出好 多玩具让我玩，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好玩的玩具。他又打开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吃 的。 　　我俩正玩得高兴，他妈妈回家了。他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就像电视里的演员一 样。开始，阿姨挺客气，让我吃这个那个。后来，阿姨问我：你爸爸干什么？我说 ：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阿姨又问：你妈妈呢？我说：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 阿姨的脸色马上变了，让我早点回家，要不我爸爸妈妈会担心的。我就走了。 　　从那以后，刘京就不跟我玩了。我知道肯定是他妈妈不让他跟我玩。后来，我 们几个外地来的孩子就自己一块玩。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操场上玩儿彩色卡片游 戏。高年级几个本地孩子走过来，让把卡片交给他们，我们说为什么要交，他们说 让你交就交，看他们那凶样，我们只好交了。走得时候，他们还说不能告诉家长。 以后，我们几个就更害怕本地的学生。 　　上四年级时，有一天，做完课间操，我进教室里，看见那个叫咪咪的女生正在 大哭，说是自己放在书包里的三百块钱丢了。老师让大家都帮助找找，我们大家都 把书包翻遍了，口袋也翻了，也没有找到。 　　下午放学后，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班主任问我：咪咪的钱怎么会丢了，我 说我也不知道。她又问我：你觉得她的钱会丢在哪里？我想了想，说：会不会丢在 上学的路上？她说：你怎么会知道丢在上学的路上？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她又问 ：你觉得会不会被人偷了？我说：这也有可能。这时候，班主任的脸色一下子变得 很严厉，她说：顾明，我们都应该做个诚实的孩子，如果现在谁把钱拿出来交给老 师，还是好孩子。现在不主动交出来，以后被查出来就是小偷了，要被开除的…… 　　回来后，我越想越觉得班主任肯定怀疑咪咪的钱是我偷的。回家后，不敢告诉 爸爸妈妈，自己悄悄哭了一场。第二天，一走进教室，我觉得大家都用一种与平时 不一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的脸马上红了，赶紧低下头。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不跟我玩儿了，我也不跟大家说话。 　　到五年级时，我一定要转学，爸爸问我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他，就说自己不喜 欢这个学校。爸爸也觉得上这个学校花钱太多，就把我转到现在这个打工子弟学校。 　　…… 　　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说，像顾明这种遭遇的孩子，在他们学校并不在少数。 　　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我：“家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除了经济原因 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心理上没有压力。有 一个老乡，孩子原来在公办小学，他一定要把孩子转到我这里来，我说，实话对你 说，我这里的硬件和软件都不如公办小学，教学质量也肯定不如人家，你就别转了。 他说，不，我一定要转到你这里来。别说其他的，就每次去开家长会，我就特别受 刺激。本地学生的家长，有开着小车的，有穿着西装的，和老师亲得不得了。我这 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我还怕人家嫌我身上有味儿，每次都坐在角落里， 有什么问题也不敢问老师。家长会一学期不过开一两次，我都觉得受不了。孩子每 天要去上学，不定要受多少委屈？乡下人和城里人毕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咱不能 老让孩子受委屈，条件差就差一点，起码心里舒坦。校长，你一定要收下我的孩子。” 　　我在打工子弟学校，专门与几位从公办小学转来的学生聊过，问如果让他们再 回公办小学，愿意不愿意，他们全部摇头说：不愿意！ 　　兴华打工子弟学校六年级二班班主任李冰，老家在河北魏县，高中毕业后，参 加师资培训两年，后在乡中学附小当代课老师。二00一年十月，经朋友介绍，到北 京打工。 　　六年级二班共有五十三名学生，全部为农民工的孩子。 　　李冰到许多学生的家里做过家访。她告诉我，学生的家长们干的都是最低档、 最辛苦的活儿，如收废品、卖菜、扫马路、小饭店服务员等。绝大多数家庭都住一 间小屋子。两口子都打工的话，收入也不过一千来元。 　　农民工流动性大，这些学生从小跟随父母，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所以， 这些学生基础较差，参差不齐。但他们成熟早，懂事，自立能力强，能吃苦，学习 认真。 　　我问：“李老师，你已经同你的学生相处三年了，你觉得这些从各地农村来的 孩子，能融入城市社会吗？” 　　李冰说：“由于这些学生父母的工作，以及在北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穿着 打扮、生活习惯，与城市学生不同。还有，他们一般不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玩，一 方面，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都是农民工集居的地方，城里人本身就少；另方面， 他们对城里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 　　“为什么呢？” 　　“许多学生在闲聊中谈到，城市人歧视外地人。他们进商店，还没有开口，阿 姨就会说，这个太贵，你们买不起，到对面马路买便宜的去。还有，几个孩子本来 玩得好好的，也没碍着谁，一个城里人骑车过来，开口就骂：”野什么，野？还不 滚回家去！‘“ 　　“这些现象是不是会造成学生们的心理创伤？” 　　“肯定会。”李冰说：“上学期，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我最……》，有 个女生写了一篇《记一次我最伤心的事》。讲的是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的过 程。说他们正在上课，警察带着一批人进了校园，把学生和老师集中在操场，把教 室当场给封了，同学们哭成一团。文章的结尾，学生这样发问：为什么要查封我们 学校？学校查封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学生的作文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是我不敢到公园去，那是城里儿童的节日。‘、’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让城里人看不起我。‘“ 　　李冰说，我们成年人还有个辨别能力，但孩子的心灵是单纯的，如果他们从小 在心中对城市、对我们的社会，打下这样的烙印，将来要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了这种担忧 ：“我一直在想，这种不平等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能够承受的吗？一道歧视的目光可 能在内心种下一颗种子，这些过早体验到不平等的孩子长大以后，那些种子会成长 成什么呢？在流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代人呢？” 　　北京师范大学五位学者，曾对北京四百一十五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二百 三十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 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 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 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十二倍。 　　另据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尚秀云，提供的支持数据表明：外地来京的未成 年人触犯法律的，已占到该法庭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 　　一点二亿农民工，带着近两千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 　　试想：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 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两千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每每想到这些，我便感到无比的焦虑！ 　　-------- 　　梦远书城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