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桌在哪里

　　　　　　　　　　　　　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两所都取名为行知学校。一所是易本耀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另一所是黄鹤创办的行知学校。　　尽管黄鹤的行知学校创办的时间比较晚，但易本耀认为，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中，黄鹤是最有教育理论的。　　黄鹤说，是一本《行知书信集》，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黄鹤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一个小乡村。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拨上海知识青年。黄鹤和小伙伴们，整天缠着这些知青哥哥、知青姐姐讲外面世界的故事。三年后，知青们陆陆续续返城。黄鹤与他们之间还保持着通信联系。不过，他总觉得自己写不好信，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笔下却又表达不出来。那天，跟父亲到县城办事，在新华书店，发现书柜里摆着一本《行知书信集》，他觉得这肯定是一本教人怎么写信的书，便花了一元五角六分钱买了下来。待回到家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名叫陶行知的教育家的书信集。那一封封书信，记载着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博士，如何从事乡村教育的经历。陶行知说：“中国乡呢鼐玖诱矩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黄鹤尽管对这些道理还不是十分理解，但却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陶行知。　　高中的一场大病，击碎了黄鹤的大学梦。　　在彷徨与迷茫之中，黄鹤又想起了那个人：陶行知。他找来了凡是能找到的陶行知的书，开始了一次“疯狂”的阅读。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他决定放弃复读与高考，决意像陶行知那样从事乡村教育与贫民教育。　　黄鹤告别家人，先是去安徽歙县陶行知的家乡、他当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实地考察。然后，来到合肥，好不容易办了一张借书证，在图书馆开始自学教育学，研读陶行知著作。他还去当地一些最有名的中学听课。四年里，黄鹤自学完了师范大学的全部课程，把八百万字的《陶行知全集》阅读了两遍。多次参加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活动，撰写了十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心得。　　这之后，黄鹤又到华中师范大学，找到著名教育家王道俊，说出自己渴望攻读他的教育学研究生的心愿。王道俊了解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独特经历后，被他的好学精神深深感动了。最后学校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允许黄鹤免费旁听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但毕业时没有文凭，也不授与学位。三年里，他攻读了教育哲学、课程论、教育学、学校管理等课程，完成了教育学研究生的全部学业。　　一九九四年初，一则招聘消息引起黄鹤的注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招兵买马。那几年，希望工程搞得红红火火。黄鹤知道，希望工程是在救助贫困地区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从大的范畴讲，也是在推进乡村教育。　　他来到了北京。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见面，是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徐永光十分爱惜人才，听了黄鹤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徐永光问：“教育是块清贫的土地，你为什么却热衷于教育？”黄鹤说：“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志愿。” 徐永光说：“那好，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援建了两百余所希望小学，你可以留在我们这里，一块来参与希望小学的管理！”黄鹤正式到基金会上班。两年间，他考察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参与起草了《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负责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和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　　他还是想读书。一九九五年至九八年，又脱产去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儿童发展心理学。毕业后，黄鹤被南京晓庄学院（前身为陶行知一九二七年创办的晓庄师范学院），作为专业人才引进。一年后，他主动辞职走了，他觉得双方之间的教育理念还是存在差异。　　黄鹤开始在家闭门反思，研读大量哲学著作。　　他觉得中国的教育界，自己已经转了一圈了。农村的、城市的；贫民的、贵族的；小学、中学都呆过，山西、河南、深圳、武汉、南京、北京的各类学校也都接触过。十五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学校，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实践证明，靠公立学校不可能，靠私立学校也不可能…… 　　他在等待；他在寻找！　　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电视上播出一则报道，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 “农民之子”学会，关于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黄鹤把筷子一放，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吧？北京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子女没学上？会有那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 　　一夜无眠。第二天，黄鹤对妻子说：“那么多的农民工自己都在办学校，我是搞陶行知研究的，还不赶紧冲上去？” 　　二00一年七月十三日，正是北京市获得二00八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子，黄鹤重返北京。　　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先搞实地考察。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一个多星期，跑了十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他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第一，原来他怀疑北京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多；第二，这些学校的设施都十分简陋，有的把几十个孩子拢在一起，铁门一闩，再养条狗看守，完全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教师的情况也很不理想，有退休的，有民办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初、高中生。　　黄鹤更坚定了自己的主意：办一所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觉得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他来到北师大，找到“农民之子”的会长，当时还在教育系读研究生的李庆丰，李立即表示赞同，并拉来了教育系另外两位研究生杨建、徐晓龙加盟。　　把学校办在哪里呢？他们开始四处找生源、找房子。　　那天中午，顶着烈日，四人来到丰台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眼前的情景让黄鹤他们大吃一惊：市场内到处是孩子，这儿一窝儿，那儿一窝儿；有的在地上玩泥巴，有的在追逐打闹…… 　　四人一商议，当即决定把学校就办在批发市场附近。　　离批发市场不远有一家村民办的小旅馆，是个四合院，正好有几间空闲的房子，他们租了七间，六间当教室，一间当办公室。他们还给学校起个名字：棚鹏学校。黄鹤解释说：第一个“棚”字，是说这里的学生大多是住在简陋的窝棚里，是弱势群体；第二个“鹏”字，代表着办学的目标和希望，鹏程万里嘛！　　黄鹤他们在学校在市场门口张贴了招生广告，三天内，有三十五名孩子前来报名。　　八月六日，棚鹏学校正式开学。　　由于一时还拿不出钱来聘请教师，黄鹤和三位研究生便自己给学生们上课。他们对课程作了精心的安排，除了规定教材，他们更看重广义的“课程”。他们认为给学生上一堂课是课程；带学生参观一次博物馆是课程；老师站在讲台上衣服整洁不整洁是课程；师生关系、校园卫生、校园墙上的标语等都是课程。他们还特别重视教授学生社会生活技能，比如，和别人打交道时起码的礼貌、最简单的交通规则、个人卫生。还有，怎样写借据收据、怎样记帐。按李庆丰的话说：“许多孩子放学后是要帮助父母看摊的。” 　　八月十七日下午，学生刚刚放学，来了两个人，说是乡政府的。问黄鹤在这里办学，有没有办学许可证。黄鹤说暂时还没有，来人立即勒令说，没有许可证不行，限定在一星期之内停办。黄鹤急了，说我这学校才刚刚办起来，怎么就不让办了。来人说，你没有许可证，本来就不应该办。　　黄鹤赶紧去跑教育部、市人大、市教育局，没有人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人明确表示反对。　　也是祸不单行，八月二十三日，十九个学生在旅馆搭伙，吃了没有炒熟的豆角，发生食物中毒。吓得黄鹤他们赶紧将学生送到丰台医院抢救，整整折腾了一天，总算全部解脱了危险。　　八月二十五日，驻地村长喝了些酒，带了十几个人，把学校给砸了。村长一边指挥着，一边还骂骂咧咧：“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没有手续竟敢在我这里办学，还差点把孩子们给毒死了……” 　　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　　最困难的时候，黄鹤想起了一个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徐永光（此时，已由顾晓今接任秘书长工作）。在基金会工作期间，他对徐永光非常佩服，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又体恤部下的领导。　　黄鹤来到基金会，徐永光一见，忙问：“有两年没见了，你不是在南京吗？怎么又回来了？”黄鹤答：“刚回来一个多月，正在办学校呢！”徐永光：“办什么学校？”“我在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徐永光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高兴地指着黄鹤说：“好！这才是你最该做的事。我支持你！” 　　黄鹤给徐永光介绍了一些情况：“现在有几十万孩子，跟随父母到了北京，他们的上学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北京的近郊区有二三百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严格说，根本不能算学校，但它们却在承担着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见黄鹤心事重重，徐永光问：“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吗？”黄鹤说：“学校被砸了。”“为什么被砸？”“区里说我们没有办学许可证。”徐永光皱了皱眉头， “没有办学许可证就给砸了？你下一步想怎么办？”黄鹤：“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再办一所学校。” 　　徐永光问：“是不是想让我支持你些钱？现在希望工程还没有顾及到进城农民工子女，很难拿出多少钱。你需要多少？” 　　黄鹤说骸坝懈鋈逋蚓托辛恕！？徐永光说：“行，这个数目我们还能承受。” 黄鹤要走时，徐永光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说：“这里面有三千元，是我获得国家普九教育先进个人的奖金，你拿去救急吧！” 　　九月初，租借丰台一个废弃的小学分校的校舍，棚鹏学校重新开学。学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一百九十人。　　这才刚刚安稳了两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花乡乡政府一位副乡长，带领一百多人和三辆大卡车，进入学校。副乡长对黄鹤说：“全区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大整顿，棚鹏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必须立即关闭。”黄鹤反驳说：“这么多农民工子女没地方上学，政府暂时又解决不了，我们办学何罪之有？” 副乡长说：“我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希望你能好好配合，否则，我们只好来硬的。” 黄鹤嗓门也大了起来：“告诉你，今天只要有一个学生受伤，我就跟你拼了！” 　　双方就这样“胶”着，黄鹤让学生照常上课，乡里的来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到了下午四点多，接学生的家长陆续来了，家长们听说要查封学校，纷纷指责乡里的来人。　　副乡长怕控制不了局面，下令撤兵。　　第二天，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方明，闻讯赶来。他带着黄鹤到市里和区里跑了一天，也没有解决问题。　　三天后，夜里八点多，黄鹤接到学校一位老师的电话，说乡里来了许多人，把课桌椅全拉走了，把学校也给砸了。　　黄鹤从城北匆匆赶到城南，当他走进校园时，不禁有些懵了：所有的教室都是空荡荡的，门被砸了，窗子被砸了…… 　　学校被取缔了，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棚鹏事件”。　　二00一年的冬天，北京特别冷。黄鹤像一只受伤的兔子，感到身心极度的疲惫。黄鹤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多的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学，为什么当地政府不着急？我们不是总喜欢把孩子们比喻为祖国的花朵吗？农民工的子女难道不是花朵，而是小草？　　种庄稼还怕误了农时，孩子上学可比种庄稼重要，更耽误不起。黄鹤想，为了孩子，再困难也得想办法复校。丰台没法呆了，也不想呆了。一个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大兴西红门六村，有个闲置的养鸭场准备出租。黄鹤连忙跑去联系，养鸭场在一条小河旁，位置虽然偏僻，条件也简陋了些，但环境很安静，村里答应在一个星期之内，拾掇出六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双方当即签定了合同。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棚鹏学校正式复校。那天风雪交加，上午八时，学校专门举行了升旗仪式。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黄鹤望着学生们高高地举起右手，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期间，学校又搬迁了两次，直到二00四年七月五日，学校才搬到现址，并更名为行知学校。　　去年六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行知学校。　　黄鹤穿着一身有些过时的夏装，提着一只有些过时的人造革提包，那副黑框圆形眼镜也显得有些过时，总之，整体形象都显得有些过时的黄鹤，更像是一名乡村的中小学校长。　　一进校门，我就被道路两旁墙上的两幅巨大的儿童画吸引住了：蓝天、白云、飞翔的小鸟、欢乐的笑脸…… 　　黄鹤告诉我：“这是从美国来的一位教育家，带着我们的学生，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共同创作完成的。美国的教育家说：要让学生们每天早晨一走进校园，一看见这幅画，就感到生气勃勃！” 　　黄鹤先带我参观了多功能厅和电脑室，这些设施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根本没有的。　　学校有教师和学生两个图书室，教师图书室的几千册图书，都是有关教育方面的。黄鹤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北京市别说小学，就是重点中学，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都不一定有他收集的全。学生图书室一共有三万册的图书，全部是由社会各界捐赠的。　　一阵英语朗读声从三年级（1 ）班教室里传出。　　我知道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是不开英语课的，便问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许老师： “你们给几年级的学生开设英语课？” 　　“跟北京市公办学校一样，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有英语课了。” 　　一旁的黄鹤插话说：“我们要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凡是城市公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我们这里全部开设。” 　　我们又走进四年级（2 ）班的教室，上音乐课的学生们，正在自己改编儿童歌曲《新年好》的旋律。　　“改编旋律？小学生还能改编旋律？”我十分好奇。　　毕业于井冈山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彭丽君老师，告诉我：“现在的音乐课，不像过去那样，光教学生唱唱歌。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多动脑、勤思考，从小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黄鹤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对我解释说：“农民工子女是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一是这个群体的量大，有近两千万人；二是这个群体承载的责任重大。你想，我们要改变农村的面貌，靠谁？靠城里的孩子吗？不可能！只有靠农民自己的后代。因此，承载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 　　我问：“你这个有学上与上好学，有什么区别？” 　　“说句得罪人的话，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创办者，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下大力气投入硬件与软件建设。比如，他们的校舍一般都很简陋，教学设备也是缺三短四；他们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有五六百元、七八百元，很少超过千元的，这样的工资怎么能吸引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哪谈得上优异的教育？”黄鹤说： “我们学校的硬件你看到了，它已经达到北京市的基本标准。至于师资力量，它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最强的。我们的教师里，有四个硕士研究生，两个双学士，两个省级优秀教师，两个市级优秀教师，所有教师都有资格证。当然，我们教师的工资也要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高，平均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 　　黄鹤极为自信，他说自己是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办一所农民工子女的示范学校。　　“怎么来体现你这所学校的示范性呢？”我问。　　“关于硬件与师资我就不再说了。”黄鹤说：“我们的独到之处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国家教委规定的课程，我们还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创业课程、环保课程、中华古诗文、快速阅读、商业与经济……。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提出了‘生活课程化，课程生活化’的理念。” 　　“怎么解释？” 　　“生活课程化，我们将吃饭、穿衣、乘车……这些日常生活，上升到课程来教育学生。比如，教育学生吃饭要讲卫生，不说话；穿衣服要注意仪表美，要节俭；乘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主动给老人让座，等等。课程生活化，强调要尽量将所教的课程，与社会、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上地理课时，要求每个学生画一张自己家乡的地图，不仅要标明家乡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还要说明家乡的经济状况，土特产；甚至还要有家乡的旅游胜地，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将原来的 ‘死地理’，变成了‘活地理’。所以说，课程结构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 　　黄鹤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北京的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独此一家；在全国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也是独此一家。要不，为什么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我希望，从行知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信心去迎接高考的挑战；同时，我希望学生是心理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使他们考不上大学，他们走上社会也同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已经打好了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基础，即便他们干不了大事业，去做小生意，他们也是个正直的商人。” 　　行知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现有学生一千二百六十人，教职工六十人。二 00四年五月，该校已经拿到大兴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我问黄鹤：“现在你们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鹤脱口而出：“经费问题，时时困扰着我的是经费问题。” 　　我说：“有人告诉我，打工子弟学校，能招上一二百学生就可以维持，招上三五百学生肯定赚钱，行知学校已有一千多裁茨慊贡痪盐侍饫牛俊？” 你说的没错，一般打工子弟学校，一千学生规模的话，光小卖部一年的利润就是三四万元，食堂的利润还有百分之二十，他们用的课本还有盗版的，盗版的便宜啊！光这些一年赚个十万元不算多。可我们不一样！“。　　“区别在哪里？” 　　黄鹤说：“我们学校的定位是：非盈利性质的从事教育科学实验的平民学校。我们的收费标准同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没什么差别，但我们的开支同他们就大不一样了。硬件不说，我们教师的工资比一般打工子弟学校要高出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还有一笔开支是，学校创办以来，我们先后资助了八百七十名（次）学生，有的是全部减免学费，有的是部分减免学费。” 　　“那么，你们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 　　“一方面通过正常的学生收费；另方面就是接受社会捐助。领取了办学许可证后，政府也资助了十万元。” 　　我说：“这就必然要出现一个问题，你是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民办学校，说得更直白一些，这所学校是你黄鹤办的，它的所有产权都属于你黄鹤个人的。” 　　“不，这所学校不能说是属于我黄鹤个人的，但又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国家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属于社会的吧。”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情况还是属于你个人的。所以，你在接受社会捐助时，必将会有人要产生疑问：你能用好这些捐款吗？你如何保证不发生贪污、腐败现象？我在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时，就有校长说：黄鹤命好。有人说你拿这个钱去请客、打的……” 　　黄鹤笑了，他檫檫眼镜，说：“还是作家厉害，什么话、什么意见都可以听到。这么告诉你吧，前三年，在学校里我不拿工资，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奉献，人家说我是靠妻子养着的男人。今年三月开始拿工资，是教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一千八百六十元。作为校长，需要时我可以请客，也可以打的，当然还有手机费，但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一年不得超过两万元。区教育局每年要来审计财务一次，我们的财务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查帐。学校现在正在组建理事会和监事会，以后，学校大的决策和财务开支，都要经过理事会和监事会批准通过。” 　　在采访中，我也听到了对黄鹤的不同看法。有人说：“黄鹤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理论多于实践。行知学校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只有教学质量高低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不是什么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的典范。” 这些，我倒不担忧，事实摆在那里，其它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无法与行知学校相比的。至于教育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个实践的过程。我担忧的是，一个善的事业的完成，毕竟不可能仅仅靠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所能保证。对于黄鹤来说，尽快认定行知学校的性质和归属，建立起一系列刚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未来，黄鹤充满着信心和憧憬。他要把行知学校办成一所教学科学试验学校，使之成为师范学校的试验基地，教育科学创新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他告诉我：“十年之内，我们还要办三、五所行知小学和中学。到二0 一七年，准备再办一所行知师范大学，招生对象是想当教师的高中生。入学后，一人两种身份，一是行知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一是行知中小学的教师。按照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培养师范生，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和中小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陶行知说过：“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学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有人说黄鹤像一名战士，永远充满着勇气！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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