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路六十七号 李士群到上海后，直接接受清水董三的指挥，他租定了当时属公共租界的大西 路六十七号作活动据点。李士群选中这幢洋房，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当时，上海租界尚未为日军占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 敢在那里公开活动。同时，一九三八年初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 国民党潜伏特务与日本侵略者豢养的青帮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 制造恐怖事件。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 凤岐，以及唐绍仪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 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而此时他还尚未取得日 本侵略者的完全信任，连一支烂枪都没有搞到。为了站稳脚跟，不使自己成为上述 汉奸之续，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于是，找到了大西路六十七号。 大西路六十七号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它的对面路北是一爿汽车行，门前有一 道数十米长的墙头，墙边行人暴露，无法隐藏。西邻六十九号住的是不法商人、经 济汉奸谢筱初，这是无需防备的。东邻六十五号是美国军队的一个驻沪兵营，门前 警备森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李士群还对住房内作了一番布置：在沿马路的楼梯 转角处，设立瞭望哨，让一个名叫张鲁的保镖站在那里警戒。将面向马路的汽车间 大门，从早到晚敞开着，让自己的车子停放在那里，以表示车的主人还在家里。其 实，李外出时，总是临时雇车，从不坐自己的车子，从而造成假象，使人无法捉摸 其行踪。怪不得李士群常常向人吹嘘说：“人家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却住了保险 房子。”李士群住进了大西路六十七号，立即着手进行情报活动。他利用三十牵代 初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把手伸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等机构， 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 他这样做，既可拉起一支队伍来，又可达到与国民党某些要人保持联系，以取得他 们的谅解，同时也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在这方面，李士群的一大收 获是结交上了汪曼云。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与军统、中 统都有联系，在上海滩上“兜得转”。李士群认为，如能搭上汪的关系，必定给自 己的生命安全及今后行动带来好处；同样，汪曼云也有自己的目的。当时上海租界 年英、美帝国主义者，对日本处处退让，日本宪兵队要在租界年抓人，虽然要通过 一定手续，但却能为所欲为，如果有了象李士群这样一条可向日本人说“情”的门 路，万一被捕，也不会吃眼前亏，还可以“脱稍”（上海俗话，即脱逃之意）。李、 汪两人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经章正范牵线，一拍即合。 一天，汪曼云到大西路六十七号去见李士群，两人素不相识，但一见面，李就 直言不讳地告诉汪他是在为日本人办事。但他辩解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 去中统对我的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一下，出口鸟气。同时也因为太穷，想在日本 人那里骗到二十万块钱，就准备滑脚溜走，因此不想大干，仅答允给日本人做些情 报，不做行动。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则请代为解释。 总之，如能照顾的地方，望多多照顾。”汪曼云觉得李和他初次见面，就对他如此 “诚意”，当即答允与李合作。同时，也向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上海已成孤岛，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将何以善我后？”李不假思索地 回答：“简单得很，你只要说与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有关系就行了。”就这样，双 方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汪曼云与李士群之间此后不时有些酬酢往来， 通过汪曼云，李士群又与社月座发生了联系。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他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生于一八八八年（清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阴历七月十五日），从小混迹于上海滩，后与著名大 流氓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兄弟，三人狼狈为奸，买卖鸦片，开设赌场，并依靠帝国 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成为上海滩上无人敢碰的恶势力。一九二七年四 一二反共事变时，他与黄、张等人接受蒋介石的指使，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 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而为蒋介石看中，先后 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并担任上海 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中汇银行、中国通夜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 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力支持戴笠建立苏浙行动总队（后改名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逃往香港，但他在上海滩仍留有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 月笙的潜在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与杜月笙拉关系。 “欲取先予”，这是李士群的处世哲学。有一天，李士群收到日本方面发给他 的一份材料，标题是《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李看后异常高兴。原来，这份材料 出自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张师石之手，由于情况熟悉， 这份材料对杜的出身、经历，法租界烟赌和杜的关系，杜与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 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作了详细介绍， 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得意门生、贴身亲信等一批人的情况，同时特别强 调了杜与戴笠的关系。这正是“天假其缘”！李士群深深懂得，如果将这份材料送 给杜月笙，与杜联系的关节自然可以打通。因此材料一到手，立刻打电话约汪曼云 前来会晤。 汪曼云到了大西路六十七号，李士群一见他便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 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指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 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将一份厚厚的材料，递给汪 曼云：“我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卖友行径，所以也不管他与我们的关系怎样，我把 他衣裳剥掉，给你看看。”这份材料很长，不能一下读完，汪曼云只能约略地看了 看内容。李就说：“东西太长，你带回去看吧！不过你看过后，应将原件还我，因 为这上面已有日本人签了字，一旦要时还得把原件给他们。”接着，他加重语气说 ：“你看得时间长一些，甚至要抄一份给老社都可以。”汪曼云见李既然说到这种 程度，便进一步问道： “能不能让我把原件带到香港去，让杜看一看？”李士群满口答应了下来。 汪曼云拿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将它送给杜月笙过目。杜 对此十分重视，就把这份材料交由他的秘书王幼棠，关起房门，整整抄了三天。为 了表示对李士群的“感谢”，在汪回沪前，杜关照他：“我们也表示表示好感，你 回去时买些东西送给他（指李士群）吧！”汪自然用办，便在香港买了一只两面透 明的金挂表，和两套西装料，送给了李士群。就这样，李士群用这份材料，总算搭 上了杜月笙。通过这层关系，李士群与汪曼云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进了一层。 李士群在六十七号期间，除进行各方拉拢外，最主要的活动是建立一支初具规 模的汉奸特工队伍，并由搜集情报工作到开展特工行动的转变。 一九三八年底，汪精卫逃离重庆，并发表了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 》，具有特殊环境的上海，在汪伪“和平运动”中越来越显示其地位的重要性。次 年春，汪精卫就决定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建立伪政权的工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李士群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视，清水董三示意他由情报 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但是，李士群知道自己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与地位，是 不足以号召的。于是便想把自己原来的顶头上司、患难之友丁默邨拉下水，以便合 伙经营特工行动。 说来也巧，丁默邨此时正在潦倒之际。丁是湖南常德人，生于一九○三年（清 光绪二十九年），早年曾参加革命，后叛变投靠国民党。三十年代初期曾担任过国 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其地位一度与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抗 战后，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因为贪污招待 费，戴笠乘机在蒋介石那里告了他一状，丁因此受到追查。一九三八年八月，军统 局第三处被裁撤，丁默邨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 养起“病”来。李士群得知这一情况，在征得清水董三同意后，派了丁的同乡、已 经投敌的中统特务剪建午专程前往昆明，转达李推戴他为首领的意向，邀他入伙。 丁一听正中下怀，表示同意，随即起程，赶到上海。 为了不使人知道自己是受排挤落魄而来，丁默邨一到上海，便吹嘘说： “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 实在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 的前途，立夫要我到上海来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条件未成 熟的时候，我们应替他保守秘密。”但李士群与丁见面时，就毫无掩饰地对他说： “听说国尺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混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 誉不名誉！……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同日本鬼子挂上钩，决心当汉奸了。”说完， 李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上一放，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 钞票开销，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老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 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手枪打死我。”结果，丁默 邨便当仁不让地坐了第一把交椅，也种下了日后汪伪特工内部丁、李交恶的根子。 丁默邨、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的 一天，他们在清水董三陪同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时，土肥原因 唐绍仪被杀和对吴佩孚工作的“搁浅”，正感到无计可施，丁、季找上门来，给土 肥原带来了“希望”。 这次会见，也是在重光堂举行的。土肥原对丁默邨、李士群的到来，表示十分 欢迎，他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亲自给他们递了香烟，还有“礼貌”地一个个点了火。 这个为中国人所咒骂、憎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和特务头目，为了笼络人心，对丁、 李的来访，“流露出招待客人的真心实意”，双方在“亲切的气氛中感情融洽在一 起”。 “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 清水董三首先向土肥原说明了丁、李的来意，然后将两人的情况作了介绍。丁默邨 表示，他要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日本“携起手来”。于是，土肥原问 丁默邨： “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 法。”丁默邨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 就觉得他阴险冷酷。土肥原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 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在蓝衣社的服务大纲中，写 着蓝衣社进行恐怖活动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防止毫无爱国心的冷血汉、奸商、卖 国贼的猖獗活动，杀害他们，使民众陷入恐怖之中……’这不过是为了达到其特工 （特务工作）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己。特工就是政治活动，它通过组织力量，从幕后 来推行政府、政党和社团的政策。上海的恐怖活动，其罪魁祸首是敌人的特工，所 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我们想在上海开展救国运 动，但首先必须同敌特活动进行斗争。干哪行的通哪行。 好在我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都了如指掌，想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希能理解， 这个运动的目的决非抗日。如有可能，还希望对这个运动予以领导和援助。”听完 丁默邨的话，土肥原满意地点着头说：“谢谢，这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表示 “我很想对你们的运动进行援助，可是感到遗憾的是，实在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 出回答。然而，我打算设法进行妥善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间。”并希望丁、李以后 再去。土肥原的态度，使丁默邨、李士群“感激”万分，李事后回忆这次会晤的情 景时曾说：“土肥原先生是位那样和蔼的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丁默邨更是受 宠着惊，他说：“没想到，土肥原将军非常热心地听取了我们说的话。请想象一下 我们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呀！我们见到了上肥原将军才对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亲切和尊 敬。”第二天，晴气庆胤奉土肥原之命去会晤丁默邨、李士群，进一步向他们了解 组织特工队伍的详细意见，好向日本大本营汇报，以决定对策。见面后，丁默邨立 刻交给晴气两份材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该表由李士群调查编制， 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下属的十个党部及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 别党部；对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以及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救国会、 人民阵线等；对指挥上海周围地区“游击队的统制机关”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对 国民党特工组织蓝衣社、CC 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各团体的组织机构、领导人、 势力范围和经费情况，都有详尽的记述。同时，该表还介绍了军统局的情报网，以 法租界为中心，已经扩展到[ 日] 晴气庆胤：《上海阴谋机关—76 号》，第28— 37 页。 南京、杭州，遍及维新政府内部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工部局、铁路、码头、电 话局、市场、娱乐场所以及主要百货公司，以侦知日中要人的行动，民众的动静， 掌握局势的变化。这是当时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情报。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 书》，由丁、李合作制订。这份计划以获得日本的经费、武器援助为前提，详细写 明了组织特工的方针、要领、工作据点的开辟、情报活动的开展、人员的网罗、行 动队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的运用、武器的保管和修理、防谍、纪律守则等项目。这 两份材料，使得晴气对丁、李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行动方案，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 解。 几天以后，晴气庆胤前往东京汇报。丁默邨、李士群的计划受到陆军省影佐祯 昭等人积极赞成。二月十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发出训令，决定“将援助 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并决定自“三 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果然没有几天，三十万日 元分装在两大柳条箱拿来了。晴气的助手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也赶来 上海，专门负责与丁、李联络。 有了枪和钱，有了日本侵略者做靠山，丁默邨、李士群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招 兵买马，扩充队伍，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李士群通过季云卿的介绍，收买了以吴 四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 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而丁默邨则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 特务、党棍，作为骨干。其核心人员，除丁、李两人外，还有唐惠明、茅子明、翦 建午、叶耀先、章正范，即所谓“七人委员会”。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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