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清楚地知道,他眼下的处境十分狼狈,既无一兵一卒,也无一寸地盘,
      要反击蒋介石,唯一的办法就是揭露他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为自己的求和寻找
      根据,以骗取舆论的同情。曾仲鸣一死,他就关起门来,整日蛰居屋内,准备写一
      篇文章反击。此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街面,发现在电杆木旁
      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以防重演血案,汪
      立即将写字台从窗口移往墙边,才“安心”写作。
      
          就这样,曾仲鸣死后第五天,三月二十七日,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
      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江声称:“我国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
      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
      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于是,汪精卫将自己出逃前偷偷携带的一份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
      会议记录公诸于世: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到德国政府
      训今,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
      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
      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
      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
      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
      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
      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
      
          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
      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
      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
      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
      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
      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
      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
      神,如今己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直至凡尔赛条约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
      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指南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
      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己有顾墨三、白健生、
      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
      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
      的条件,并尤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
      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
      
          本人答:陶大使所提皆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
      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
      见。
      
          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汪精卫举出的这一例子,说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
      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还说,象上述例子,虽然何止千万,
      但考虑到严守秘密之必要,就仅举出已成过去的陶德曼调停之事。写到这里,汪精
      卫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了三点质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
      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
      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
      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
      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
      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举一个例》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一击。蒋介石骂道
      :“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
      是捏造污蔑。但是,就在一片叫骂声中,吴稚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
      汪精卫  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
      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
      处刑更严。”原来,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当然,汪精卫的用意也并不只是想揭露蒋介石的谈和行径,藉此反击蒋介石集
      团的暗杀活动;同时更想用这个记录给自己的投敌卖国活动作辩解。
      
      
      
          为了扩大影响,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又发表了《复华侨某君书》,他借式加以
      瓜分。
      
          回答“某某老兄”的“怀疑”,重弹“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无比一天艰难了”,
      “自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
      都无其例”等谰言。
      
          宣扬“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要举发“共产党之趁火打劫”
      等反共谬论。标榜自己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
      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指责“重庆诸人”,对近卫声明和他的
      《艳电》,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假仁假义地要他们“幡然觉
      悟”,“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这一大篇汉奸怪论,同洋洋四千余字的
      《举一个例》互相补充,成为姊妹篇。
      
          汪精卫《举一个例》的发表,进一步暴露了他自己屈膝求和的面目,因而在全
      国各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汪讨逆新高潮。香港《申报》指出,汪精卫的“例”,
      “迎合日本侵略者之意,挑拨离间我全国的团结,破坏我政府政党与人民间的共信
      互信,以图实现破坏抗战出卖国家的阴谋。”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汪逆贼
      心不死,如此作怪,似应早为防范”。四月十三日,龙云也致电蒋,责斥汪精卫
      “在外招摇,有意簧鼓”,“被敌利用”,表示“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
      汪精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处境更加孤立。
      
          正当汪精卫一伙焦头烂额之际,日本政府派来了影佐祯昭,帮助他脱离危境,
      由此日汪间的勾结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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