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鼎游说无效 《艳电》的发表，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的主要标志，也说明这个集团与蒋介 石集团的公开分裂。 汪精卫出逃后，蒋介石对此讳莫如深，下令各报严密封锁。 于是，重庆大后方各界人士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人还不知道汪的去向， 有的说汪尚在昆明，有的说他已到了河内，还有的说他去的是香港。 就连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们，在迟至汪精卫离渝十天之后，还不知道他到了哪 里。事后《大公报》记者曾访问过当时在香港的参政员张一麟时，张说： “二十九日（即汪精卫发表《艳电》之日）那天参政会副议长张伯苓来一个电 报，请我们找汪精卫，这时他的通电还没有在报上登出来。但我们找过好几个地方， 都找不着，曾仲鸣的家也找过，可是连曾也不在哩！”然而，汪精卫毕竟是一个为 全国所注目的政界人物，隐瞒事实非但不可能，反而为引起内部更大的混乱。为了 敷衍舆论，一九三人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如下消息： “汪副总裁前经四川省党部各县干部训练班程天放主任之约，赴成都讲演，又 因龙主席约游昆明，本拟于月初赴约，旋因中央有重要会议，延迟多日，于本月十 八日乘机赴昆明，预定三四日后返经成都，向全省干部人员训话后返渝，十九日此 间友人接电，谓因高度飞行，在机上即感不适，下机后脉搏间断，延医诊视，谓系 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二十一日复有电告其友，谓已至河内，就某素识之法国医 生医治，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回渝。”二十六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 演说，声称汪的出走与军政当局均无关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还 说汪精卫如对于国策有所主张，“则以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 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 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冲谈汪精卫出走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汪留有余 地。待《艳电》发表，汪精卫对日乞和的政治主张已公诸于众，舆论大哗。在这种 情况下，一九三九年元旦，重庆国民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对汪 精卫发表《艳电》的处置。开始蒋“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咐陈布雷拟电 稿，“将晓以大义，为留俊悔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最后 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并通过了由吴敬恒起草的 决议案，上面写道：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 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 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 文内光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兽 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然而，蒋介石对汪精卫仍未下令通缉。会 后，他曾解释说： “当此次开除（汪精卫）党籍决议时，本有通缉令同时并发一项，金以为汪之 言行，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毁坏国法也，卒因中正力加阻止乃已。”同时，蒋还一 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 蒋知道，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深长，有较大的影响，何况留在重庆的与汪接近 的人就有不少。因此，蒋虽不希望汪能马上就回重庆，但最好能赴欧休养，不要有 进一步的行动。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蒋也进行安抚，说“这一次对汪先生的处分， 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日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 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软的一手，对汪进行 “劝阻”。《艳电》发表前，时任驻英大使郭泰祺就奉蒋介石之令，一再电陈汪精 卫，“历述英政府对近卫宣言之反响，及英国舆论与最近国际情势”，“切劝其勿 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希望汪精卫早日来欧洲休 养，自己愿意辞职当他的随从。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在开除了汪党籍后一个半月， 蒋介石又秘密派遣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是国民党改组派老人，同他的哥哥谷正纲一样，都是汪精卫过去的心腹 部下。谷啣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去见汪精 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 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 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谷也力劝汪，对和战问题可 以谈，主张可以表示，但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与蒋合作并取得谅解。 汪精卫一听，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因此极为反感，对 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 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若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 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 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 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井，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 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送回给他安排。”说到这里，汪又 以“党国元老”的口吻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 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介石）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 ；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谈话间，汪精卫还一再向谷正鼎表示他始 终坚持“和议”的立场，对于开除他的党籍及撤销他的职务，十分愤慨，说“中央” 应先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并 责怪“党内同志”对他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谷 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 在这同时，原汪精卫的一些朋友和部下，也先后对汪精卫进行规劝。时任行政 院秘书陈某，在致汪函中，说由于开除了汪的党籍，“更使早日服膺先生（指汪精 卫）者，为之丧气”。他委婉地提出数点，请汪精卫考虑：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 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甘二日之演说， 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 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 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 电迳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 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 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 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 乱人耳目而已；（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 与责任所在，遂不暇计及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毅然出此；果属如 是，亦请示明。 上述诸点，与其说是“规劝”，还不如说是责问。然而，汪精卫对此置若罔闻， 这就是他的悲局所在。同汪一样，周佛海也对所谓“和平运动”，早已铁了心。周 佛海出逃后，蒋介石也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想劝他回心转意， 返回重庆。《艳电》发表后，当萧同兹奉命约他会面时，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 “工作”也终于落空。 汪精卫、周佛海一伙正沿着投敌之路，向前迈去。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