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三原则”是什么货色 汪精卫一伙逃至河内后，汪夫妇就住在朱墙德夫人的别墅里，因这里仅有一幢 较小的花园洋房，其他人住不下则寄寓于市内都城饭店。由于联系不便，同时也为 了保密，他们又一起移至河内西北一处名为“丹岛”的避暑地。 那是一座海拔二千四百米的石灰山，每逢盛夏，这儿游客很多，十分热闹，只 是眼下为隆冬季节，除汪等一班人外，显得较冷清。 对于汪精卫的出逃，日本方面开始因其未按重光堂会谈所规定的时间，近卫文 麾不得不停止发表声明。留在上海专候汪精卫行动情报的今井武夫，非常焦急。于 是，他在十二月七日即从上海出发，经福冈、台北，十二日到达香港，与高宗武联 络。至二十日，今井得到了汪到达河内的确实消息，立刻电告参谋本部，并转达汪 精卫要求近卫首相发表早已商定好了的声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东京时间八点二十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他 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 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 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土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 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的第三次对华声明。 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意见激烈斗争、互相折 冲的结果。过去的“不扩大派”如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现在又被自 己的同僚们称之为“和平亲善派”，他们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潮流面前，悟 出一条道理：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可以征服的，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肮争。因此， 他们竭力从事对汪精卫工作的开展，以便从另一条途径走向大东亚的王道乐土。他 们直接参加了重光堂会谈，是引诱汪逃离中国抗日阵营的始作诵者。在汪精卫等人 出逃之前，他们虽一度担心上当受骗，但一接到汪出逃的通知，便力促日本政府尽 快发表声明，主张在道义上承认重光堂协议。与此相反，过去的“扩大派”。此时 又成了所谓“强硬路线派”，当汪精卫逃离重庆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汪 浪潮”，对汪的意图表示轻贱和不信任。在他们看来，只有跟重庆打交道才能解决 战争。 这批人，这时在陆军参谋本部占据很大的优势，他们特别反对重光堂协议中规 定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限期。刚刚继多田骏中将任参谋次长的中岛铁藏中将和他的 部下富永恭次少将，明确表示“坚决拒绝承认”近卫声明有上述规定的内容。富永 声称：战胜国就是不能向战败国作出承诺规定自己撤军的期限，任何这类承诺，将 对前方的将士是一个不可宽有的污辱。他还说，他决不会因为重光堂会谈时许下的 那些诺言而动摇，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影佐等人个人的许诺，对他不会有什么约束力。 在这种处境下，近卫一方面不能不敷衍“和平亲善派”所要求承诺重光堂协议 的主张，因而在他的声明中一字不差地重述了重光堂密约中所规定的十二个字：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于“强硬 路线派”的压力。近卫“三原则”正是这两派主张的掺杂的产物。“强硬路线派” 的得意之作，即为同年十一月底日本御前会议所通过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 这个政策性的文件，比重光堂密约更反映出日本独占中国的画面。该《方针》赤裸 裸地宣称：“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据此，该《方 针》不仅重申要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 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更 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 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 这就是该《方针》所规定的“善邻友好”原则！这些词句在重光堂密约中是看不到 的，而近卫声明则用那种“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要求中国“清除以往的偏 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 分责任”等等一些外交上惯用的含混词藻，来表达“善邻友好”原则。 所谓“经济提携”，近卫也如法炮制，用“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 断”，实行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等 外交辞令表述。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却直言不讳地提出“日满华三国就资 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 基此要旨，“对华北、蒙疆的开发利用”，必须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尤 其在以上地区及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日本应享受“特殊便利”； 对农业的“改良”，要“设法栽培月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在贸易方面，应“采 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日满华之间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 对于整个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华北铁路、日华之间和中国沿海的海运、长江的水 运和华北、长江下游的通讯事业，统统作为“日华方面合作的重点”。 所谓“共同防共”，那只是日军在中国“任意驻军”的代名词。《调整日华新 关系的方针》在强调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外，还强调 对于南京、上海、杭州等三角地带无期限的“继续驻扎”，并规定“在长江沿岸的 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若干舰艇部队”； “在长江和中国沿海，应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 最后规定日军对于所驻扎的一切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以及重要港口水路， “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这种贪婪的帝国主义企图，虽然在近卫声 明的字面上找不到，但近卫声明却避而不谈在内蒙这个“特殊防共区承认日本防共 驻兵”以外，在其他占领区之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等重光堂密约所规定的条款。 当然，这一声明中还有类似所谓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 考虑“对中国为完全 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等空泛之词，那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 日本政府这样做，是考虑到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真正意图，在于表示其对中 国的“宽大”，以分化中国的抗日阵线，进而引诱蒋介石来谈和，因而它不能把《 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内容，搬到声明里去，公诸于世；而又不能不重复重光堂 密约某些原则性的话，用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词句表达日本的要求，实际上将来要 达到的还是《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所规定的要求。 十分明显，近卫“三原则”不过是《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这一文件的外交 版而已。难怪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看到后，抱怨这声明“确实写得不妥当”，他 们感到失望，意识到日汪间的“和平运动”前途茫茫。今井武夫则把近声“三原则” 同《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相提并论，说它们都是“片面的、强迫性的”，是 “以过去的‘权益思想’为根据的”，跟重光堂会谈中日方所强调的东西相距很大。 然而，那些“强硬路线派”，还认为近卫声明太软弱了，是近卫优柔寡断外交的进 一步明证。 近卫声明一发表，重庆蒋介石集团起而反驳。二十四日，蒋介石要端纳通知英 美大使馆，说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并且 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同时，蒋介石又要陈布雷为他起草驳斥近卫声明的题为《揭 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讲演稿。二十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举行 的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这篇长达九千余字的讲演稿，说近卫的声明虽然“表面是 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 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 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希望“国民知道警戒，也让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 野心阴谋”。此文语气甚为激烈，说明蒋介石集团并不愿意按照日方的条件谈和。 道理很简单： 日方的招降条件是一条导致重庆蒋介石政府走向灭亡之路。投降卖国就必然会 遭到人民的唾弃，受到历史的惩罚，这一点，蒋介石比汪精工的头脑要清醒得多。 此时，汪精卫正在“丹岛”避暑地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里养腿伤。对于近卫 声明，汪虽然认为与重光堂密约相差甚大，觉察到“日本变了卦”，但他又不愿回 头。当近卫声明一发表，汪即在“卧榻中起草声明”，以为响应。十二月二十四日， 汪致电蒋介石，说什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 二十八日又写了一封信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建议对于近卫 “三原则”予以接受，“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 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对重庆国民党劝降。信中，汪精卫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 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 情者。”这种挑拨离间的伎俩，是汪精卫集团仇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破坏国 共合作的又一次拙劣表演。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