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计划的破产 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其中土肥原贤二的工作最 为突出。 土肥原贤二，一八九一年八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 一九○四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后又被选送陆军大学深造。一九一二 年十一月陆大毕业后，任参谋本部部附，被派驻北京，开始其特务生涯，一九三一 年八月，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与关东军领导机关合作，积极制造九一八 事变，是日本“满洲政策”的主要决定者之一。一九三二年，他又一手策划清朝末 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勾结驻华日军，参与策划华 北一系列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土肥原曾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 侵华战争。对这个日本法西斯军人、特务头子一身而二任的土肥原，中国人憎恨他， 斥之为“土匪源”。一九三八年六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供职。当时，日本政府 为了解决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各派出机关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状况，组成一个 “对华特别委员会”。 作为“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 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陆军派出的土肥原中将，海军派出的津田静枝中将，外 务省派出的陆军退伍将官板西利八郎中将，经三中将协商，由从事于中国特务活动 二十多年之久的土肥原负责。因此，外间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该委员会 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立办事处，后由土肥原将此处命 名为“重光堂”。 “对华特别委员会”一成立，土肥原立即带着特殊的任务，从东京赶到上海， 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为未来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以便在“临 时”、“维新”政府之上，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从而“和平地”把中国推入日本侵 华战争的轨道。 唐、吴、靳三人成为土肥原工作的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靳云鹏，生于一八 七七年，山东邹县人，字翼青，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此人受袁世凯信任， 曾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一九一九年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 务总理、总理等职，成为当时煊赫于世的风云人物。 一九二○年底因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之争下台，此后一直在天津租界内过着寓公 生活。但他不甘寂寞，又与日本人联合投资创办了济南鲁丰纱厂等企业，以此关系， 使他与日本各类人物有了往来。 吴佩孚生于一八七四年，山东蓬莱人，字子玉，清末秀才。一九○六年任新军 第三镇曹锟部管带。辛亥革命后因与护国军作战“有功”，升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 并被袁世凯晋升为陆军中将。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在直皖、直奉战争中，率部打 败皖系、奉系，掌握直系军权，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驻洛 阳，操纵政局。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一九二六年 冬，吴佩孚的主力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垮，率残部退至四川，依附于杨森等川军。 九一八事变后，辗转至北平，隐居于什棉花园。这位素以儒将自命的吴大帅，一面 写诗作画，讲述春秋易礼的微言大义；一面却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在家里 成立了“正一堂”，扶乩唪经，以神道论教，团结旧部，联络各方，足见其“雄心” 未已，他想[ 日]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 卷， 第102 页。 乘国难之机，以重整旗鼓。吴的政治地位及其当时的动向，不能不引起日本特 务的注目。 尤其是唐绍仪，他最为土肥原重视。唐生于一八六○年，广东香山唐家湾（今 属珠海市）人，字少川。为避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曾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 职。一九一二年三月任中华民国内阁第一任总理，为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中国同盟 会。同年六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愤而辞职。 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好， 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爆发后，与汉奸温宗尧及土肥原等人均有往来。 九月下旬，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同唐进行了会谈。在他的引诱下， 唐跃跃欲试，准备登台。并由他女婿岑德广代表其对外活动。在这期间，唐为了出 山“收拾时局”，草似了种种方案。 先看唐方关于《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永久和平之方案》。该《方案》提出以“庙 绍仪氏为中心”，并向日方提出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条件： （甲）中日必须永久亲善，以备应付世界； （乙）应早谋停战以保存东亚力量； （丙）必以自主政治之力量，遏止排外思想及行动； （丁）平等的经济合作； （戊）联合中日实力以抵御外患。 同时，唐方又要求日方应注意下列数点： （甲）日本既有不承认蒋政权之宣言，即应遵照宣言迈进，傅以中国统一政府 而为将来之对手； （乙）尊重中国统一政府之政治独立； （丙）先提出解决中日问题之草案，傅双方负责人研究，获得谅解。 再看唐方对未来政府的设想。关于基本国策，唐方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 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 继续实行”。关于政权的政治体制，唐方拟定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标榜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于各地方政府， 规定必须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惟华北之情形特殊，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 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但须不背国民政府之意旨，而 受国民政府之监督指导”。关于军事，唐方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 必要”，建立国防常备军八十万人。关于财政金融、各种税收、对外贸易等，规定 均由新国民政府“统一支配”。唐方所制订的这套设想虽未公诸于世，但与后来汪 精卫集团对日交涉过程中提出的方针，却十分相似，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除此而外，唐方对所谓“干部人才”的罗致，“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 事项的注意点，反蒋、倒蒋计划，中日关系，以及唐绍仪登台前准备发表“和平救 国宣言”的提纲，甚至对新政府的组织系统，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划。 不料，唐绍仪与土肥原之间的秘密勾结活动，为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所侦知。 就在土肥原计划即将付诸实施之际，九月三十日，军统局特务分子谢志磐等，装扮 成古董商，利用谈生意的机会，在唐家的客厅里，举起利斧将唐劈死，然后从容逃 逸。 唐绍仪一死，土肥原在上海失去了工作对象，当即离沪北上，着手进行吴佩孚 和靳云鹏的工作。靳当时正隐居于天津，对土肥原的“邀请”，他表示响应。但日 本人认为靳在地位和声望上都远不如吴佩孚，因此，土肥原将北上工作的重点放在 吴的身上。但吴坚持以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自己出山的条件，并想利用这个机会 在黄河以南的开封地区及山东境内招兵买马，以扩大个人的武装力量，这是日本方 面绝对不会答允的。加上“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与吴佩孚之间犹如冰炭，在华北 日本派遣军的暗中支持下，王总是从中作梗，也造成了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派遣军之 间的矛盾。因此，对吴佩孚工作的展开极不顺利。事情持续了大约半年多，土肥原 灰心丧气地承认：“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土肥原计划的失败，为影佐 祯昭等人开展的对汪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际，当董道宁、高宗武相继赴日，影佐等人已经着手于汪精 卫出马的活动时，由于日本军政当局对汪的工作成功与否还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 因而积极地推行土肥原计划。但这一计划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相反，对汪工作正在 顺利地进行之中，于是，日本政府才逐渐将诱降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国民党内汪精卫 身上。十月底，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广州，但战争长期化的局势，给日本法西斯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使其深感财力、兵力的严重不足，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和 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处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在坚持灭亡 中国的总方针下，修改了对华策略，转移其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十一月三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提出所谓建立以中日平等合作关 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假惺惺地表示，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期望 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并 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 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对华声明所提出的“不 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这就是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一声明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严正驳斥， 也为许多国民党人士所抗议。蒋介石集团鉴于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也对日方要求 “更换人事组织”，迫他们下台感到难堪，因而满怀怨愤地作出反应，于十一月十 三日重申“继续抗战”。然而，汪精卫集团听到这个声明，却认为是日本为促成汪 精卫早日出马而进一步展开的和平攻势，就象加服了一帖兴奋剂，使汪精卫集团的 投放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涨。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