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道宁赴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不死心，他们既震惊于大片国土的沦丧， 又惧怕日本的恫吓，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等声明的诱惑，猴急地 想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周佛海就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 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 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一九三八年二月，为了不放弃所谓“和平工作”的 进行，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 “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高宗武是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帮手。他生于一九○六年。 浙江温州人。从小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 通”。三十年代回国后，曾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 他发表的中日外交问题的论文，深得汪精卫赏识。汪当时兼任外交部长，便邀请高 入外交部工作，先在亚洲司任科长，不久即迁升代理司长。一九三四年协助办理同 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认为是“办日本外交的能手”， 和日本在华使馆官员及各方面人士有广泛的联系。由此，高宗武官运亨通，并博得 了蒋介石的青睐，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周佛海、 高宗武等“低调俱乐部”的伙计们，商量要“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并把这项任务 交给高宗武去办。于是由胡适出面，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称他“能负责任，并有 见识”。 蒋介石说自己知道高宗武，并准备召见他。果然，这年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 汪精卫一起接见了高宗武，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高向蒋、汪夸下海口： “事态至今，一步错误，全东洋的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 折冲之责，请交给宗武。我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近卫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 线为转按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 此后，高宗武就积极为促成中日“和谈”而奔走效劳。一九三七年底，高宗武 根据周佛海的意见，考虑“同日本通达内心想法的途径”，“无论如何得考虑走出 汉口，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派了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秘密赴上海 活动。 董道宁，祖籍浙江宁波，从小长在日本横滨，中学、大学均在日本就读，日语 讲得很好，连日本人也很佩服，被称为“日华人”。董道宁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参事，后调至外交部工作，与不少日本人深有交往。这时，在上海南京路靠近外滩 的惠中饭店某房间，住着一个名叫西义显的日本人。他原是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 事务所主任，与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工商金融界不少人交好甚笃。一九三七年七月三 十一日，高宗武见过蒋介石、汪精卫之后，当天下午就在南京银行公会主席吴震修 家里将谈话情况告诉了正在吴家的西义显，商量所谓中日“和平”问题。为此西义 显专程赴大连，会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请松冈为之设法。松冈说：“事 已至此，实为日中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 此信任，亦殊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 国）同志再行会面。”于是松冈洋右免去了西义显对满铁的一切事务，让他“专心 进行和平工作”。同时，还给了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见近卫文麿。 由于此刻日本正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民奋力抵抗，因此“谈和”活动无 从开展。西义显只好返回中国，住于上海惠中饭店。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董道宁敲开了西义显的房门，两人本来就很熟悉，应 酬一番之后，西义显就问： “以你的地位，这时在上海出现，我认为意义重大，不能视为寻常。”董道宁 假意说：“我对于世事，已经厌弃，闻你也在上海，故我来与你闲谈。”当然，这 话又那能骗得过西义显呢？西义显接着说：“你所说的我只承认一半，其余一半当 系为陶德曼交涉之让步而来吧！”董道宁见西义显既已挑明了自己赴沪的目的，就 不加掩饰地回答：“这却是事实，我素来被认为‘日华人’，此时除希望这种交涉 成立外，世事真不可为。我曾看川越大使，努力促成交涉，但毫无效果。”由于双 方关系密切，西义显即向董道宁建议： “你已经到了上海，趁此机会，赴东京一行如何？”“到东京去？”董道宁表 示惊讶。 西义显鼓动说： “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动秘密， 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 京，游说日本中央要人，为你先容。你以个人名义赴东京，但你是以亚洲司第一科 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这与办交涉不同，而是以中国民族之诚意，打破 日本民族的固陋，使民族与民族血脉相通。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信而起， 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 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董道宁听后，为之动情，决定赴东京一行。 一月十七日，西义显将此消息报告了在上海的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 局长松本重治，松本当即表示，如果董道宁到日本去，他非常赞成。并亲自前往惠 中饭店见董道宁，进一步鼓动：“第一钦佩董的勇气，第二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 两国有重大的意义。就e 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如果战争延长 下去，日本将要一天天地堕落下去，我祈愿能够早一天停战，你的访日说不定是为 了挽救日本的第一步。……如果会见适当的人，收获是很多的吧。我深信不疑对中 国也是有用的。”松本建议西义显速返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 一月十九日，西义显乘坐上海至长崎间的日轮回国，他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影佐。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贯彻其侵华灭华方针下，历来就有两条不同的路线。早 在卢沟桥事变前，内部就分为“激进”与“缓进”两派：激进派主张“老虎政策”， 缓进派主张“水鸟政策”。所谓“老虎政策”，即妄想迅速以武力压迫中国使之屈 服投降，所谓“水鸟政策”，即喻之为象一只水鸭游在池中，表面看来十分安静， 底下却在不停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后，这两派演化成“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前者夜郎自大，不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放在眼里，他们以不战而占领中国东北为 依据，叫嚣要依靠武力，平定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后者以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 （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认为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推迟。石 原莞尔生于一八八九年，是日本山形县人，早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 毕业后曾任陆军大学兵学教官、日本驻德国武官。一九二八年任关东军参谋。石原 莞尔原来也是一个积极发动侵华战争的法西斯军人，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 然而，他在长期侵华活动中，对中国有了较多的了解，也看到了日本目前的国力还 不足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主张“把对中国强压，改为友好拉拢”，待实力具 备后，“再改为积极方针”。 在石原莞尔的影响下，影佐祯昭也主张对华不扩大方针。后来，石原莞尔被排 斥于参谋本部之外，影佐就成了该部不扩大派的中心人物。由于这个缘故，西义显 一到东京，即赴横滨影佐私宅，双方进行了如下谈话： 西：“影佐君！你知道董道宁吗？”影：“不知道！”西：“现在汉口政府 （即国民党政府）内部发生第三势力，拟作日华和平之媒介，董道宁是其代表人物。 他已到上海，拟来东京。”影：“你不要再说梦话，真有这个人吗？”西：“我在 上海曾会到他，本拟与我同来。但恐东京尚不了解，故我为之先容。若你此时不捉 住日华和平之端绪，影佐祯昭似无存在之意义，你能决心干吗？”影：“这个人真 来吗？”西：“一定来！”影：“那么，我当然干！”西义显得了影佐祯昭的承诺， 自己就留在东京接待，令他的助手伊藤芳男急赴上海，为董道宁赴日代办入境手续。 经过二、三周的准备，二月十五日，董道宁在伊藤芳男的陪同下，到达长崎。 在日方的安排下，董道宁先后与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及参谋次 长多田骏中将进行会谈。他们向董道宁表示，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近卫声明，“但由于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趋势，日军内心的真正意向无疑地是想 迅速招致对华和平。”董道宁在日，一晃十来天过去了。临走前，影佐祯昭特地赶 列车站送行，还写了两封亲笔信给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年级同学何应钦、张群，托 董带去。 信中写道： “要解决日中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 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 情付之流水，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 握手的气概。”影佐祯昭企图让中国的亲日派听凭日本侵略军的任意扩张、掠夺， 肆无忌惮地烧杀奸淫，而无条件地、“赤诚地”去和侵略者“相会”、“握手”。 自始至终作为日汪和平运动的主要导演者，影佐所规定的标准，正是贯穿着汪精卫 集团叛国投敌全部活动的一条主线。 三月五日，董道宁带着影佐的信，在西义显、伊藤芳男的陪同下，离开东京。 三月七日由神户乘“乌苏里号”轮船赴大连。在船中，三人相约“为了表现进行日 中和平运动的盟友的誓言”，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男 为“三郎”，而高宗武、松本重治为“四郎”、“五郎”，这是以后的事。 就在董道宁离开日本之际，高宗武也秘密从香港赶到上海。原来，在董被派出 去后，周佛海又以在汉口难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向蒋介石报告，派高宗武到香港 活动。蒋介石同意，还召见高，命他向外交部“请假”。随之，陈布雷即命侍从室 第二处秘书、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 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衔头，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 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六千元（约合两千美元），由罗 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高宗武名为日本问题研究会主任，实是在觅寻打通日本的路线。因此，他一到 香港，就延长了自己的旅程，秘密到了上海，在国民党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家里， 约见了松本重治，打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的发表是出于真心还是 假意，这个姿态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三月十五日，董道宁与伊藤芳男到达上海，第 二天下午，高宗武、松本重治即在华懋饭店的一间房子里会见了董道宁和伊藤芳男。 董汇报了赴日情况，高宗武极为专心，“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谈话间，伊藤芳 男介绍了他们三人的互相称呼，松本重治乘机向高宗武提议：“宗武，你如果不反 对，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样？”高笑着回答说：“‘四郎’也行，假如 你是‘五郎’的话。”接着，他们又把影佐祯昭称之为“六郎”。从此，在影佐祯 昭等人的诱降拉拢下，由高宗武穿针引线，终于沟通了与日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 按照董道宁的想法，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张群的信，由他回汉口面交。 但高宗武不同意。高认为这样做容易失策，他说：“如果冒冒失失地干下去， 董和我都要被整，这，不绝对慎重处理不行啊！”于是，他们决定月底前南下香港， 待一起商量后再决定。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