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充当调解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到南京会见了
      国民党外支部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进行从中联系的
      意向,并要陈介转告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政府授权给他担任此项任务。陶德曼“劝
      告”国民党政府对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说这个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中
      国应与日本直接谈判。为此,陶德曼要国民党政府改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他说:
      “在目前的冲突中,这个公约(即指将于十一月六日签订的德意日反共公约)并无
      实际的重要性,可是中国与俄国缔结条约(即指八月二十一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
      条约),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
      难了。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陶德曼一出场,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连哄
      带骗的角色。
      
          为了早日实现中日直接谈判,以促使国民党政府就范,第二天晚上,德国大使
      馆参赞斐尔诗在南京汉口路廿号寓所,有意以约请晚餐为名,安排汪精卫、何应钦
      等人与陶德曼见面。据一个参加者目睹,这天晚上汪精卫与陶德曼另坐一隅,通过
      翻译,“款款深谈,……所谈自与目前中日关系有关”。
      
          心有灵犀一点通,临别前,陶德曼约汪精卫于“礼拜三晚宴会”,汪也约陶德
      曼于“礼拜六晚宴会”,“用意尤为显明”。
      
          十一月二日,广田弘毅会见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相似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于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和约缔
      结前,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
      
          四、停止抗日政策。
      
          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六、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七、尊重外侨权利。
      
          广日声称,假如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继续作战,把战争进行到使
      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更苛刻的条件。第二天清晨,狄克逊即将日方
      条件电告本国政府,同时建议德国政府应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其接受这些条件,并
      令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汇报战局时应“鼓吹和平谈判”。德国政府接到狄
      克逊报告后,认为日本方面的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十一月
      三日,德国外交部长电令陶德曼,把日本的和谈条件通知蒋介石。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样熙也
      在座。见面后,陶德曼即将日方的条件转交给蒋介石,要蒋考虑:不应该在仗打到
      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与日本谈判。但蒋介石心里明白,虽然当时战局仍十分紧急,
      而上海、太原尚未失陷,九国公约会议也刚刚开始举行。
      
          因此蒋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蒋介石向陶德曼解释说: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
      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蒋还说,现在中国正在受
      到布鲁塞尔会议列强的关怀,“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
      因此他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但谋求与日本直接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与日
      本妥协,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却是蒋介石集团所愿意的。蒋介石表示:对日方
      的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蒋还特别关照陶德曼说,对于这
      次调停活动必须“严守秘密”,而且要自始至终由德国做中介人。陶德曼满口答允。
      
          有了蒋介石的这番话,陶德曼的活动更加频繁了:
      
          十一月九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尔肯毫森,按照陶德曼的
      要求,在南京向孔祥熙和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成局的严重”,要他
      们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十
      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在汉口访晤孔祥熙,对孔劝降。
      
          十一月二十九日,陶德曼在武汉访晤外交部长王宠惠,重弹德国的主张。
      
          十二月二日,陶德曼在南京再次会见蒋介石,蒋又表示,日本所提各点,可以
      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陶德曼热衷此事,不辞往来奔波之劳,使蒋介石深深感激,然而,蒋介石集团
      的妥协退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和谈”口子已开,汪精卫集团的“和平愿望”
      受到了鼓舞,于是他们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参予策划对日的秘密谈判。
      
          十二月五日,汪精卫以接见新闻记者之机,发表谈话说:
      
          “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九时,汪精卫又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在汉口中央银行主持召
      开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会上由外交部次长徐漠报告了陶德曼
      调停的经过,讨论了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
      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真想同国民党政府实行停战议和,更不是只满足于占领
      东北和华北,而是要独占整个中国。所谓“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
      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月中旬攻陷上海、太原,十二月
      中旬占领南京、济南,而此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也在对日
      本侵华战争无可奈何之中结束。美、英、法等国唯恐得罪日本,都力图推卸责任,
      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者中国各打五十大板,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狂热的军国主义
      气氛,使侵华日军陶德曼热衷此事,不辞往来奔波之劳,使蒋介石深深感激,然而,
      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和谈”口子已开,汪精卫集团的
      “和平愿望”受到了鼓舞,于是他们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参予策划对日的秘
      密谈判。
      
      
      
          十二月五日,汪精卫以接见新闻记者之机,发表谈话说:
      
          “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九时,汪精卫又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在汉口中央银行主持召
      开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会上由外交部次长徐漠报告了陶德曼
      调停的经过,讨论了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
      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真想同国民党政府实行停战议和,更不是只满足于占领
      东北和华北,而是要独占整个中国。所谓“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
      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月中旬攻陷上海、太原,十二月
      中旬占领南京、济南,而此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也在对日
      本侵华战争无可奈何之中结束。美、英、法等国唯恐得罪日本,都力图推卸责任,
      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者中国各打五十大板,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狂热的军国主义
      气氛,使侵华日军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蒋介石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
      潮冲倒,同时日方提出的条件过多地损害了他的统治利益,因而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不顾日本规定的期限,采取拖延的办法。同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既嫉妒蒋介石对英
      美帝国主义地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
      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认为日方尽管提出了如此
      苛刻的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新条件后,汪精卫
      即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
      接受,与日本谈判。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
      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意,责
      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同意,你何必一
      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
      回答:“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
      子,只好怏怏而去。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接受日本的迫降条件,日本帝国主义老羞成怒。一
      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扬言
      “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
      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
      设。”叫嚷“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
      于新的中央政权。”至此,日本政府下决心除使用武力外,用扶植伪政权的办法来
      逼使国民党投降。一月十三日,核心内阁又举行会议,把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定为七
      十二小时,威胁国民党政府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
      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
      了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所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耸人听闻
      的措词,指斥国民党政府至今“不了解帝国的真意”,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
      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过了二天,日本政府发表《补充声明
      》,说“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同一天,
      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
      
          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对于近卫声明,国民党政府迅速作出反
      应。十八日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全力以维持主权与行
      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日,
      日本召回了其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陶德曼
      调停宣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开展建立使之能够驾驭的“与之更加充
      分合作”的傀儡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已在北平炮制了以王克敏为
      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该政权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北平、天津
      等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
      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
      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
      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唐任赈济部总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日本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
      长兼交通部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部长,
      陈锦涛任财政部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部长,任援道任绥靖
      部部长。此后,又积极策划南北两个伪政权合流。虽然,在日本人眼里,王克敏、
      梁鸿志之流是其忠顺的奴仆,但是利用国民党为其统治工具,会比他们这些早为人
      们不齿的北洋军阀余孽更起作用。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
      手”的声明,却仍在继续不断地开展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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