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我们和女儿一起成长

昔日重来（4） 2000年我快毕业答辩的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四五月里的北京, 我每天穿棉衣去打针。军队医院里似乎总只有我一个病人, 静悄悄的。我小时候经常扁桃体发炎，每年要去儿童医院好几次, 都是我爸或妈用自行车带我, 因为怕我晕车。冬天的时候, 工农广场前冰雪从未融化，爸妈就下来推着自行车走。爸爸问我要不要冰糖葫芦, 我只要一小串。回到家吃药前, 妈总用手摸我头看我是不是发烧。她的手冬天总冰凉, 脚也是, 要穿两双袜子。有个春天我爸带我看病, 给我买了一个唐老鸭胸章, 我把它别到黄色的夹克衫上, 好几年。好的东西就那样, 贫苦的时候不觉得艰辛, 富有的时候不觉得奢侈。在过去的四年里, 我从温哥华到南加州, 如今又住在西雅图。每个雨天的傍晚里, 关上百叶窗, 开亮所有的灯。收音机里一样是为你亲爱的人点播他喜爱的歌。一样是丈夫为妻子, 子女为父母, 兄弟, 姐妹, 和朋友 ,一样是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和喜悦。在这样一个深夜，我为着莫名的理由而清醒着，拽着被角, 心底流淌出一丝温柔。 现在可能是我们一家人最好的时候，五口人都是能照顾自己的成年人，并且都有事情在做。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爸爸妈妈完全进入老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是比较独立并且平等的。在这种关系里，我觉得所谓的爱，就是尽了自己的复杂去体会，知道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偶尔涌起一点温暖的回忆。昔日重来刘天昀我十年前离开长春, 到北京念大学。当时的心情我是无论如何也重复不出来了。我却还记得我穿着暑假里大姐按照大学的流行样式给我买的新衣服。我跳下车, 看到小雨里大姐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于是我告诉她, 妈妈在我的裤子里缝了很多钱。我不记得上火车前爸妈的表情: 只是他们为我的晕车做了所有的准备。 在这一年前, 大姐已经去北京念书了。那一年里, 每周末，我们四个: 穿厚垫肩大衣的爸妈, 小昭——手里拿我的政治书, 帮我背，我们在初冬的傍晚, 穿过各家的白菜堆, 去给我大姐打电话。我也记不得我是不是很想我姐了。只记得那年寒假里的一个早晨, 窗上的霜还没化, 我姐回来了。我见她跳进屋, 心里一愣: 天那！她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姐姐带进一身凉气, 手也冰凉的。她大叫着: 火车可真脏 ,我衣服上什么病菌都有!我们家小小的临湖的房间一下子就满满的了。她从牛仔书包里掏出一只白绒兔子, 有两只粉色的耳朵( 它现在还躺在我的衣橱里) 。接下来的春天, 我常常看见那些她从北京带回来的小东西摆在书架最上层: 其中包括一个石膏刷金粉的小长城。北京，还有大学就慢慢地走近了。 那时我一定是缺乏意识：我没有看到小妹妹长高了, 她开始有那么多我却没有的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也没有注意到爸妈那么多的牵挂；我没有一点儿兴奋地上了火车, 却非常地害怕晕车。然而, 几年后, 当我从车窗里看到爸爸用鞋尖碾碎烟头 ;妈妈紧咬着嘴唇时,我心里总是被揪起来：生活的脚步就是离别的脚步。  北大女生宿舍楼旁有一排电话亭, 每个周末我和大姐总是要排队排好久, 走进每个小格间, 味道糟透了, 电话上还留着前一个人的热度。妈妈总是在电话里说: 大宝带小昀去吃点好的! 过一会儿姐姐就把电话递给我让我说。我却只会说学习很忙, 不累。接下来, 大姐就会和我去打开水, 然后和我挤在一张小床上。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先是爸爸秋天来看我们, 然后冬天妈妈也来了。爸妈都住在姐姐学校的招待所, 理由是我太忙不能太打扰( 我怎么会是那样?)。妈妈来的时候为我和姐姐买棉衣, 去的是公主坟, 回来时竟找不到小公共汽车, 在冷风里走了好久。我很少看到我妈做针线, 那天回来后她坐在我下铺的床上给我缝帘子: 是绿色的卡通花布, 受到过很多艳羡。妈妈当时在想些什么?  大学的第一年暑假, 小昭来了。她童装打扮( 虽然已经16岁),并且一身红, 一个人就跑北京来了。她到大姐宿舍的时候已经一头汗, 特别绒细的流海贴在脑门上。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北大, 捏着她汗渍渍的小手把她介绍给我同学。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每次小昭去我班里向我借钥匙, 都是在教室门口探出小小的头来, 我总是飞奔过去, 把钥匙塞给她, 让她快走。她总是恋恋不舍的。小昭到哪里都喜笑颜开, 讨人喜爱。我要去军训, 收拾行李, 洗衣服, 她就跟在我左右。吃晚饭时, 我特意去“学五”买茄合给她吃。很多年来, 我都把她当小玩意儿。直到有一天她一语惊人。后来她来清华的时候, 我已经大四了。她一下子长成漂亮的大姑娘, 我都浑然不觉。 那一年秋天, 我姥爷出车祸去世了。我在学校里什么都不知道。寒假里回到家, 看到妈妈眼里有泪, 满脸都是悲伤。她的手腕骨折缠着绷带。我爸每年冬天腿都犯病, 心情也就随之抑郁。我猛地一下子有了责任感, 有一种无知的勇气, 却无所事从。然而过了春节, 我依旧得回北京。我妈的头发不够茂密, 每次在我们走之前她会好好洗头, 显得蓬松。我爸拖着病腿一定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在北京读书七年, 十四个寒暑假, 没有例外。 我喜欢暑假里回家。长春安静凉爽。爸妈都非常忙, 但总会找一个傍晚去南湖大桥, 吃烤苞米, 并且照相。妈妈总是穿花纱裙子, 头发梢有自己烫的小卷。湖边有一片小树林, 模样越变越糟, 后来常看到一群人练气功。但我们窗前的湖水连日色, 却总没变。我还记得西窗台上的几盆花, 一个是高大奇怪的仙人掌; 奶奶留下来的从没长大过的青石山; 再就是7 月里刚刚种下的二月兰; 有一棵妈妈引以为荣的葵红, 挺着长颈; 长春盛行的君子兰有时也立在角落里: 花盆里有小小的白虫子。每年夏天, 我都爬到书架上把好几盆吊兰枯萎的叶子揪下来, 浇水, 换托盘。我并不喜欢花草, 但它们是我们家的。 我小时候有个一起上学的好朋友, 独生子女, 曾住在我家楼上。他爸爸自己会做家具, 刷地板。他家里雪白的书架上摆的全套古典名著都带单位图书馆的标签 ( 那时候借单位的书似乎不用还, 至少可以摆两年),和书对应的是翠绿的硬塑料吊兰 ,真是整洁得寒气逼人。我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开头是,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我上初一的时候, 我同座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就和他比, 看了哈代的一个严肃的节选。直到前两年 ,看了电影才知道那是《无名的裘得》。可以想像,我当时对父母的理解并不比我对书的理解深。但所有这些, 悄悄地沉积在我身体里。 后来在北京和大姐、小昭住在一起, 房间又大又明亮, 我和小昭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回家。直到过了半年, 我才慢慢觉得那是我家。我们每天给父母打电话, 他们如果争吵, 我心就提着好几天。后来我第一次带常豫回长春见我父母, 我们四个人去“物贸”吃饭, 吃的是羊肉丸子冬瓜汤。看到父母待他像客人又像亲人, 真是奇怪的感觉。一下子就想, 我总都是爸妈的孩子, 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爸在北京帮我们装修房子, 有一个多月。可是房子修好了, 他便回长春了。我那半年都浮躁不安, 骑着自行车瞎跑, 什么也没看到。等到两年后的“十一”, 爸妈一起来北京。他们不让接, 早上八点就在楼下按门铃了。他们拎着印有“会议纪念”的旅行袋, 里面装着沉甸甸的月饼。直到现在, 我妈都觉得硬梆梆的五仁月饼好吃。北京的家是他们的家, 可在这里他们却成了老人。我们全家去北海, 要坐满两辆出租车。我担心晕车, 要坐在前座并且把头探出去。风吹到脸上紧绷绷的。一会儿, 大姐打手机来, 告诉我把头缩回去, 危险! 北海公园里面很多人, 我们买了一个会翻跟头的小猴子, 又去坐船。大姐和爸妈坐在我对面。他们头上是白塔, 还有塔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真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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