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7)
      
          那是一个人心难测的时代,平常生活中一向和和气气的同志到了批判会议上都
      会突然变得浑身充满了斗争性,全部露出一副欲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嘴脸。
      
          我不想再细述“文革”期间我遭冲击的细节,自然,我所受的那些委屈比起老
      革命家们和受冤屈的著名知识分子们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
      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如今记得最深的不是我的所谓的“壮烈”的、受批判的
      经历,相反,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岁月里,婉媚可爱的人性和那片土地上淳朴的人民,
      却永远在我的宝贵的记忆当中。
      
          下放连队我们班里有一个叫冯清英女干部,长得很清秀可爱,家住长江之滨。
      她不但人脾气很好,而且对我格外照顾,从来不参与批斗我的活动,并且每次深夜
      批斗我散会以后,她都暗暗跟在我后面,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一天,我心里实在被她跟踪得发毛:“小冯,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啊?是不是组
      织让你盯我梢的?”
      
          “不是啊,你误会了!”
      
          “那你跟着我干什么?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这样的,我看你经常挨批斗,我怕你上了大学的人比较脆弱,怕你想不开。”
      冯清英怯生生地说。
      
          顿时我的脸就红了:郭光允啊郭光允,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哇!人家
      这样关心你的安危,你却居然怀疑人家是盯梢的!看来你被斗争刺激得太敏感了!
      
          想到这里,我便说:“小冯,我是个男同志,夜深了你这样跟着我也不太方便,
      不过我真的谢谢你了!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自杀,我还有一大家子
      人要养活呢!”
      
          “小郭,你就别那么硬了,你就承认一次错误吧。你认错了,以后他们就不会
      老批你了。”
      
          “小冯同志,我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宁愿一天三顿
      地挨批斗,也不愿向他们低头认错。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驴脾气。呵呵。”
      
          听了我这番倔强的话,冯清英摇摇头,然后轻轻笑了起来,对我的固执表示理
      解。她笑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就透出一股浑然天成的淳朴美。可惜,我离开干校后
      就没有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这段感激她的文字呢?
      
          “为什么我的眼中总是含着泪水……”
      
          我的心眼好,脾气也好,又有文化,所以跟当地农民很快就打得火热,我经常
      帮助缺乏男劳动力的家庭干农活。农民出身的我干农活样样拿手,特别是插秧,我
      插秧的速度、质量在那个村子还没有几个农民赶得上我。而农民兄弟们见一个大学
      生插秧插得这么好,也都是啧啧称奇。南方的田大多数是水田,水田里蚂蟥和水蛇
      尤其多,特别是蚂蟥,那儿的蚂蟥叫“牛头”,是专门叮水牛的,吸水牛的血,因
      此个很大。大的足有好几寸长,一叮上身就很难摆脱掉,而且还很脏,传染很多疾
      病。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还是很虚。一天我打了场篮球以后
      就累得不行了,回去以后,猛然发现同伴看我的神色有点奇怪,我问是不是我脸上
      有什么东西,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想起自己一年多没照过镜子,便找
      来一面镜子照了照。一看镜子里的人我吓了一大跳:我的脸色跟黄裱纸一模一样了
      啊,整个人简直都快没人形了!半是因为身体确实太虚弱,半是心理作用的缘故,
      我倒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差点死掉。因为长时间不穿鞋的缘故,脚也溃烂得一塌
      糊涂。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身体虚成那样,居然还能挑着200 斤的担子跟没事人
      似的,真是不可思议。
      
      
      
          人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
      
          1971年和1972年的春节我都无法回河北和爱人一起过,只有一个人寂寞地在小
      土坯房里。我偷偷从农民家里买了点面,想包一顿饺子吃。结果怎么也找不到肉,
      无奈之下,只有在素馅里多放点油。找不到擀面杖,就砍了一小截高粱秆来代替。
      饺子包好后,平时不怎么吃饺子的南方农民们一尝,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啊!吃一
      顿饺子成为我那两年的新年惟一的乐趣。
      
          1971年9 月13日,“亲密战友”出事了。
      
          这一事件算是我在干校下放连队劳动生活的一个小小转机。因为整我的副连长
      曾经因为我对林彪表现出不敬的态度而当着我的面宣布,要我在干校“毕业”以后
      划为“右派”——这一威吓还是很有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敢再不跟着说“林
      副主席永远健康”了。
      
          这下可好,从此杜连长见我之后再也不敢提以前的事了。我在干校的日子也好
      过多了。
      
          到1972年4 月12日,我两年的干校插队落户的生涯告一段落。
      
          我于1974年10月因档案的问题回过一趟荆州,顺便去看了看那所干校,尽管时
      隔不久,但是那里已经门庭冷落了。
      
          调回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委以后,真正能坐下来搞自己的业务时间也不长,
      做了不到9 个月,到了1973年大年正月初四时,我又被派到江陵县马山区枣林大队
      蹲点,帮助抓农业生产。
      
          我蹲点的农村当年的地名叫江陵县马山区枣林大队。
      
          蹲点的地方贫困同样让我触目惊心:那里的路面是“晴天一把刀(就是形容路
      况很差,凹凸不平像刀子一样扎脚),下雨乱糟糟”。当地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
      大都衣衫褴褛。当时那个村的壮劳力一年口粮是360 斤谷子,打成糙米只剩下250 
      斤,平均一天还不到7 两。老人和小孩就更少了。
      
          在那个疯狂荒唐的年代,老百姓想养一点猪啊鸡啊什么的都不许,要养,就得
      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想吃一点肉非常不容易。至于生灾害病什么的,情况
      就更悲惨,农民生病了,就只有像我小时候一样躺在家里挨着。能挨得过去,起来
      照样上工;挨不过去,就死路一条。
      
          虽然我在那里只待了不到半年,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给农民们办了一点实事的。
      
          我一到那里就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努力抓农村生产工作,开会从不用笔记本,
      我可以把每项产量、指标的具体数值都记得一清二楚,从不出差错。因为出身于农
      村,我便能经常亲自下到田间地头,甚至连秧苗质量都要自己下田用小木棍比画、
      监督。我知道,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整天夸夸其谈的干部,他们需要能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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