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

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4）程维高阻挠查清河北巨贪案就在他们密谋瓜分这笔不义之财时，检察机关从天而降，险些搅了他们的“好梦”。这年10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对其立案侦查并迅速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张铁梦被拘留后，李真和吴庆五都慌了神，为把张铁梦救出来，两人分头奔走张罗。这期间，程维高也对此案表示异乎寻常的 “关心”，他指示省政法委，一定要把张铁梦放出来。而当时省纪委书记刘善祥的态度非常明确：表示一定要查清这个案子。为此，刘善祥还派出省纪委、省经贸委纪检组一同查张铁梦的问题。在查案的过程中， “李真”这个名字也渐渐浮出了水面，刘善祥同另一位省委书记及时向程维高反映这个情况，并建议程维高不要再用李真做秘书，坦言“这个年轻人政治上不是特别可靠”。不料过了两天后，查案的同志向刘书记汇报说：不知为什么，张铁梦被放回家了。刘善祥一听就火了，立刻跑到程维高那里交涉：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大的案子，是谁指示放人的？程维高虽表面上镇定自若，把责任推到了省政法委，可是此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1993年10月11日，张铁梦挪用公款案被撤销。张恢复职务后，想办法将2000万元人民币挪至吴庆五指定的账户，后吴庆五将这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个人投资经商，并分给李真15万美元、10万元人民币和位于北京市低压电器厂宿舍楼的商品房一套。张铁梦被保出来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而对《调查结论》，程维高是怎样批示的呢？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批语：“此事已经调查清楚，以后任何人再不要提起此事，谁也不要再用这个问题做文章。” 省委书记为什么在一份文书上批上这样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批示呢？因为查张铁梦就是等于查李真，而查李真他程维高也脱不了干系！河北巨贪暴露以后，张铁梦躲到了爱尔兰，对于张铁梦的逃走，程维高是难辞其咎的。至于前面提到的李国庭，他的被捕过程说起来则让人啼笑皆非。 1999年，李国庭与一个北京个体户合伙走私烟草的事东窗事发，他从张家口逃至廊坊，打算出国。不料这个年近70的老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廊坊跟一个寡妇同居。同居期间，不幸患上流行性感冒。老年人的身体一般比较虚弱，李国庭害怕自己死在异乡，表示“死也要回张家口”。结果他一出张家口火车站，就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张家口公安干警们抓获。警方抓住了李国庭，录了李的口供，查收了李提供的相关证据，顺藤摸瓜，李真也就被查出来了。接着就是李山林等人，直到最后的程维高。李真被执行死刑以后，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公布了程维高写给中央为李真辩护、开脱罪责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1995年。当时，一封写给中央的匿名信揭发了李真的一些问题。程维高得知后，在出访韩国前立即给中央写信反击那封揭发检举李真的信，这封信 “义正词严”地要求中央“从大局考虑”李真的问题。 3 月3 日下午，我到××部汇报工作时，××部负责的同志跟我讲到最近有人举报我的秘书李真用受贿所得的100 万元为其妻杨某向新加坡移民一事。因我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完全清楚，我向××部负责的同志把情况作了介绍，考虑到这封举报信××部都收到了，也必然会发到党中央、中纪委……经国务院批准，我7 日将赴韩国、新加坡、越南签订一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来不及当面向你们汇报这一问题，故去信先作简要说明，待我出国回来再作详细汇报……去年12月中旬，一个自称××部办公厅秘书的人打电话给我，向我举报李真这一事。第2 天我即作了亲自调查，结果（查清）这件事纯属诬告。今年2 月中旬，此人再次打电话给我，仍然举报这两件事，并说李真的家属杨某将于2 月25日出国到新加坡。我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举报人。事后我要李真的家属于2 月25日离开石家庄（先去天津姐姐家，再到沈阳父亲家），目的是看此人还想耍什么花招。我预计此人一定会用新的招术，因为此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诬告李真，为什么不先向中央举报，而先向我第二次用假名举报，最后为什么再用匿名信向中央举报，我是完全清楚的。河北情况复杂，一言难尽。对于这件事我可以对你们绝对负责，我希望你们接到此信后，能从河北的大局考虑，慎重处理。事隔几个月之后，程维高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继续公开庇护李真：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两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 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 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买了一个移民资格，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关于这两件事，此人电话来后，我做了了解，纯属造谣。一、关于车的问题，去年10月李真同志为了方便借了一辆凌志400 在北京跑了几天。告状人说李真买的车，根本没有这回事。二、李真同志爱人现在仍在石家庄，我最近已多次见到杨，根本没有移民新加坡。程维高果然是“爱憎分明”：他倚仗手中权力尽力关照李真等人的同时，对 “固执”的老干部刘善祥却进行打击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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