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不可得罪（8） 更多更多的是难堪的记忆。 在前8 年，我希望告诉读者多一些“针尖对麦芒”式的故事，哪怕是专政机关 对我下手，哪怕是李山林雇人殴打我的故事发生，都会带来一种血淋淋的快意，可 是，更多的是压制和威胁。 我不讳言一个中国公民自身的局限：我动摇了，想和和气气地化解矛盾。 历史应该感谢李山林，倒是他老人家的不宽恕使我恢复了决心和勇气。说起来 像个笑话，但确实是事实。 一段时间里，我也试探着另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同这个李主任实现某种沟通？ 一个主任，一个主任手下的处长，老是这么搞摩擦，把单位内部的矛盾搞得这么白 热化，这么你死我活，而且带累了不少同志。当然这一切是李山林引起的，他的目 的是要排除异己。一种灰溜溜挺失败的情绪支配着我，我想：算了吧。我还找出理 由来宽慰自己：能否在求同存异的清况下“向前看”？且不要说“求大同存小异”， 因为我不可能认同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不可能认同他的世界观。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样，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求小同存大异”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两家孩子又同在天津上学（是同班 同学），如果把精力耗在闹不团结上，心情不舒畅、工作没法做不说，给孩子的影 响也不好。 这期间，李山林也托我老伴办过事，李山林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我爱人 就在坐火车上给予他们某种方便，比如安排铺位、吃饭什么的，我跟李山林虽有矛 盾，但这种事只要他说了，我和我老伴就尽心去办，而且办过不止一两次。我的二 儿子跟李山林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有一次李山林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女儿要返校， 但孩子身体不好，又晕车，能不能在路上给她安排得舒服一点。我就让我的儿子退 掉了本来订好的车票，让他们俩同车返校，路上照顾好李山林的女儿。我也不讳言，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了某种“巴结”的意味——但想起来可怜，这种 “巴结”，并非想改变乾坤，攀附上李山林，从此成为他的“门下走狗”。我只求 能唤起他某个层面上的“良心”，或者说激醒一个国家干部的正常思维模式，别一 味整人，而应该用全部精力“整工作”。 李山林的女儿写信回来，说这是她最愉快的一次旅行，没有晕车，非常舒适， 等等。 孩子尚且这么懂事，而他呢？上班以后就当没这回事一样，该整你照样整！ 李山林就是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很明显，跟这样的人实现“沟通”，是异常困难的。 当时李山林整我的时候，主管我的副主任还劝我，他说，你这人就这么个毛病， 从来不到领导家里去拜年，从来不跟领导说句好听话。你跟人家低下头，一家子到 李山林家里去聊聊天，两家人一说一笑就过去了。有些市政府领导也劝我去找找他， 融洽一下，他就不会一门心思整我了。 我前思后量，决定和爱人一起登门拜访李山林。 到了他家以后，李山林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谈事。我们就在另一间屋里跟他爱人 先聊着。 李山林老婆抱怨说：“你看他忙的！过年了家里还不消停！我早就劝过我们家 老李，趁这个时候赶快多捞点钱才是正理！别的都是虚的！” 过一会儿，李山林的客人走了，我和爱人过去了。 我对李山林说：“山林主任啊，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 李山林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似笑非笑，没吭声。 我接着说：“查了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有一句话叫‘当局者 迷，旁观者清’，我们之间的疙瘩，同志们也有议论，有些是工作矛盾，有些是意 气之争，希望从此以后，我们都放放眼量，把工作搞好。” 我又说：“我自己没有问题，这也是监察纪检方面做的结论。可能你觉得我有 缺点、有错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听一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好改正。我在这 里表个态，今后一定实实在在地帮你做工作。” 李山林怎么反应的呢？他从沙发上跳起来坐下，又跳起来坐下，跳了多次，就 那样疯疯癫癫、神态亢奋地说着一些话，思路极不连贯。但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是 焦躁的，他表现出的非理性让我感到有些担忧。 他大声地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有一点问题的话，我早叫公安局把你 抓起来了！” 又说：“我建委没人，我是一个人调来的。建委的老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不提 你了，你不是比我厉害，比我行吗？” 他就是这样，一会儿跳起来，又一会儿坐下，跳了两个小时，像个戏剧人物一 样发表了一通独白，抱怨、咒骂、咆哮了一通，我们两口子有些无可奈何地坐在那 里，任由他发泄不满。后来他一看表，快10点了，就说：“我头痛死了，你们赶紧 走赶紧走。” 我就说：“李主任你说完了，我得说两句。你今天说得好，我一定接受，你也 查了我没查出问题，以后我一定帮你好好做工作。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 临走的时候，李山林又做了一个姿态。他要送我们，说：“我今天破例了，我 从来不送客人，可是今天我冲老贾（我老伴）是党委书记的份上，我送送你们！” 这是我跟李山林的一次纯私人性质的会面。 然而我失望了，他把我一个知识分子本能的柔性的、善良的一面当成软弱可欺。 他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因此他不可能因这次谈话而产生感情上的触动，更 不会改弦更张。 当时我们去他家，确实是出于我老伴的身份，是一个有几千职工企业的党委书 记，他对我们还不太过分。 这次访问表现出的妥协态度，或许能成为改写历史的一个机会，至少我在这出 戏中扮演的角色会从此改写。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我一度对李山林这个人 寄予的某种幻想的破灭，导致这出“大戏”按照惯有的路线发展，这也说明，支配 着“戏”的情节发展的，不是一两个人的转念，而是隐藏在表象下的历史规律，也 是因为领导劝我，我才“登门谢罪”。结果我去了，他也“大度”地表示：你没有 问题。然而上班以后，好像未曾发生过什么。“登门谢罪”无济于事。 在失望之余，我也开始琢磨起这个人来，从人性的角度讲，我认为李山林是复 杂的，我甚至有些怜悯他了，因为他也有他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这个人惟一的可怜悯之处，就是被权欲毁坏了心智， 变成了一个偏执狂。按照我的话：又叫当官偏执狂。成天想着当官，想着谁会阻碍 他当官，想着怎么样去清除阻碍他当官的人，琢磨着怎么去巴结、逢迎对他升官发 财有用的人……他不想着工作，一天到晚净去琢磨这个。你说他心态能健康吗？他 肯定是焦躁的、不安的，因此他的那些古怪的举止、异常的神态和措辞的混乱，在 我看来，用被权、财、色侵蚀了心理健康的偏执，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一年，如果不再冒出“副市长选举”事件，我和李山林的矛盾实质也可能真 的就掩盖在“单位矛盾”的表象之下了。 这一年，如果我的肿瘤查出来是属于恶性的，也许我就放弃了。 在中国，每年有许多贪官落马，大家在欢呼反腐又取得成果时，却忽略了这样 一个事实：那些相关的举报人有哪几个会成为舆论所充分肯定的人物？大家兴趣盎 然地研究“贪官现象”、“58岁现象”、“堕落者的心路”，而贪官的一个重要对 立面——举报者和潜在的反抗者，却很难成为故事的主角。这个原因有多方面，一 是举报者有自己的顾忌；二是大家也不太愿意读这类“好人蒙屈、坏人猖狂”的故 事；第三个非常重要，“文革”以后，老百姓和干部对这种单位内部斗来斗去的事 挺反感，所谓“事出有因”，被告的人固然不好，告状的人也不是什么善茬。在这 种大环境下，需要叙清“动机”和“缘由”的反而是告状的人，“你为什么告状”、 “如果李山林不整你，你告吗？”这一类疑问，老是在纠缠着我。 假如说李山林在1993年前后就被处理了，不会有任何一级组织会表态说李山林 的错误事实还有“打击和迫害如实反映其情况的郭光允同志”。也就是说，你必须 付出足够代价，你挨整的水准到了一个“级别”之后，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才有 望得到一个中肯的评语。 这不是牢骚话，这是反腐工作必须探讨的一个新课题。为什么“腐败不臭，反 腐不香”？为什么弄不好有些人会因为“反腐而败”？ 我的阻力实在是太大，因为我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了，这期间有很多告李山林 的信到了市里，其实很多信并不是我写的，但市长认定有我的作用，对我印象很不 好。 这一年，惟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是：我的肿瘤检测化验的结果是良性的。我的 命保下来了，家庭也无所牵挂，我就把斗争当做我的首要任务。我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要让人看我郭光允如何不好惹，我不能让建委的“不正常”再继续下去了。我 把艰苦和磨炼看成平平常常的事，我这种心态，使我在后几年的更大的风雨中能够 经得起考验。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