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之威与厚颜无耻
      
          5 月7 日,日军在琅峤登陆。18日正式与台湾当地居民交火,5 月22日进占石
      门。在继续进攻时受到土著居民的阻击,损伤较重,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也阵亡。
      
          牡丹社攻破后,数百人逃往山顶。在这次战斗中,据一个曾参与这次侵台战争
      的日本军医落合泰藏的回忆,“我凯旋士兵,获得首级12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
      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了。”〔2 〕自此开始日军的残忍性就已经暴露无疑。
      日军自恃武器装备精良,而土著居民只有火枪、长枪、弓矢、刀矛等落后武器。因
      此日军目空一切、野蛮成性。26日夜又杀伤5 人,杀死2 人。28日,日本增兵200 
      多名从石门进入,80余名从风港进入,杀死台湾人3 名,生擒5 名。据中国的官民
      报称,生番死者多于日兵,而日本将领则称日兵死者多于生番,其实这正是日本为
      其勒索要求留有借口。在攻入牡丹、高士佛、加芝城、竹仔等社后四处纵火焚烧,
      造成了当地土著居民严重的死伤。日军实行军事威慑的同时,还以好言好语和金钱
      对台湾各社诱降。7 月中旬,日军完成了对各社的征服及诱降。侵台日军先后撤回
      沿海一带,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以后虽时有增减,在其驻地附近虽时有骚扰,
      但从整体上说,军事行动阶段已基本结束。
      
          在日军暂停军事行动期间,西乡就透出索取赔款的意向,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
      在7 月21日的上奏说:“退兵不允,因求贴费,赔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万不可
      开之端”〔3 〕。必须增台防兵力,以应其变。而此时日军自身所面临困难日益增
      多。日军远离本土,从出征之日起就遇到运输困难、给养匮乏等问题。士兵自登陆
      台湾后就因水土不服,肠胃病等不断出现。6 月中旬,疟疾患者日有增加,到8 月
      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疟疾。整个侵略军都处在疾病的威胁下,每天死亡经常自数人
      至十多人不等。日军此次侵台,前后7 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多人,战死者只有12
      人,病死者却达561 人,可见病情之严重。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益低落,厌战情
      绪遍及全军。何况,此时沈葆桢已带海陆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日本既然在军事
      上讨不到便宜,就想在外交上捞一把,而在台的驻兵和驻地则成了它向清政府进行
      讹诈勒索的重要手段。  
      
          7 月中旬战争基本结束后,柳原前光受日本政府之命前赴北京,15日政府训令,
      要他在对华谈判中掌握这样的要领,即:日本取得赔偿,然后把已经攻占的地方归
      还中国,“但在谈判中切不可露出欲求偿金之词色”;如果谈判逐渐进入偿金问题
      时,关于其数额“切勿由我方提出”。〔4 〕这个训令标志着日本要以外交手段索
      赔罢兵。为了不立刻表露出向中国要钱的企图,首先从否定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
      入手,强词夺理向清政府诘难要钱;后经多方讹诈不成,才不得不亮出牌底。在第
      五次会谈中,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日本将撤回兵力,台湾的事情由中国政府自己
      解决。但是本国为此事费尽财力,想要台番偿还,而台番无此力量。中国怎么可以
      让日本士兵空手而归呢?”〔5 〕日本丑恶的嘴脸暴露出来了。而在清统治者方面,
      自8 月下旬以来,已在酝酿、讨论用某种名义给日本一点钱,促其退出台湾。现在
      日本既吐露真情,双方在一个基点上便走在一起,这就是清政府出钱,换取日本退
      兵。但总理衙门只肯以“抚恤”遇难之民为名,“酌量”拿出些钱;而日本则要求
      偿付“兵费”,并且一开口就“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6 〕。
      
          双方差距较大,一时难以合拢。后来大久保利通向总理衙门提议,中国应完成
      由日本已经开始的惩治藩人的任务,并且应对日本支付三百万元的赔款。赔款的要
      求被拒绝后,这位日本特派员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宣称必须于10月19日以前予以
      解决,否则日本将继续已经进行的任务。并曾以罢议回国相威胁,事实上他自己最
      怕决裂的,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谈判不得而终,……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
      ……
      
      
      
          势必至无理开战。……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7 〕因此大久保
      利通一面与总理衙门从事正面谈判,一面运用驻北京的英、美、法外交团帮其对清
      政府施压,并终于在多次的谈判中达成了最有利于侵略者的协议。
      
          藩人的任务,并且应对日本支付三百万元的赔款。赔款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
      日本特派员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宣称必须于10月19日以前予以解决,否则日本将
      继续已经进行的任务。并曾以罢议回国相威胁,事实上他自己最怕决裂的,在他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如谈判不得而终,……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势必至无理
      开战。……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7 〕因此大久保利通一面与总理
      衙门从事正面谈判,一面运用驻北京的英、美、法外交团帮其对清政府施压,并终
      于在多次的谈判中达成了最有利于侵略者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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