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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妈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1936年12月到1941年1 月,她在黄土地
      上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零两个月。离开延安去苏联见外婆时,妈妈说的是一口纯
      正的陕北话。妈妈曾经是一个陕北女娃。
      
          另外,要是按中国人传统的祖籍说,我是正正经经的西安灞桥人。爷爷孔丛洲
      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他成为在“西安事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防司令,都没有
      离开关中这块厚重的土地。爸爸孔令华也生在西安,成长在延安。所以,无论从哪
      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我的老家。
      
          2004年春天,我走访了爷爷的老家——西安、妈妈出生的地方——保安和外婆
      与外公的最后一个家——延安。陕西“三安”之行,是我三重意义上的“回家”。
      
          一到西安,我就和当地同志商量,如何尽快去陕北。时至今日,延安有了飞机
      场、火车站和汽车站,应该说交通比外公、外婆那个年代方便多了。不过,七百多
      公里的距离,让人觉得陕北与西安之间还是很遥远的。大家推荐坐汽车,由负责接
      待的张科长开车相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太阳已经高悬天中。前面车辆停了一长串,可能
      是因为修路的缘故。我建议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却发现前面道路拐弯处有一处新近
      整修过的院落,居然是洛川会议纪念馆。大门开着,宽大的庭院里静静的,没有一
      个人。一棵高大的古槐撑起绿阴,遮蔽着一个紧锁的小院。后来我得知,会议旧址
      的确认就是以人们记忆中的这棵槐树为依据的。陕北老树不多,有一棵就特别显眼。
      
          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说实在的,对于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知道的不会比
      课本上提到的多到哪儿去。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有一位老同志在回忆录
      中提到过洛川会议与外婆离开延安的关系:
      
          “1937年5 月我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
      见到一些叫人费解的情景。这是悲是喜?是善是恶?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很久很久,
      才有了答案。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住着一幢
      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使他们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
      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
      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
      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就被找去过。
      听她讲一讲,也没有搞清她为什么生气,再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
      诉苦就是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
      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
      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
      (引者注: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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