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妈妈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1936年12月到1941年1 月,她在黄土地 上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零两个月。离开延安去苏联见外婆时,妈妈说的是一口纯 正的陕北话。妈妈曾经是一个陕北女娃。 另外,要是按中国人传统的祖籍说,我是正正经经的西安灞桥人。爷爷孔丛洲 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他成为在“西安事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防司令,都没有 离开关中这块厚重的土地。爸爸孔令华也生在西安,成长在延安。所以,无论从哪 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我的老家。 2004年春天,我走访了爷爷的老家——西安、妈妈出生的地方——保安和外婆 与外公的最后一个家——延安。陕西“三安”之行,是我三重意义上的“回家”。 一到西安,我就和当地同志商量,如何尽快去陕北。时至今日,延安有了飞机 场、火车站和汽车站,应该说交通比外公、外婆那个年代方便多了。不过,七百多 公里的距离,让人觉得陕北与西安之间还是很遥远的。大家推荐坐汽车,由负责接 待的张科长开车相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太阳已经高悬天中。前面车辆停了一长串,可能 是因为修路的缘故。我建议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却发现前面道路拐弯处有一处新近 整修过的院落,居然是洛川会议纪念馆。大门开着,宽大的庭院里静静的,没有一 个人。一棵高大的古槐撑起绿阴,遮蔽着一个紧锁的小院。后来我得知,会议旧址 的确认就是以人们记忆中的这棵槐树为依据的。陕北老树不多,有一棵就特别显眼。 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说实在的,对于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知道的不会比 课本上提到的多到哪儿去。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有一位老同志在回忆录 中提到过洛川会议与外婆离开延安的关系: “1937年5 月我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 见到一些叫人费解的情景。这是悲是喜?是善是恶?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很久很久, 才有了答案。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住着一幢 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使他们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 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 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 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就被找去过。 听她讲一讲,也没有搞清她为什么生气,再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 诉苦就是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 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 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 (引者注: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