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十月春雷最后的岁月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但是从1971年“9 ·13”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 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年1 月6 日，曾在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八日这天，毛泽东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记住了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10号下午三时，午睡过后，他准时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自己摸索着穿上拖鞋。他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周恩来一听到毛泽东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他自己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赶在毛泽东的汽车的前面，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临时为毛泽东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 “我也来悼念陈毅，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 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 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 在场的几位老帅，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哀乐响起，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 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震响瓦屋。毛泽东参加这次追悼会时，因为身着睡衣开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病中的会谈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 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注目的中美首脑会谈。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 月、6 月、9 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死。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仍然千篇一律地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隐瞒了真相。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 1989年10月5 日上午9 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毛泽东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工作。她说，她虽在主席身边工作，但拿铁路服务员的工资，每月只有四十多元。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两袖清风。毛泽东病逝以后，她提着小包离开中南海时，说了一句话：“我来时是这样子，走时还是这样子，没有享过清福! ”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1989年她刚刚45岁，黑发里己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 张玉凤的丈夫刘金生在铁路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张玉凤回忆说：“1969年，‘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 ’、‘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且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 76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1970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年‘9 ·13’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张玉凤在毛泽东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张玉凤说，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年到1975年，他走路虽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的心肺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像他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为他念，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毛泽东口述，由秘书代写。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张玉凤更是付出辛勤劳动，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喂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一次，毛泽东一口痰没吐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毛泽东晚年多病，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毛泽东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年8 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疲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有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多少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共进晚餐，度过他一生的最后一个生日。这天中午，江青来看毛泽东，给他带来两个菜。毛泽东见了她，久久沉默不语，没说一句话。这天，金日成派人给毛泽东送来生日礼物大苹果，毛泽东拿着一个红艳艳的大苹果，看了又看，露出了笑容。 1976年1 月8 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擦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 毛泽东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又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 1976年5 、6 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了。七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这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一天，他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诵：“……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 桐何为而半死?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7 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伤几十万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他由中南海的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202 ”办公室。他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 月28日，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毛泽东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 诀别和哀悼 1976年6 月15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曾这样感叹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第二件事，他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曲折，并且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巨大的错误。即使如此，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伟大的功绩。从1976年6 月起，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开始轮流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经常值班的，有毛泽东保健医生率领的医疗组，有党中央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毛泽东尽管病情日益严重，头脑却一直很清醒。直到他逝世前五小时，还在看书报文件。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却带着她的人马在大寨“蹲点”、“视察”。9 月5 日，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打电话催她回北京。9 月7 日下午，江青从她住地赶来，一进门就对医疗组高声大嚷：“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接着就气汹汹地对医疗组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 你们要负责任。” 华国锋劝说江青：“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尽到职责了。” 9 月8 日凌晨，在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江青却要给毛泽东翻身。医务人员根据毛泽东病情，不同意翻身，但是江青根本不理医生的劝告，坚持要给毛泽东翻身。值班医生特地跑到202 号大厅请示王洪文。他赶到毛泽东病床前说，可以翻身。 1976年9 月9 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有透过口风。政治局委员们看到毛泽东安息的遗容，大家都悲恸地大哭起来。哭声中，江青却莫明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声：“大夫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啊! ” 在场的政治局委员知道，专家、医生为抢救毛泽东的生命，日日夜夜付出了及其艰辛的劳动，这怎能说是“不救”呢? 这不又是新的栽诬陷害吗? 当时大家对江青的叫喊都未理睬。在202 号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 接着，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 江青盛气凌人，骄气十足，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愤怒。他不等江青把话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 江青穿一身黑套服，坐在沙发上，连忙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 你张狂什么? 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 经几位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接着，讨论姚文元起草的《告人民书》，江青嘶哑着嗓子喊：“这上头为什么不写批林批孔? 为什么不写批判邓小平，是不是主席死了，要给邓小平翻案了。” 王洪文睁着哭红的眼睛，顶撞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要扣帽子 ! ” 江青把话题转到批邓问题：“你们知道吗? 毛主席是被邓小平迫害死的，他在临终前惦记着的头等大事，依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 江青的话越讲越多，并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知道吗? 毛主席为什么不久前还在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有重大的战略问题。我建议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批邓的问题，并且我建议，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公布政治局的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实在忍不下去了，气呼呼地站起来：“江青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主席的治丧和悼念活动还没进行，你拉扯那么多干什么呀?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 华国锋说：“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体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9 月9 日下午四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当噩耗从电波传向全国全世界的时候，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我走上街头，庄严的《国际歌》声在晴空回响。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半降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动。匆匆的行人行列里，有人一边走，一边擦着热泪。在连续七天的吊唁里，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30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科学家和各族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形，身着素装，臂戴黑纱，默默地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冒雨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跟着泣不成声的人群，向主席致哀。毛泽东的遗体安放在松柏常青树中，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身上。他那坚毅安详的遗容，仿佛刚刚入睡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旁边守灵。敬献的花圈中，有一个由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组成的花圈，上写： “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长长的队列，悲恸的人群，大声哭泣着从毛泽东遗体前走过。他们默默地在心底呼唤着： “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连日来，中南海紫红的古老院墙里，笼罩着特别令人悲恸的气氛。那漾着波光的湖面，那散着芬芳的花木，那盖着黄蓝色琉璃瓦的亭台楼阁，无不使人触景生情，仿佛感觉到毛泽东的身影仍在这里走动。罪恶的黑手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谁来做东方这艘巨轮的舵手呢? 全中国注视着北京。全世界注视着中国。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北京的声音。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毛泽东逝世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好遗体的问题。 “四人帮”认为，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保护遗体的水平。如果失败了，对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不好交待。江青怕负责任。因此，他们决定不插手遗体保护工作。一旦遗体处理不当，就嫁祸中央领导人。江青说：“我心情不好，我不管! ” 笔者两次访问过华国锋同志。1989年10月5 日上午，华国锋在住宅里再次接见笔者。他说，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党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部，派人乘飞机到越南河内了解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虽然得到了一些技术知识，但能否保护好，还没有把握。这时江青一反常态，立刻要往里钻。华国锋反问她：“你不是说，对保护遗体，你不管，不参加吗? 怎么这时候，又来参加，又要管了呢? ” 江青红着脸，无言答对。 “四人帮”把黑手直接插进了中南海。9 月10日晚上，时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华国锋听到情况汇报，十分气愤，这么大的事请，他们竟瞒着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 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听华国锋说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 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 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 配合王洪文的夺权活动，江青孜孜追求当党中央主席的迷梦。她搬回中南海以后，当面讲要和华国锋“团结”，背地却又进行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闷闷不乐地说：“昨天开的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冷笑地说：“他是主席谁承认? 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 江青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江青日夜做着当女皇的美梦。主席病重期间，她连续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等地，欺骗群众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到处散布，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她还要随行的记者，为她撰写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新闻。 8 月28日，她第三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尽管是大热天，她却打扮的像陕北农民那样，头上包一块毛巾。坐在凉篷里，故弄玄虚地说：“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江青大讲要破“男尊女卑”，“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在政治局我是单干产”，“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江青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8 月30日，江青到了解放军某部连队，她讲了一阵“我是大女子主义”之后，于9 月3 日乘着豪华的专列，有七个客车厢，两个货车厢，还带上四匹马，第二次窜到大寨，继续做她的女皇美梦。毛泽东刚刚去世，迟群、谢静宜就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的名义，向江青写 “效忠信”。他俩在信上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虽然毛泽东多次说过，“她( 江青) 并不代表我”。但江青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身后理所应当的接班人。谁当接班人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 据张玉凤写的一份材料说，一天，毛泽东要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给他念。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接着，他高高地扬起右手，用力猛向下一砍，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 毛泽东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严于解剖自己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坦率承认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像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 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江青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拥护主席的提议。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 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 1976年4 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会见完毕的时候，华国锋走上前对毛泽东说：“我送外宾走后，还要向主席报告几件事。” 毛泽东点头说：“好! ”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有一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主席有什么意见? ”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 ”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清楚。在场的张玉凤，又把毛泽东的话翻译一遍，向华国锋重复一遍。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毛泽东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华国锋对笔者说： “‘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是写给我的! 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 ’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 李先念很激动，拍着茶几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招( 着) 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句话，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 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工作。 1940年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年担任交城县的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建国前夕，他随军南下湖南，任湘阴县委书记。两年后又调到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任县委书记，领导互助合作和大跃进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很快改变了湘潭的面貌。1952年，他又从县委书记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毛泽东回湖南，华国锋多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稳重的言行、忠实憨厚的性格，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好评。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他的话说就是： “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跟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68年4 月9 日，担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8 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山来到湖南找华国锋谈话。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建设工业省的计划。临别，华国锋请示毛泽东：“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 坏人是谁呢? 毛泽东没有点明。当时，华国锋还以为是指大闹庐山的陈伯达呢！ 8 月25日，华国锋再次应召来到武汉。第二天，华国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高兴地说：“你戴那干什么? ” 接着又说：“取下来! ” 毛泽东问了湖南的情况，深思了一阵，再次告诫华国锋说：“你满脑袋是农业，我满脑袋是路线! ” 华国锋至此才明白：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次谈话后，华国锋随毛泽东到了广州，做广州方面的工作。一天，毛泽东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起他怎样从信仰孔夫子到信仰马克思。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当众夸奖汪东兴：“汪东兴有办法，能顶住江青，不让她来干扰我的工作 ! ” 汪东兴谦顺地说：“这全靠主席。若不是主席支持我，我怎能管得江青啊?!” 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长。毛泽东指示华国锋要多调查研究，并且制定了要跑二十多个省市的计划，但是，走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上海七省市后就病了。参加处理“9 ·13”事件后，1973年8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日常工作。 1976年4 月5 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经常以毛泽东的代理人自居的江青，对于华国锋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内心深为不满。 9 月1 日，北京召开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召开“四人帮”一伙人的紧急碰头会，她针对华国锋、叶剑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 还发表重要讲话 ? 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 真是太不公平了! ” 张春桥立刻说：“那个执掌军队实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 江青马上吩咐王洪文：“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 毛泽东逝世，按通常程序，理所当然的应当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是，江青却兴风作浪借机发难，妄图窃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华国锋的警惕。回忆到毛泽东向他亲自讲述的刘邦关于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故事，感到自己肩上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决心制止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华国锋向李先念透露毛泽东的三句话后，为争取更多的政治局委员支持，他又专门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当时公布了前两条。到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姚文元在审改人民日报送来的社论时，却别有用心地同意了社论中提到的“按既定方针办”，而没有按华国锋传达的“照过去的方针办”改正。这篇社论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而是社论的撰稿者从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中看到的。于是作者就把它作为毛泽东嘱咐写进了社论。自此，姚文元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的毛泽东临终嘱咐。要求新华社在处理各省悼念毛主席新闻时，都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也要添上类似的话。 9 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刚开完，江青来不及换衣服，身上穿着黑衫丧服，头上披着黑纱，径直来到主席秘书张玉凤那里，取走了毛泽东9 篇文章的原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稿。江青走后，张玉凤马上把此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指示她要立即追回文件。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包含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毛泽东刚逝世，叶剑英亲自给汪东兴打电话，严肃地说： “东兴同志，你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你还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 对此，汪东兴又向华国锋作了请示。、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江青。听到是汪东兴的声音，她故意拉长腔调，傲慢地说：“什么? 让我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办公厅? 笑话! 天大的笑话!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 汪东兴坚定地说：“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你拿走的文件档案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这话更加激起江青的怒火。她大声说：“你有什么权利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 你想干什么? ” 汪东兴再次严正警告江青：“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我是奉命办事的，希望你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 ” 江青冷笑一声，“砰”的扔下话筒，转过身子对站在电话边的张春桥说： “你看到了吧? 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就都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 江青虽然碰了钉子，但是贼心不死，继续纠缠不休。深夜三点钟了，她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哭大闹地说：“为什么不把主席的文件交给我? 我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待我……”说着就在电话上嚎啕大哭起来。华国锋按捺住心中的怒火，镇定而平静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吵闹。我不是早就当面告诉过你吗? 毛主席的文件，是党的财富，应该一律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保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 “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抢夺毛泽东的文件? 叶剑英说，一是怕，怕主席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要找打人的炮弹。如果“四人帮”真要掌握控制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他们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他们还可以以正统自居，任意歪曲篡改，制造种种理论，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还可以任意制造“最高指示”，“临终遗嘱”，独揽一切权力，为所欲为了。 9 月21日，党中央封存了毛泽东的文件。“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 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要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 ……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 ”华国锋径直问她。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位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 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 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 “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 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 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说：“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文件；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 张春桥仰着脸说：“有什么不合适! 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不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 华国锋接着又说：“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 就在9 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 “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剑英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 是谁告诉的呢 ? 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 姚文元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 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 问题的谈话，早就心慌意乱了。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 散会后，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谈话中暗示，可能要出事。早在1975年，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支弹药，准备装备30个步兵团，十个高炮师，三个地炮师，一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火箭炮108 门，高射炮780 门。这些武器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9 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密谈情况。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大批枪、炮、弹药。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再三叮嘱徐景贤：“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 深夜，张春桥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9 月 28日，临行前，张春桥又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 公开的挑战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9 月23日下午，江青通过秘书联系，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 11号楼。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 ”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 “怎么个复杂法? ”张玉凤问。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 拥护谁? ”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9 月29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人民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深夜开始了。这次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 15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事后告诉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在会上，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工、农、兵、学、商”群众国庆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讨论时，这个意见很快通过了。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 江青望了大家一眼，哭泣地说：“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是谁反对呀? ”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 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 叶剑英的话，像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叶剑英马上说：“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 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 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打着手势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 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 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 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地吵闹起来。她扯去披在头上的纱巾，从沙发上站起来，挥着手，尖声地叫嚷：“怎么? 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 办不到! 我还没死哩! 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 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脸色一阵变白，一阵又变红了。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张春桥说：“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她傲慢地说：“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他尽力遏制住自己，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 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他坐在那里没走，看看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泽东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华国锋还是不同意。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说：“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 华国锋顺水推舟，说：“好! 散会! ”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 夺权与反夺权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的丑剧被挫败了。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地进行着。 10月1 日这天，江青起床很晚。她中午刚刚吃完饭，就急急匆匆跑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这是她第八次接见清华学生了。她疯狂叫嚣：“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以后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歇斯底里地挥着胳膊，声嘶力竭地喊着：“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她明目张胆地煽动年轻人：“你们要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 10月2 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要把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命令停止执行，并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部队。张春桥在他的亲笔写的提纲里，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在“镇反”一项写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10月2 日，王洪文拍了“标准像”。接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4 人一起，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准备登台大典。二日上午，华国锋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9 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 稿) 》。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提起笔来在稿子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把稿子交给秘书，要他将文件交中央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华国锋并亲自找到耿飚、韩念龙谈了这件事。文件很快传到张春桥手里。他仔细推敲着华国锋的批示，心里一阵惊慌。他敏锐地感觉到，华国锋在向他们反攻了。为了稳住阵脚，他立即在文件上写了一个批示：“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向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打电话。江青又通知迟群、谢静宜、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深夜赶到钓鱼台会议厅。正当大家相互问好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身新军装，像导演样板戏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了。她板着脸，皱起眉头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吗? 我们都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战友，我们有事不能不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 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 ” 江青厉声高叫着：“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会东山再起的。因为，中央有他的人! ” 王洪文插话：“倒了邓小平，还有邓二平、王三平! 现在他们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和我们斗，要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江青同志! ” 张春桥耷拉着脸，胸有成竹地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哪! ” 江青像被蛇咬了一下，尖声怪气地说：“但是我不怕! 我现在每天都在练太极拳，把身体锻炼好，好和他们斗啊! ”接着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 ” 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她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这时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江青，摆出傲慢的架势，又大谈起历史来了。江青说：“刘邦死后，是吕后在掌大权。因为只有吕后能继承刘邦的事业。太子太幼，没有威信，还不能亲政嘛。西太后你们知道吗? 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江青的话，对她的追随者说来，真是“一点就明”。曾扮演过《红灯记》李玉和的钱浩亮，被江青提拔当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会上，他首先站起来，挥着手势，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向中央请愿，请江青同志担任党的主席! ” 刘庆棠马上响应说：“对! 我们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原来是中央歌舞剧院副队长，被江青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看到大家情绪很激昂，连忙摆了摆手：“现在有人已经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要篡改毛主席的本意，要同我们较量了! 我们今天穿着军装接见你们，就是要迎接他们的挑战! ”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坚决拥护江青当党的主席! ” 会后，“四人帮”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配合城里的活动，10月3 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打倒!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 10月4 日，“四人帮”爪牙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径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他愤怒地高声说：“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 ” 夺权的信号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华国锋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毛主席病逝以后，9 月15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 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李鑫于1948年5 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他在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过了一个星期，9 月23日，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5 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 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李鑫说： “形势愈来愈清楚，他们是要夺中央的权。事情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了! ” 9 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他在信上写道：“送上姚文元的信，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毛选问题。” 继姚文元来信之后，9 月28日，张春桥把李鑫找到钓鱼台谈话，盛气凌人地说：“我是中央常委，五卷工作我是脱不了身的。” 李鑫归来，立即把张春桥谈话的内容，汇报给汪东兴。他并请汪东兴转告华国锋，要求当面向华国锋汇报一次。汪东兴当天向华国锋报告了李鑫的要求。华国锋马上约李鑫在9 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李鑫向华国锋汇报了张春桥、姚文元要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的情况，同时向他讲了“四人帮”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华国锋神态严肃地听着，思考着。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李鑫建议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把他们隔离审查! 华国锋微微点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 10月4 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的文章后，立刻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火速转告华国锋。他说：“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 无声的惊雷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一直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7 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问：“你有没有这份杂志? 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 汪东兴说：“我没有这份杂志。” 胡乔木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说：“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中已开始酝酿了。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在301 住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 叶剑英摆手制止他说下去。见到四周无人，叶剑英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 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邓颖超先后来到叶剑英的住处。叶剑英住地的后山上，在茂密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没有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们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叶剑英听秘书报告，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到，连忙请他们到风雨亭来。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 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 叶剑英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 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曲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 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剑英十分敬重陈云。叶剑英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道：“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 ” 陈云说：“保险赞成! 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 陈云希望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 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老部下杨成武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他的期待。他对杨成武说：“那几个东西，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神情激动地说：“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中央曾发出文件，“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可是叶剑英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指战员。叶剑英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高级将领，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后，住在301 医院。傅崇碧告诉笔者，一天，他来到西山探望叶剑英。刚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剑英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叶剑英幽默地说：“我们是同案哟! 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 傅崇碧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 ”叶剑英说着大笑起来，伸出四个指头，又对傅崇碧精辟地分析形势说：“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回到医院，傅崇碧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和其他高级将领。寂静的病房，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 1976年9 月21日晚，华国锋在中南海值班。为避开“四人帮”的监视，华国锋说要去北京医院看病。然后，他坐车到北京医院绕了一圈，随即坐车驶向西城区西黄城根的李先念住地。这座青砖铺地的老宅院，院当中挺立几株大树，遮得满院子都覆盖着树影，沿墙栽种着葡萄。靠西边一座新修的高房子，正当中砖墙上开一道侧门。华国锋走进侧门，穿过正屋走廊，来到向南的客厅。这屋里靠玻璃窗伫立着一长排书柜，紧靠书柜摆了几只半圆形．的沙发。李先念让华国锋坐下后，华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单刀直入地对李先念说：“形势很紧迫。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四人帮’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想请你请示一下叶帅。‘ 四人帮’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知道叶帅的意见。” 李先念问道：“你下决心了吗? ” 华国锋说：“现在不能再等待了，情况太紧急了。问题是什么方式解决，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华国锋再次陈述毛泽东的遗志：“主席生前就交待过，今年不解决，就明年解决，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 ” 李先念用兴奋的目光盯着华国锋，连声说：“好呀，国锋同志，我马上去见叶帅! ”( 写到这里，笔者需要做一更正声明：笔者以前对这个细节的记述有误。当时，华国锋并没有写条子交给李先念，要他转交叶剑英。另有人写报告文学说，华国锋到医院去看李先念，而且写了一封信给叶剑英。经笔者向当事人核对，并无此事。他们在做高度机密的决策时，是不允许写出文字的。） 1976年9 月24日，李先念以参观西山植物园为名登车出城。这时大概是十点钟。晴朗的天空下，车子沿着笔直平坦的柏油路，穿过市区，疾速向西郊军事科学院驶去。 1982年11月24日上午九时，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在西山的住宅里，激情地对笔者谈到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他那雪白的长眉下，两只深深的眼睛，在珐琅质眼镜下闪动着熠熠的光亮。这双善于观察风云的眼睛，看上去显得特别机敏、刚强，蕴藏着深邃博大的思想、烈火似的力量。叶剑英说：“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那时候，李先念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刮来了 ? 他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 叶剑英又问：“你是奉命来的吧? ” 李先念大声地说：“我是奉命来的呀! ”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得赶快想办法，事情太紧急了，你得下决心啊! ” 叶剑英面容骤然焕发亮光，他兴奋地抓住老战友的手，连声地问： “华下了决心吗? 下决心了吗? ” “我看他是下了决心的! ” “那好哇! ” 叶剑英为了防止有人窃听，又把收音机声放大了一些。顿时，客厅里响起一阵高昂的音乐声，优美的旋律回荡在敞大的客厅里，掩护着两位战友的谈话声。李先念贴近叶剑英的耳朵上，大声地说：“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是逼上梁山啊! ” 叶剑英问道：“华有什么想法? ” 李先念说：“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待，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 在什么时机解决? 他请你拿主意啊! ” 叶剑英连连点头，陷入深沉的思考。接着他问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态度，特别问了陈锡联和吴德的态度。李先念一个个简要作了介绍。至于华国锋，叶剑英过去不曾一起工作过，对华国锋了解不深。毛泽东病逝后，他为做好对华国锋的团结工作，曾亲自主动第一次登门看望华国锋。那次，俩人在交谈中，叶剑英以试探的口吻，批评了王洪文破坏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企图建立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的错误做法。华国锋赞同叶剑英的意见，但是对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没有表态。因之，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叶剑英才提出关于华国锋的决心的问题。叶剑英神色严肃地说：“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 李先念说：“是呀，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 李先念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好主意，你们几个再分别交换一下意见。” “西山不可久留” 送走李先念以后，叶剑英来到幽静的庭院，又信步沿着石梯，登上院后的山岭，走进一座被他称作“放鹤亭”的凉亭。四周一片寂静。叶帅望着蔚蓝的夜空，银色的月光，黑森森的山峰，思绪如大海汹涌。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宋代大诗人苏轼的《放鹤亭记》。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同行的秘书知道首长有背诵诗的习惯，但为什么这阵子总是反复吟诵这两句呢? 她不了解沸腾在首长胸中的伟大战略决策! 笔者向叶帅问道：“西山为什么不可以久留? ” 叶剑英说“那时候，王洪文搬到了西山，他住在离我15号楼不远的25号楼里。这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监视我的行动来了! ” 说到这里，叶剑英的脸孔气得涨红，炯炯闪光的眼睛湿润了。他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凝视着，颤动的手，抚摸着胸前的军服。我注视着他那安详的神态，红润的面容。他那稀疏如雪的银发，宽阔而突出的前额，白眉下炯炯发光的眼睛，无不显示着元帅刚强的性格，果断机智的气质。叶帅稍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危险的时刻到了，王洪文很注意我啊! ” 叶剑英决心摆脱“四人帮”的监视。为便于同其他同志共商国家大事，当天他离开西山，转移到玉泉山九号楼了。王洪文发现叶剑英搬家，气急败坏地质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叶剑英怎么搬走了? 你为什么要让他搬进玉泉山? ” 汪东兴理直气壮地回答：“那是周总理批给他的房子，他为什么不能搬进去呀? ” “快打慢，快打慢” 听了李先念的传话，1976年9 月25日，叶剑英乘车进城。他为争取现任领导华国锋的支持，特地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这里原是西哈努克住的地方，唐山地震后，华国锋从史家胡同搬到这里。这一次，他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叶剑英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 叶剑英还建议华国锋要多到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谈谈。华国锋神情激动地问：“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能看得起我吗? ” “你去，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和‘四人帮’斗，老同志不会不欢迎你的。” 叶剑英鼓励华国锋：“老同志支持你，我们军队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只管干! ”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鼓励和支持，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力量，坚定了除掉 “四人帮”的决心。他神色严肃地说：“只要有老帅的支持，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军队的支持，我一定干! ” 华国锋搀扶着叶剑英，送老帅上车。叶剑英回到玉泉山的当天，对前来探望他的粟裕、宋时轮高兴地说：“华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取利乘时，间不容息! ” 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步伐，第二天，叶剑英又来到华国锋的家里。他们共同分析了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一致认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捍卫党的团结统一，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斗争。这个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式，必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又要做到合法解决。叶剑英说： “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四个人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 华国锋听了叶剑英的分析，十分高兴：“叶帅，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几个犯有严重罪行，可以隔离审查! ” “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叶剑英进一步分析形势：“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只要方法妥当，也可以避免。至于北京，一切优势都在党中央方面。” 说到这里，叶剑英尽管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再次征求华国锋的意见： “你认为有把握吗? ” “有把握! ”华国锋坚定地回答。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做了调查。证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虽然曾来过这个部队，但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需有中央警卫部队参加。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 汪东兴作为8341部队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同江青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江青曾辱骂过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批评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 那就是我! ”毛泽东保护了身边工作人员。江青要往8341部队派人，也遭到汪东兴拒绝。江青向他要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也坚决顶住不给。毛泽东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江青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你们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还有我在嘛! ”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有把握! ” 汪东兴脸色严肃，神色激奋，紧紧握着拳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 “好! 好! 就这样办! ”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眼睛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叶帅! ”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滚动着焦急的眼神，说：“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不能再等待了! ”叶剑英皱着眉头，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 叶剑英以他几十年做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才华和经验，立刻意识到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果断地说：“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 小会议室的聚会华国锋告诉笔者说，自9 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冲突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问题：江青一伙干扰党中央无法正常工作。江青的目的很明白。她公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敢于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问题，不断纠缠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大吵大闹，泼妇骂街……这不是明明想当太上皇、当党中央主席吗 ?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生前早就警告，说江青有野心，要当党的主席，要王洪文当委员长。江青根本不把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 华国锋说，毛泽东早在1975年就做过交待：“四人帮”的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去世了。他没有完成的遗愿，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完成它。现在是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10月1 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国27周年大会以后，当他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的时候，这些日夜在华国锋脑海里翻腾的问题，又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银幕上的故事、镜头，他全像没看见似的。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思索最近“四人帮”的活动上。他腾地从沙发前站了起来，大踏步走出电影厅，向休息室走去。同华国锋坐在一排沙发里的李先念，看见华国锋中途退出，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于是，他随即跟着华国锋快步走出影场。他在后边大步紧走了几步，在靠近休息室的走廊里，赶上华国锋，低声问道：“国锋同志有什么事吗? ” “有! ”华国锋回答。接着又说：“到小会议室谈吧! ” 同华国锋一起看电影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他看到华国锋、李先念相继退出影场，也随即跟着他俩来到小礼堂小会议室里。当李先念、吴德同华国锋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 “我考虑再三，鉴于现在的舆论工具全部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召开会议的形式，用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免引起混乱，我认为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比较稳妥一些。你们认为这样行吗 ? ” 李先念、吴德听了华国锋的陈述，两人都表示同意。李先念说：“国锋同志，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只要你来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 ” 华国锋对吴德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北京的任务是稳定形势，解决问题，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 ” 吴德说：“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坚决拥护国锋同志的决策，只要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市委坚决去办! ” 李先念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大局! ” 紧张、热烈而又短促的会晤，把三个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相互握手，悄悄并肩走出晚会会场。 “必须万无一失! ” “必须万无一失! ” 叶剑英的嘱托，时刻响在汪东兴的耳边。两天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仔细考虑着组织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日夜同参加行动的人员个别谈话，布置下达任务。汪东兴回忆说：“在组织具体行动时，我依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同志。” 10月3 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李鑫对妻子樊宁说：“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 妻子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解放后，两人又共同经历风浪。今晚，他要走了。此行是福还是祸? 她清楚地知道，对她个人可能是祸，而对千百万人民一定会是福啊! 樊宁告诉笔者，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妻子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镇定地说：“你去吧! 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 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 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走进汪东兴的家里。汪东兴握着李鑫的手，激情地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 ”李鑫高兴地回答。汪东兴立刻将李鑫引进家里的一间小屋里，向他交待说：“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李鑫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 日到6 日，在 “关”起来的三天三夜里起草出来。李鑫和汪东兴、武建华三人还具体商议了行动方案的细节。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华国锋、叶剑英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事情就这样定了! 扭正历史车轮，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特别行动，就这样决定了! 10月5 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次商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他们根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办法，解决这一尖锐复杂的问题。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吴德指挥。陈锡联在我家里，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部队，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持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 对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 四只螃蟹 1976年10月6 日3 时，中央办公厅发出当天晚上八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议程是：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三、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通知除送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外，还扩大范围送给了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请他列席会议，以便把姚文元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 1976年10月6 日——这个铭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日子，时间仿佛过得特别快。华国锋为此特地打电话给姚文元说：“今天晚上，常委开会研究毛选五卷的修改问题，请你来参加一下。” 姚文元说：“好! 我一定按时参加! ”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院里静悄悄的，没有笑声，没有人语，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一锅沸水在翻腾。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 “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们。这是秘密行动! ”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也在那里。汪东兴数了数到场的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简短地作了动员。大家低声而坚决地表示：“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 1976年10月6 日下午八时，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三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夜晚降临，月亮升了上来，在满地重重的树影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穿过柏油路，从玉泉山向城内驶去。一盏盏路灯像飞飘的流星，一闪而过。向远处看去，黑沉沉的市郊乡村里，徐徐闪光的灯火，仿佛夜航的军舰，驶进了繁华的军港。叶剑英仰靠在后垫上，两目看着夜里的灯光。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革命家，此刻心情欢快而平静。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战斗，他紧紧握着曾经在“二月逆流”会上拍桌折伤了的那个手指骨，脸上泛起了微笑。叶剑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一下车，就见华国锋、汪东兴的车已停在那里。俩人站在大红门前迎接他。华灯向夜空射出白光。怀仁堂如同往常一样宁静。所不同的是，今天来到怀仁堂的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微微感到一点紧张。集中在大门过厅里的执行人员，机警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汽车声。经验已使他们能够从汽车声里，辨认出这是谁的车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走进怀仁堂的会议室。这宽敞明亮的老式会议室，天花板装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一串串玻璃吊灯射出柔和明亮的光线。四周地面上全铺着地毯。四壁又高又宽的玻璃窗，全都拉上洁白的窗纱。正厅中间摆设着几排沙发、茶几。沙发后面靠门的地方竖立一架雕花屏风。简朴的陈设，使厅堂显得格外古朴、雅静、端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各就其位了。华国锋脸上带着平静而严肃的表情，挺立在正厅会议室中央的地毯上。叶剑英庄严威武地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议室进门的走廊。意料中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汪东兴走进紧挨沙发的屏风后面，隐蔽了起来。他为保障华国锋、叶剑英的安全，右手提一支手枪。时钟将近八点钟。张春桥第一个到了。他像往常一样，仰着脸，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走进怀仁堂。他穿过走廊，刚走几步，四个警卫干部强有力的手扭住了他。这时是8 点零2 分。 “干什么? 干什么? ”张春桥扭头挣扎了两下，手铐“咔”的一声响了，执行人员把他连推带拉，弄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声音高昂地向他大声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 王洪文第二个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一下车，快步跃上台阶，跨进怀仁堂大门。在他穿过走廊时，四位高大体壮的警卫干部把他扭住。王洪文拼命反抗，大喊：“我是来开会的! 你们要干什么? ” 接着他拳打脚踢，猛力挣扎着，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扑了过去，企图扼住叶帅的脖子。就在离叶帅只有一两米时，几个警卫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地，死死摁住，给他戴上手铐，扭着两臂推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庄严向他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 姚文元第三个到来，他还没有走进大厅，就在侧面的休息室里，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了。他惊恐地瞪着两只眼睛，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向他宣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审查! ” 姚文元听完，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警卫战士出了门。江青没有来怀仁堂开会。这天上午，据一位摄影记者回忆，江青集合毛泽东身边和江青身边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在学《毛泽东选集》。她自己也很清楚，这只是装装样子，标榜她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下午，江青又同工作人员一起，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入景山的苹果园。她得意地对摄影记者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 摄影记者按动快门，留下江青最后自由的瞬间。下午三点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少将团长张耀祠打电话：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 张耀祠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红色中华首都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央警卫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岗放哨。1953年5 月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直担任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张耀祠是汪东兴的老同事、老战友。当他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也来到了这里。汪东兴以缓慢的声调，严肃地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 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担任拘捕江青小组的负责人，并对张耀祠、武建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晚八点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张耀祠、武建华离开后，把这项高度机密的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待安排。而他们对于如何逮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安排则不清楚。晚上八时半，张耀祠穿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随身带的几个警卫，虽穿着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首先来到距江青住地很近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就住在这里。张耀祠走进毛远新屋内，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立即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三下两下将他押走了。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带着三位警卫，来到江青住地中南海万字廊201 号。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离开钓鱼台，住在这里。张耀祠对江青住地的警卫十分熟悉。门口警卫见警卫团长来了，点点头就让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穿着丝绸睡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说：“江青( 往日他总称‘江青同志’，这一回没有了‘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 张耀祠又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江青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 她总是随身带着保险柜的钥匙，并不交给秘书保管。江青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当即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押上她平常乘坐的那辆专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中南海的地下室。 10月6 日夜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后，也都被关进地下室，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里。而不是像传闻所说的“连夜押往秦城监狱”。江青对自己的末日，早有准备和预言。据张玉凤1976年10月22日揭发，1973 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痛心地对张玉凤说： “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说着，毛泽东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叫张玉凤去办。当张玉凤把钱给江青送去时，她一边接钱一边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江青的预言，为后来的事完全证实了。北京卫戍区的执行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在迟群、谢静宜的住地逮捕了他俩人。中央政治局顺利地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 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很快汇报到怀仁堂正厅。正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元帅，听到胜利的喜讯，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说：“好! 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 这场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玉泉山的黎明逮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0月6 日晚上十点钟，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由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深夜。在通向玉泉山的公路上，各种喧闹的车辆已经稀少下来。但是，一辆辆闪着灯光的小轿车，响着急促的喇叭，从四面八方疾驶而来，向西山涌进着，消失在茫茫的山影树丛中。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激动、兴奋、欢腾的气氛弥漫着全场。好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老同志们都像一下变得年轻了一样，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喧嚷，相互紧紧握手、拥抱、拍肩膀，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有什么好消息呀? ”“别急，等等就知道了! ”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在商量着什么。突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以宏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人语声。 “同志们! 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叶剑英满脸笑容：“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 一阵热烈的掌声进发起来，久久不停。一个个凝神屏息的面孔，立刻又肃静下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详述了“四人帮”的罪行，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回顾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强调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华国锋说：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华国锋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说：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第一着棋，是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 “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多次强调：“‘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伺志进行了这场斗争。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 “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做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紧张而热烈的会议，从10月6 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 日清晨六时，连续开了七小时。 10月7 日黎明，当与会者散去分片分口传达的时候，一道亮光从东方升起。淡蓝色的晴空下，朝霞辐射出红艳艳的光芒，照耀着玉泉山的山峰。这时，九号楼仍然灯火通明，电话铃久响不息，叶剑英将喜讯通知许多老同志。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迅速在一些老同志中传播开来。人们奔走相告说，现在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10月10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 在家庭里，在招待所里，在街道的酒馆饭铺里，人们自发地狂欢集会，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央电台的插曲这里需要写一段控制中央广播电台的插曲。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例如，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舆论机关，是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控制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而控制中央广播电台，则是由耿飙将军执行的。耿飙同志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参谋长、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曾任驻几个国家的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联络部部长。 10月5 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飙，要他到家里来一下。耿飙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耿飙就性急地说： “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 华国锋爽朗地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 ” 耿飙笑着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 ”华国锋开门见山，说话不再绕弯：“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华国锋又交待：“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你明白了吗? ” 耿飙严肃地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 耿飙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往常他都由秘书或家人接电话，可是，这两天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他就像士兵接受命令那样，心里激动得直打颤，急忙抓起电话机。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打了几十年仗的人，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事激动得寝食难安。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 ”耿飙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飙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飙说：“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江、张、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巍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剑英紧紧握着耿飙的手，慢声嘱托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巍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飙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你带武器没有? ” 邱巍高坦率地说：“没有! ” “你要带武器。”耿飙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 ” 邱巍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飙又问：“这个营是那一团的? 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问耿飙：“你要不要带枪? ”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 ”当即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长写了一封信：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耿飙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巍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卫团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又一次向耿飙交待说：“一切交给你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飙、邱巍高各人带一支手枪和一位警卫团长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晚十点钟了，警卫团长马上按照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飙随即带着2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信交给邓岗。邓岗仔细看着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 那好! ”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 邓岗和耿飙两人相对而望。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 中都被当作“走资派”、“民主派”挨过批斗，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各位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吗? ” 大伙连忙说：“明白了! 明白了! ”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领导成员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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