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啊!红卫兵 7 月2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明确宣布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压制学生，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而在此前，所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却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一度被勒令解散。不屈服压力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恐怕第一张大字报阐述得不清楚，决定再写一篇大字报。于是就有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7 月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的大字报，同前两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华丽的词藻，并且说：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红卫兵感到有压力。但卜大华等人反复琢磨，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 于是，7 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把“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 8 月1 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小将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毛泽东在信中说：红卫兵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在信中同时指出：“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信，在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第二个文件广为散发。在这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还附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 “两论”。 8 月3 日，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们召见到钓鱼台，并给他们看了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时，这些年青人惊喜万分。用他们的话说： “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天安门上的接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清华附中去看大字报，并纷纷署名红卫兵写大字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热烈支持。一些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北大附中、八一学校、地质学院附中、北京市25中等学校，为了区别八月以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自称是老红卫兵。 8 月17日，毛泽东为鼓励北大造反的学生，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热潮中的革命师生。8 月2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真正的高潮是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和师生。这天，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这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同许多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着兴奋激动而严肃的表情，从东侧走向西侧，俯视着欢腾的人海，频频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笔者站在金水桥边，目击了动人的情景。在天安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 ”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 ”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为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从这天起，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即使是旧军装，也都成了那个时代最时兴的时装。 8 月19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出通栏大标题新闻：《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在这条长篇新闻里写道： “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 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新闻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情景。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安门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数十万红卫兵挥舞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像是一片烈火在燃烧。清华附中学生周晓春跳着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 红卫兵把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看作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处处受到抵制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可以说，红卫兵的出现，真正开创了毛泽东希望出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天下大乱”的新局面。毛泽东从接见红卫兵和师生的狂热场面里，看到这些被称为“勇敢的闯将” 的青少年，是一支可依赖的“革命造反”的突击力量。为了使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造反”，从1966年8 月18日至11月26日，他曾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使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 的高峰。周恩来怕来京串联的人太多，把铁路大动脉搞乱，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关系? 不要紧，都要让来，管饭，乱就乱一阵! “向旧世界宣战” “8 ·18”大会上，党内第二号人物、居于副统帅地位的林彪，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上，首次发表了煽动打倒一切的讲话。他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 ”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 在这里林彪连着讲了要打倒的几个“一切”! 接着，他又号召“展开猛烈的进攻。”他说：“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 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 林彪的讲话，经过了毛泽东审阅。林彪相继在8 月31日、9 月15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和青少年，冲破一切阻力，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说：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当红卫兵从校园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开始大规模破坏的时候，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你们! ”他鼓励说：“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 ‘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好，做得好! ” 1966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对这种 “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错误地美化为 “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7 月，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有人贴出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的还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辩论血统论时，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 指出身好的) 学生歧视、污辱、斗争 “黑五类”( 指出身不好的) 学生的事件。红卫兵运动出现了分裂。 8 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 ”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 港式的衣裤不穿! ……” 紧接而来的，是红卫兵在大街上拦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许多妇女被戏弄、侮辱。她们穿的各色裙子、窄裤管也被剪开。街头一片混乱。绣着精美图案的传统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 孔庙) 里，纵火焚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色风暴越刮越烈。8 月20日开始，蜂拥街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到处打、砸、抢，刷标语、贴传单、贴大字报…… 8 月23日夜，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解散。 8 月24日，首都红卫兵召开40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70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有一批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他们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灯通行，绿是反革命，禁止通行。天真的青少年们，以为只要这么一改，这可以同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就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中央报刊电台对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极左盲目行动，不去说服引导，反而火上加油，倍加称赞。1966年8 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一文中，高度评价、歌颂红卫兵的造反。人民日报8 月23日还同在一版，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 》两篇社论，配合新华社 22 日播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鼓舞红卫兵更加走向极端。 1966年9 、10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 “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 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 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年9 月被打开的时候，笔者同其他记者曾一块进入这座“地下宫殿”参观。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1966年8 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 ”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 灾难遍及全国各地。闻名世界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被砸去了头颅。一向被中国人尊为始祖的湖南炎帝陵全部遭到破坏。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合肥，一千多年来人们年年祭扫保护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北师大的红卫兵，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1966年11月间，在孔子故乡毁坏文物6000余件，砸烂历代石碑1000多块，烧毁古书2700册，字画900 多轴。许多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产党的老干部，被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打骂和抄家。据北京市不完全统计，1966年9 月底，被抄家的达 32600 多户。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投湖自尽，终年67岁。著名国画家徐悲鸿把全部画卷捐献国家，即使这样，他的家也被抄了60多次。著名画师刘海粟，家居南京，被抄了24次，什么东西都抄走了。1980年，他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15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35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瓷器20多件，宋、元、明、清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上海抄家规模遍及大街里弄小巷。据不完全统计，被红卫兵抄家的84222 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巴金，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的夫人萧珊为保护他，到派出所报警，民警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同巴金一起关进马桶间里。后来，她和巴金都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扫马路。她在疾病的折磨下，死于“流着血和泪的日子”。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将军和老干部，不甘忍受侮辱，用他们被迫的自杀，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结束了倔强的生命。他们之中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等等。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因病得不到治疗，被活活折磨致死。中外知名作家冰心，被民族学院造反派描绘成“吸血鬼”。这位年过60岁的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烈日，到文联大楼去扫厕所。面对灾难和恐怖，她沉着、冷静。即使是在被批斗的时刻，她仍表情坚强而宁静。她手拿一本英语小词典，一个人沉湎于念英语单词，像尊洁白的女神伫立在“红海洋”中。冰心原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年和丈夫吴文藻一同回国。红卫兵批斗冰心时，强迫要她交待：解放初你为什么回国? 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 对此，冰心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 ”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人们称为语言艺术大师。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一面大黑旗等五顶大帽子，逼迫赵树理承认，赵树理拒不承认。造反派“啪”地一掌朝赵树理打来：“赵树理! 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树理想了一想，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打手更火了，又“啪”地一个耳光：“你再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向赵树理打来：“胡说! ” 赵树理说：“不对? 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另一个打手又给赵树理一个耳光。赵树理说：“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 几个打手高声喝住赵树理： “住口! 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 赵树理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呢! ” 赵树理的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嗜血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矫枉必须过正”和“造反有理”的思想指导下，发生许多起打砸抢抄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鼓吹打人。他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还提倡：“民兵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在谢富治怂恿下，大兴县8 月27日至9 月1 日，在13个人民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 人。在这次目无法纪的乱打乱杀事件中，据北京日报《宣传手册》记载，“死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的婴儿，有22 户被杀绝”。市委发现后，很快制止了事件的发展。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8 月29日，人民日报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里，公然赞扬乱揪乱打。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为宣扬“红卫兵的功勋”，1967年6 月2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这是根据林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而举办的。笔者接到通知，仔细参观了展览会展示的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等各部分图片和实物，真可谓“战果辉煌，琳琅满目”。其中仅是拳头大的金元宝就有数十个。据1987年报纸公布的材料，仅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就抄走黄金10．3 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 61 ．36万件。全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也悄悄地“自我销毁”了。这种秘密销毁的社会财富，数量之大，更是无法计算的。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两件事。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是经营中药材的乐家老店的后代。这家从明代起经营名贵中药的大商家，贮藏许多名贵药材，其中犀牛角图章就有几十个。乐家一位女婿说：“文革”风暴一来，他亲自把一抽斗犀牛角图章，全都倒进粪坑里了! 琉璃厂什坊街的“怀古斋”，是家著名的老古玩店，库藏有大量宋、元以来的古玩瓷器。这些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青瓶大盘，如今却成了店主人消灭的对象。每当夜深人静时刻，家里人都要偷偷将青瓷器砸碎，一连七夜，把“无价之宝”当成垃圾倒掉。 “西纠”的崛起在红卫兵狂热的浪潮里，在人心惶惶的日子里，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长期受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青年学生，面对天天发生的打、砸、抢、抄事件，面对广大群众的抵制、恐惧和不满，他们开始问自己：难道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 一心保卫红色江山的好人为什么被打倒了? 革命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渐渐从“造反有理”的迷惑下觉醒过来，对动荡混乱的局面，对无法无天的过火行动不满起来，厌恶了。 1966年8 月6 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 8 月27日，由清华附中署名的《红卫兵战报》，发表了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1966年8 月，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共同协商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西纠”，在其活动的短短一个多月中，从8 月底到9 月底，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针对社会上的具体情况，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武斗、体罚，以至保护民主人士，接待外宾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周恩来总理对“西纠”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快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 他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西纠”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动( 也曾有过火行动) ，以及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多群众参加运动的倾向，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西纠”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镇压。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说， “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江青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同志是 “西纠”干坏事的黑后台，叫嚷：“周荣鑫就是西城纠察队的高参，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看看! ” 周荣鑫被点名走到前台示众了。江青如此仇恨周荣鑫，是因周荣鑫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千方百计保护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一次，一位部长被某学院学生揪走，穿着演京剧的蟒袍玉带，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周荣鑫闻讯赶到会场，同学生们谈判五六个小时，终于把这位部长解救了出来。 “西纠”成员陆续被投入监狱，受到逼供。 “联动”的斗争 “西纠”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勇于探索真理的一部分红卫兵，继续坚持斗争。 1979年3 月21日下午，笔者撰写的披露“二月逆流”真相的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有几位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他们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在怀仁堂斗争中对“联动”的支持，并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的斗争和遭遇。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思想纯真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代表，热烈讨论着形势问题。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什么意见提不得? ” “现在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自己的意见? 我们中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 联合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 诞生了。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的同学，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成立宣言。 1966年12月5 日，“联动”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这天，“联动”为扩大声势，成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跑进京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 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 的讲话”，“坚决反对资反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同学还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 12月7 日，廖承志在民族宫主持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筹备会。以左派自居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代表，提出联欢活动应由他们独揽。“联动” 代表不同意他们独揽，并把“三司”代表轰了出去。会上，廖承志用自己的经历，深情地鼓励同学说：“你们要懂得做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接见外宾。” 廖承志的肺腑之言，教育了青年，但却遭到江青的斥责。12月9 日，她在有周恩来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检讨。12月16日，她在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斥骂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 12月26日，“联动”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开会。群情激愤中宣读批判中央文革的传单，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 联动四处活动，很快同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四五百名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联系。他们以“四大”作武器，向中央文革开火，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和向江青质疑的大字报。 “联动”的行动激怒了中央文革。1967年1 月17日，江青、陈伯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等，调动13个大专院校的一万多人，调动三辆消防车，把石油学院附中地下室灌满水，砸抄“联动”。接着又包围北大附中等校的“联动”学生。1 月25日，谢富治又指挥大批警察，包围八一学校，捣毁教室，拔掉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先后逮捕卜大华、马小军等139 人，关进半步桥第一监狱。清明节这天，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的“联动”红卫兵，又遭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逮捕。大串联和新长征伴随着造反热潮，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所谓“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以铺天盖地之势，冲击着每个角落，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汹涌澎湃的“不实之词”，像洪水泛滥一样淹没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社会的风气，成为一些人随意诬陷打倒别人、篡夺权力的工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毛泽东提倡运用“大民主”。 1966年6 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各地学生大闹北京。他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学生，在中央报刊舆论的鼓动下，效法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纷纷炮打各省市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发生了骚动。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进行了压制。这样就更加深化了各地领导与学生的矛盾，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学生纷纷前来北京告状，“请党中央毛主席评理”。天津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回想1958年8 月13 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学生们特地起名“8 ·13”红卫兵。各地上访串联的学生，云集北京。8 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筹划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支持大串联。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9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支出。从此，全国兴起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 从此，全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像奔腾的海潮涌向北京、井冈山、韶山和大寨。在天寒地冻、缺粮缺被的日子里，拥上井冈山的10万红卫兵，不得不靠军队紧急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才解救下山。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徒步行军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笔者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我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红卫兵怀着好奇和梦幻，游荡在祖国大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流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他们在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住吃、游玩、坐车一律免费优待。每个红卫兵都把能见到毛主席，看作一生最大的幸福，载入个人成长的史册。通过大串联，掀起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化毛泽东的红海洋里，毛泽东思想被一些野心家吹捧成宗教、信条。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印制、佩带毛泽东纪念章，到处竖立毛泽东巨大塑像。许多单位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形式主义风行全国。对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一方面对斯诺说：“讨嫌! ”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 “接见”红卫兵，推波助澜。周恩来对个人崇拜是做过抵制的。1968年12月，周恩来为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态，经毛泽东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时，针对林彪、江青搞的形式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当他听到有关部门要再调5000吨铝去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时，立即加以制止。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口袋装着《毛主席语录》，成为狂热的浪潮。几乎人人都有小红书，几乎人人都有毛泽东像章。“语录”和 “像章”，不仅成了“突出政治”的“三忠于”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日常交往的礼物和风尚。各色各样的像章，精彩夺目，大的、小的、夜光的、塑料的、铝合金的，到处流传交易。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等告诉笔者，叶群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曾多次化装到北京街头进行像章交易，有时竟像“抢”一样，把像章弄到手。她把收集的一万枚不同样式的像章( 包括他人赠送的) ，放在精制的木盒里，准备在毛泽东73岁寿辰这天，赠送给毛泽东。夺权引起武斗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的红卫兵，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同观点的两派，争相夺权，内战烟火由此而起。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大乱，群众组织中出现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广大干部党员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火做法感到困惑，不理解。昔日的革命干部，为什么转眼间变成了革命对象? 绝大多数人对运动持观望、抵触态度。为克服这种阻力，1966年10月9 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解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6日下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狂热地歌颂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他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纳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 10月25日，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10月28日晚，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提出：大串联徒步进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不准冲击解放军；不能干扰法院、监狱、公安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不应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打人、体罚等。但是，红卫兵对这些规定，根本置之不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一下火车、飞机，就被红卫兵揪走了。各级领导机关再次受到猛烈冲击，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遍及城乡各界。 1967年元旦刚过，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掌权的造反派同未掌权的造反派，相互夺权争权，引起全面内战。武斗之风日盛，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遍及全国城乡各地。骨肉同胞的血，流洒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北京、上海、武汉、沈阳、重庆、南宁、淮南、沙市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广。重庆是武斗的重灾区。1967年到1968年，美丽的山城一直笼罩在内战的炮火中，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动用了坦克、迫击炮、登陆艇和各类轻重武器。仅在一次残酷的武斗里，就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有600 多人血溅山城。其中牺牲时最小的红卫兵只有14岁。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重庆红卫兵墓，是血和火的历史见证。沙坪坝公园西南土岗上的红卫兵墓，113 座埋着500 多具红卫兵的骨灰或尸骨。风格各异、大小不一的墓碑，有的顶端像尖尖的利剑，有的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一座墓碑上还刻着墓志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 另一墓碑上刻着：“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8 ·15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 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8 ·15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 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巅上，歌乐山巅。”碑文里的豪言壮语，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格，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的贫乏和愚昧。这些年青的生命，竟会为不同观点的争论，去忘我地火并! 每年清明节都有亲人来扫墓。他们站在墓前，悲痛地怀念着死者，思考着那毁灭人性的年代。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天真单纯浪漫的青年学生，是在被深深愚弄受骗后才被推进了坟墓! 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日子里，笔者参加了一次“中央首长”对“五大领袖”的接见。 1967年8 月7 日晚，我突然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通知，要在10点赶到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耀眼的灯光下，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等接见造反派 “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开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向“五大领袖”和其他市单委会委员，通报了首都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和夺权的情况。这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走进会场。她脱下披风，露出新军装，热情地微笑着向五大领袖招手。她一会说韩爱晶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一会说，蒯大富爱说谎，一会说，聂元梓我对你寄托很大希望，一会说，谭厚兰你不要飘飘然。当说到红代会拒绝中央文革派记者参加会议的时候，江青突然大发脾气，痛斥他们几人封锁中央，愤怒斥责：你们几个老子天下第一，连我们都瞧不起了，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你们不跟主席走，工农兵跟主席走! 她警告他们：要革命的来，不革命的滚开。我担心你们会走向反革命! 在江青盛怒之下，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低着头，弯着腰，奴颜婢膝地请求江青原谅…… “五大领袖”们的丑态，顿时使笔者心里一阵恶心：这些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凶手，原是一伙被人驱使的狗! 枪声震动了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他的话变成了人们耳边的风。 1968年7 月27日上午，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制止武斗，整顿秩序，开进了蒯大富盘踞的清华大学。这个在百日大武斗中死亡、伤残百余人的高等学府，被武斗的枪声、爆炸声，弄得满目凄凉，血痕斑斑…… 几千人的工宣队，刚开进学校，即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突然袭击。下午一时，蒯大富拔出手枪，喊叫要和工人拼了! 红卫兵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工人队伍冲杀过去，五名工宣队员当场惨遭杀害， 731 人负伤。清华大学的流血事件，震惊了全京城，震动了毛泽东。最高统帅决心亲自制止武斗。 1968年7 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自召见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人。忙于参加武斗的蒯大富迟到了几个小时，很晚才走进大会堂。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毛泽东和几位红卫兵领袖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后，立即把话转入武斗问题。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 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居民、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 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 ；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毛泽东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毛泽东满怀希望地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谈到产生武斗根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到中央，而是中央斗争反映到社会。另据国际关系学院一份录音材料记载：迟至7 月28日早7 点半，才赶来的蒯大富，一走进门就哭了。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坐在一边的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省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啊，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林彪说：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如果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去。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90％以上，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 传达要点) 。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1983年3 月16日受到历史的审判。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年9 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知识青年到何处去? 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 1968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 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 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 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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